黃侃黃焯批校昭明文選(全10冊)（簡體書）

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湖北，是四方風物云集的交通要衝，更是自古人文薈萃的文化重鎮——僅從兩部重要文化典籍，就可以見出湖北在中華文化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卓爾不凡的氣象。這兩部典籍，其中一部是《楚辭》，另一部則是《文選》。

《文選》與湖北淵源極深。我國典籍長期以“經史子集”四部歸類，其中集部著作數量*多。集部之下，又有《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大類。《楚辭》為集部之祖，《文選》居總集之首，其地位不言而喻。

《楚辭》主要收錄屈原及其後繼者宋玉、東方朔等人的作品，它以強烈的抒情色彩和濃厚的家國情懷以及獨特的表達方式，給中國文學注入了新鮮活潑的生命元素，為中華文化輸送了清正剛健的厚重氣息，與《詩經》一同構成了中國文學的淵源。司馬遷《史記》敬仰屈原其人，以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劉勰《文心雕龍》將《楚辭》視為可與“六經”共傳的“文之樞紐”，辟《辨騷》專篇討論其深遠影響，認為它“驚才絕艷，難與並能”。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高度贊揚“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指出：“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

梁代蕭統選編的《文選》同樣氣象不凡。它精心選錄周、秦、漢、三國、晉、宋、齊、梁八代共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七百余篇重要作品，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它匯集了我國隋代以前的文章精華，給後代文人創作提供了重要範本。《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以之居首，說它：“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表述更為扼要：“《文選》為文章淵藪，（李）善注又考證之資糧。一字一句，罔非瑰寶，古人總集，以是為弁冕，良無忝焉。”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雖對《文選》分體有不同意見，但仍肯定其為“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文史通義·詩教下》）。著名學者黃侃先生曾在手批《文選》書後題詩為贊，其中說道：“八代名篇此盡儲，正如乳酪出醍醐。”充分肯定其收羅之宏富，選錄之精當。

眾所周知，《楚辭》的主要作家屈原為湖北秭歸人，其*重要的注本《楚辭章句》又出自湖北宜城人王逸之手，它早已與湖北文化血脈相連。同樣，《文選》這部典籍也與湖北淵源極深——《文選》的選編者蕭統，其母親丁貴嬪世居湖北襄陽，蕭統便出生於此；《文選》傳播過程中以李善注本影響*為深遠，李善本籍即為湖北江夏，並且晚年回到故鄉辟地講學（據周貞亮《文選學講義》第七章《文選學之成立》）。更為重要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文選》學最早是在湖北大地上生根發芽，並結出碩果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駱鴻凱、周貞亮先後來武漢大學任教，其《文選學》《文選學講義》幾乎同時刊布，成為現代《文選》學開端的標志。

《文選》歷來備受重視。《文選》成書後，蕭統的侄子蕭該撰寫了第一部注釋本《文選音義》，其後唐初曹憲在揚州聚徒講學，逐漸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文選》學”，其弟子李善便是集大成者。《文選》廣受唐代讀書人歡迎，李白、杜甫、韓愈等重要作家都十分重視學習它。《朱子語類》卷一百六十記載朱熹說：“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此言屬實，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二記載：“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者，悉焚之，惟留《恨》《別》賦。”杜甫則在《宗武生日》中明確指出：“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至於“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並非“盡掃八代而去之”（清劉聲木《萇楚齋四筆》），近代學者李詳著《韓詩證選》一卷，考證韓愈吸取《文選》精華之處，立論確鑿，令人信服。

《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使者奏請唐室頒賜四部漢文典籍《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大臣於休烈上書諫阻，以為這四部書都事關軍國大計，不可輕傳，其中論述《文選》說:“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文選》一書確實載錄了大量詔令、檄文等政治性文體，於休烈有此擔憂，也並非無因。從此事可以見出：一方面，《文選》被看作與《毛詩》《左傳》這樣的經書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此書的影響已遠播邊疆。

《文選》在唐代主要以傳抄為主，到五代時期始見刊刻的記載。宋秦再思《洛中記異錄》記載，毋昭裔貧賤之時曾向人借閱《文選》，人家面有難色，於是他立下宏願，自己將來顯達了，一定要“刻板印之，庶及天下習學之者”，後來他成為後蜀宰相，終於達成夙願。貧賤的讀書人都有閱讀《文選》的願望，足見當時的知名程度。

