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安德烈（新裝珍藏版）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跟青少年子女斷了線？
或許只是，我們自己跨不出去……
晚餐桌上兩代共讀共辯的經典

▎收錄全新序文 ▎

1999年，安德烈14歲，龍應台離開歐洲，回台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和安德烈每天只能透過電話聯繫彼此，久而久之，在分隔兩地的情況下，兩人竟漸漸變得無話可談。2003年，龍應台卸任回到安德烈身邊，這個曾經與自己最親暱的孩子已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坐在桌子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媽媽。

龍應思考著到底該如何重新認識這個人，於是邀請安德烈一起透過書信的方式，用三年的時間，重新認識彼此。

在一封又一封的通信中，母子間幾乎無所不談，他們的話題，從生活品味、情感世界聊到年輕人對未來的徬徨不安。更一起探索了兩人對當代總總社會現象的觀察，從對威權的抗爭、歐亞文化的差異，聊到社會與全球貧富差距的階級思考。

「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信中所說「性、藥、搖滾樂」是現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
儘速回信。MM」

「MM,
能不能拜託拜託你，不要只跟我談知識分子的大問題？生活裡還有最凡俗的快樂：「性、藥、搖滾樂」當然是一個隱喻。我想表達的是，生命有很多種樂趣，所謂「藥」，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讓你全心投入、盡情燃燒的東西。我想從佛洛依德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人類是由直覺所左右的。「搖滾樂」不僅只是音樂，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味的總體概念：一種自我解放，不在乎別人的眼光，自由自在地生活，對不可知的敢於探索，對人與人關係的聯繫加深……。安」

36封書信，兩人互述觀點，信中言語交鋒，展現世代與東西文化價值的差異。安德烈對母親直來直往、有時坦率得近乎尖銳；龍應台則以最大程度的溫暖、以理性與生命的智慧，去理解並回應眼前這一位如此年輕的「成年人」。

面對安德烈的傾訴，龍應台選擇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從旁提醒，卻不干預。他們重新進入了對方的生活、時間和心靈，同時也記錄下兩代人試圖消除隔閡與衝突的努力，呈現了母子兩代人心靈的碰撞脈絡，以及中西文化對個體思想的影響。

龍應台
作家。2012-14年為台灣首任文化部長。2015年為香港大學「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2017年為照顧母親移居台灣屏東潮州鎮，開始鄉居，行走於鳳梨田、香蕉園、大山大海之間，與果農、漁民、獵人、原住民為伍。2021年與母親移居台東都蘭山中，開始在太平洋畔生活。

安德烈 Andreas Walther
1985年在台北出生，八個月大到了瑞士，三歲時遷往德國法蘭克福。香港大學畢業，現在倫敦工作。愛喜劇、愛電影、愛嘲諷、愛思辯。

序2022 你會失望嗎？／龍應台
序2013 在時光裡／龍應台
序2007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龍應台
序2007 謝謝你／安德烈
 
第一封信 十八歲那一年
第二封信 為誰加油？
第三封信 逃避國家
第四封信 年輕卻不清狂
第五封信 對玫瑰花的反抗
第六封信 一切都是小小的
第七封信 有沒有時間革命？
第八封信 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
第九封信 兩種道德
第十封信 煩惱十九
第十一封信 陽光照亮你的路
第十二封信 讓豪宅裡起戰爭
第十三封信 向左走，向右走
第十四封信 祕密的、私己的美學
第十五封信 菩提本非樹
第十六封信 藏在心中的小鎮
第十七封信 你是哪國人？
第十八封信 哪裡是香格里拉？
第十九封信 問題意識
第二十封信 在一個沒有咖啡館的城市裡
第二十一封信 沒逗留哪來文化？
第二十二封信 誰說香港沒文化？
第二十三封信 缺席的大學生
第二十四封信 下午茶式的教養
第二十五封信 裝馬鈴薯的麻布袋
第二十六封信 孩子，你喝哪瓶奶？
第二十七封信 二十一歲的世界觀
第二十八封信 給河馬刷牙
第二十九封信 第二顆眼淚
第三十封信 KITSCH
第三十一封信 兩隻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第三十二封信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長？
第三十三封信 人生詰問
第三十四封信 你知道什麼叫二十一歲？
第三十五封信 獨立宣言
第三十六封信 偉大的鮑布‧迪倫和他媽

