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魔法宮：帝國的終結與聯合國的思想源起（簡體書）

烏托邦是不容忽視的，而聯合國及其前身國聯等國際機構所具有的烏托邦主義性質，當然是它們吸引力的一個重要方面。烏托邦主義給了它們能量和支持，在某些情況下，還提供了寶貴的政治資本。但是，歷史學家把作為研究物件的烏托邦主義與他們自身的烏托邦主義混為一談時，就很容易誤入歧途。自己想要的東西回溯性地硬加到歷史中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做法，今天的人權活動人士和人道主義幹預的倡導者並不是第一批這樣做的。

對聯合國的一些疑慮，也許源於美國自由主義者對其意識形態多樣性的不信任。在聯合國，獨裁者可能與民選政客勾肩搭背，威權主義者可能與自由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站在同一條戰壕。在一個關注人權普世化的時代，這種的多樣性不會給他們留下正面的印象。

盡管史末資信奉種族隔離主義，但他認為這一主義只適用於非洲和世界上其他“未開化”的地區，對歐洲當然不適用。任何分裂歐洲人的事情都會讓他沮喪地認為是在破壞歐洲的文化統一性，並威脅歐洲領導世界其他地區走向文明的能力。而正是因為他堅持種族主義觀點，他才認為希特勒的出現令人深感恐懼。

直到19世紀初，杰裡米·邊沁才發明作為治理領域的“國際”概念。直到 19 世紀末，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在世界上明確傳播的政治信條，才需要持續反思其國際影響。

如果說羅馬為維多利亞時代人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帝國模式，那麼希臘人則為維多利亞時代人提供了一個致力於追求和捍衛自由的聯合體理念。20世紀初，隨著英帝國在布爾戰爭後陷入動蕩，人們對古希臘人的興趣變得強烈起來，大量的普及讀物試圖解釋他們的持久價值。

1918年之後民族自決的勝利只是用一個問題取代了另一個問題。史末資、威爾遜和齊默恩（熱情程度不同）都對民族自治原則的擴展表示歡迎，但他們很快意識到，他們現在面臨著新的問題——如何防止少數民族問題成為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這可能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大陸外交面臨的最重要挑戰，也是國聯顯然未能解決的問題。國聯開創性地確立了保障少數民族得到善待的法律機制，但它們從未奏效，因為大國從未準備堅持要求其東歐盟友尊重這些機制。

到1930年代中期，國聯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的制度陷入混亂。它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幹預程度引起了強烈不滿；然而，國聯的設計者沒有提供任何執行機制，因此也疏遠了少數民族群體和有時支持他們的大國。此外，由於德國作為一個大國並沒有受到這樣的監督，當納粹開始把目標針對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之後，日內瓦實際上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據進行幹預。一旦國聯的聲望下降，從波蘭開始，東歐國家就不再履行對本國少數民族的正式義務。事實上，它們開始效仿德國，實施聯合抵制、限制入讀大學的名額和其他類似的歧視性政策，明顯是想把猶太人降為二等公民並鼓勵他們離開。到1937年，歐洲正面臨著一場自“一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難民危機。

這一事實並沒有逃過一位評論家的眼睛，這位以強硬著稱的年輕政治學家來自芝加哥大學，名叫漢斯·摩根索。在總結了《少數民族條約失敗了嗎？》帶有敷衍意味的論證後，摩根索歷數了該體系遭遇的諸多障礙，並得出完全符合其卡爾·施米特式國際政治觀的結論，即他輕蔑地稱之為“法律工具主義”的東西將“不可避免地被敵對國家用作權力競爭的工具”。不出十年，摩根索反法律主義的“現實主義”學說將幫助塑造美國新生的國際關係學科。

與國聯一樣，聯合國基本上是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合作組織。聯合國明確地表示自己是基於成員國主權平等原則，而這是國聯沒有直接言明的。然而，盡管支持者把它說得天花亂墜，但聯合國卻代表著有意從國聯的相對平等主義退回到過去的大國秘密會議。

實際上，聯合國的成員國資格向全球開放的代價是高昂的——過度順從成員國的主權，無法實現聯合國自己所宣稱的理想，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之間明顯且日益擴大的鴻溝——簡言之，聯合國在全球各大事件中的作用被越來越邊緣化。從前的殖民地一旦獨立，就竭力將聯合國排除在他們的事務之外，如同他們之前竭力拉著聯合國介入他們帝國主義宗主國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