宋代文化空前繁榮，典籍傳播更為便捷，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文選》版本基本源自宋人版刻。此時，《文選》在讀書人中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陸遊《老學庵筆記》中說：“方其盛時，士子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宋王得臣《麈史》記載了一則軼事，宋祁母親夢中得朱衣人贈送《文選》一部，於是宋祁小字“選哥”，宋祁曾手抄《文選》三遍，逐漸悟得文章佳勝之處。

元明兩代，《文選》研究相對式微，到了清代又出現復興之勢。據現代學者王書才統計，清代《文選》學專著有70多種，另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清代留存至今的《文選》批校題跋本也有56種之多。清人以實證精神研治《文選》，從語言學、文獻學、文學評點等各個方面對《文選》展開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

直至晚清，督鄂近二十年的名臣學宗張之洞也十分重視《文選》，其《書目答問》單獨列出“文選學家”一類，這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尚屬首次。《輶軒語·語學第二》中總結了“選學”的兩種路徑：一為征實，以積累學問為目的；一為課虛，主要運用於寫作。這為讀書人學習《文選》指示了門徑，如此分類已見出對傳統《文選》學的總結趨勢。

到了現代，傳統學術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巨大衝擊，《文選》學研究在艱難的形勢下展開。黃侃先生不懼“選學妖孽”的譏評，先後在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講論《文選》。其後，黃侃弟子駱鴻凱與當時著名學者周貞亮先後在武漢大學開設《文選》課程，分別寫成《文選學》《文選學講義》，成為“20世紀新《文選》學的開創者”（傅剛《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展望》），現代《文選》學自此拉開了帷幕。

積極傳播《文選》是湖北文化界的使命。從以上事實可知，《文選》學的千年發展過程中，湖北文化界可以說貢獻良多，尤其是在《文選》研究的現代轉型方面大放異彩。因此，當今的湖北文化界有責任積極傳播《文選》。

值得注意的是，黃侃作為現代《文選》學的重要引路人，其重要學術觀點都體現在對《文選》的精心批校之中，而其批校所用的底本即有湖北崇文書局出版的《昭明文選》。

崇文書局成立於同治六年（1867年），是晚清著名的五大官書局之一，在李瀚章、曾國荃、李鴻章、張之洞等名儒顯宦的大力支持下，聲譽日隆。崇文刊刻的書，底本精善，又講求實用，物美價廉，故而流播甚廣，在文化界產生過不小的影響。例如康有為《桂學答問》中提到：“辭章之學，先讀《楚辭集注》，次讀《文選》，則材骨立矣。”而於《文選》的版本，則指出：“武昌胡克家翻宋本為佳。”所謂“武昌胡克家翻宋本”，指的就是崇文書局翻刻的胡克家覆宋尤袤本。胡適《一個*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開列的典籍中，也有不少用的是湖北崇文書局本。

如今的崇文書局前身為湖北辭書出版社，以出版《漢語大字典》立社，2002年正式沿用“崇文書局”之名，努力繼承發揚崇文書局傳播優秀文化的使命。在對《文選》的傳播方面，出版社已經和將要做出的重要工作有：
一是承擔“荊楚文庫”本《昭明文選》的出版任務，該書已於2016年出版。
二是訪求重要稀見版本，滿足學界急需，計劃出版《北宋國子監本文選輯校》，此本將當世僅存的兩份北宋國子監本《文選》殘卷（一份藏國家圖書館，一份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合璧整理，並通校十種《文選》重要版本，作者以近十年之功從事此項工作，力圖全面反映這部《文選》存世第一個刻本的學術價值。
三是針對清代《文選》學成績突出而我們繼承並不充分的現狀，特意邀請河南大學王立群教授主持點校《清代文選學名著叢刊》，系統匯集清代學者研究《文選》的成果，以整理校訂本的形式面世，以便研究學習者掌握和利用。
四是策劃了“文選學經典書系”五種，以全面反映現代《文選》學的發展軌跡，其中湖北漢陽籍學者、武漢大學前輩教授周貞亮《文選學講義》系由其授課講義整理而成首次正式出版，今年即將面世。
五是全彩原樣影印《黃侃黃焯批校昭明文選》，完整反映黃侃、黃焯兩位先生研治《文選》的建樹，以啟迪後進。
六是準備在現有的產品線“中華經典全本譯注評”叢書中增加一部《文選譯注評》，期待以普及本的形式促進其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