第十七封信 你是哪國人？

親愛的安德烈：
我也聽一個尼加拉瓜人這樣講阿根廷人：在酒館裡，一個尼加拉瓜人問另一個尼加拉瓜人，「Ego是什麼？」被問的人答道，「就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小阿根廷人。」旁邊一個阿根廷人聽到了，站起來粗聲質問，「你說『小』阿根廷人，什麼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個階段，早就過去了。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家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逐漸地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那時候，你才會回過頭來深深注視。
你畢業了。好幾個鏡頭重疊在我眼前：你從幼稚園畢業，因為不了解「畢業」的意思，第二天無論如何仍舊要去幼稚園。到了那裡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見了。你呆呆地站在門口，不敢進去，又不願離去，就站在那門口，小小的臉，困惑、失落。「他們，」你說，「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然後是上小學第一天。老師牽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綠綠、嘰嘰喳喳的小學生裡，你走進教室。我看著你的背影消失在門後；你的背著書包的背影。
在那個電光石火的一刻我就已經知道：和你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你離開，對著你的背影默默揮手。以後，這樣的鏡頭不斷重複：你上中學，看著你衝進隊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國遊學，在機場看著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著你回頭一瞥，你卻頭也不回地昂然進了關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畢業，就是離開。是的，你正在離開你的朋友們，你正在離開小鎮，離開你長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時也正在離開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種永遠的離開。
當然，你一定要「離開」，才能開展你自己。
所謂父母，就是那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人。
你有一個「家」，而這個「家」是克倫堡小鎮，安德烈，這不是偶然的。這要從你的母親開始說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的母親的履歷，你會發現這麼一行描述：「生為難民的女兒，她於一九五二年出生在台灣。」難民，在英文是「庇護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uchling）。所謂「逃難」，中文強調那個「難」字，德文強調那個「逃」字。為了逃離一種立即的「難」，「逃民」其實進入一種長期的、緩慢的「難」─拋棄了鄉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財產、脫離了身分和地位的安全託付、被剝奪了語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難」與「難」之間。你的母親，就是二十世紀的被歷史丟向離散中的女兒，很典型。
所以她終其一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她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每到一個小鎮，她都得接受人們奇異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鎮的氣味，卻又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她是永遠的「插班生」，永遠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變成朋友，問題是，朋友，更快地變成陌生人，因為你不斷地離開。「逃民」被時代的一把劍切斷了她和土地、和傳統、和宗族友群的連結韌帶，她漂浮，她懸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許對這個世界看得特別透徹，因為她不在友群裡，視線不被擋住，但是她處在一種靈魂的孤獨中。
這樣的女兒長大，自己成為母親之後，就不希望兒女再成「逃民」。她執意要給你一個家，深深扎在土地上，穩穩包在一個小鎮裡，希望你在泥土上長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將來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遠有一個不變的小鎮等著接納你，永遠有老友什麼都不問地擁你入懷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樣，做一個靈魂的漂泊者──那也許是文學的美好境界，卻是生活的苦楚。沒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為苦楚而變得比較深刻。
我感覺到你信裡所流露的惆悵和不捨。難道，你已經知道，「畢業」藏著極深的隱喻？難道，你已經知道，你不僅只在離開你的小鎮，你的朋友，你同時在離開人生裡幾乎是唯一的一段純潔無憂的生活，離開一個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遠地離開？那些晨昏相處、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們，安德烈，從此各奔四方，歲月的塵沙，滾滾撲面，再重逢時，也已不再是原來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稚園門口徘徊的那一幕。
是的，我記得克倫堡的街坊國際人多、混血兒多。所以我很高興你一點也不特出。也因為小鎮種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這「外籍媽媽」在任何場合堅持和你們說中文，一點兒也不引人側目，而且德國人羨慕你們在雙語或甚至於三語的環境裡成長。也因此，你知道嗎，安德烈，在台灣，每八個初生的嬰兒裡有一個是「外籍媽媽」生的，但是很多台灣人並不尊重這些「外籍媽媽」的文化和語言──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在許多人心目中，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語言，以強勢文化的姿態要求這些「外籍媽媽」們「融入」台灣，變成台灣人。我想，如果德國人以強勢文化的高姿態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說中文，要求我「融入」，變成德國人──你覺得我會怎麼反應呢？
學會尊重異文化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你剛好成長在德國一個比較好的時期，五十年前的德國人，我相信，不是現在這樣的寬容的。納粹時期不說，五○年代對土耳其人的態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國際化真的可以學習，或許對於台灣人，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已。但是，那時間很長，而現在在那裡養兒育女的「外籍媽媽」日子可不好過，他們的孩子也被剝奪了一個多元的、為母語驕傲的教育環境。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於，身分複雜到你無法介紹他，我們還是習慣地說，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國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對伊里亞你怎麼辦。我們都是柏林國際文學獎的評審，十個評審分別來自十個語文區，我負責華文區域。伊里亞坐在我旁邊，我問他，「你來自哪裡？」標準的見面的問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後說，「我拿的是德國護照。」「喔，」我知道，麻煩了。他自己也不知該怎麼回答「你來自哪裡」這個古老而原始的問題。
伊里亞出生在保加利亞，所以說斯拉夫語系的保加利亞語。六歲時，父母帶著他逃亡到德國，為他取得了德國護照，做為保護。然後他們遷居非洲肯亞，他在肯亞上英文學校，所以他會英語和流利的非洲 Swahili。高中畢業之後他回慕尼黑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德文變成他寫作的語言。之後他到孟買去住了六年，又到阿拉伯生活了幾年，信仰回教成為虔誠的穆斯林……。
「你是哪國人？」
這個問題，在大流動的二十一世紀，真的愈來愈不好回答呢。然後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個印度的名字，長得也像個印度人，有著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條街上，人們可能直覺地以為他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經有好幾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滿街的香港中國人要香港得多。他講英語，拿英國護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於血統，他又不被承認是「中國」人；看起來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關係不深……。
「你是哪國人？」你要他怎麼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趨勢這樣急遽地走下去，我們是不是逐漸地要拋棄「每一個人一定屬於一個國家」的老觀念？愈來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語言，沒有國家；很可能他所持護照的國家，不是他心靈所屬的家園，而他所願意效忠的國家，卻拒絕給他國籍；或者，愈來愈多的人，根本就沒有了所謂「效忠」的概念？
不管國家這種單位發生了什麼根本的變化，有了或沒了，興盛了或滅亡了，變大了或變小了，安德烈，小鎮不會變。泥土和記憶不會變。我很歡喜你心中有個小鎮，在你駛向大海遠走高飛之前。
MM
200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