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鮑姆傳（簡體書）

序言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 2012 年去世，終年 95 歲。多年以來他一直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歷史學家，作品廣為流傳。他逝世的消息不僅在英國，甚至在印度和巴西等遙遠的國家，都占據了媒體的頭條。他的著作被翻譯成 50 多種語言，大部分至今仍不斷再版，盡管其中一些作品面世已有半個世紀之久。這些作品融合了精準的洞見、睿智的文風、鮮活的詮釋和饒有趣味的細節，令數百萬讀者不忍釋卷。僅在巴西一國，他的作品銷量就將近 100 萬冊，《極端的年代》一書高居暢銷書榜首長達數周。他的作品不但讀者眾多，其中提出的諸如“17 世紀的整體危機”“傳統的發明”“社會性盜匪”和“漫長的 19 世紀”等一系列新概念，也對人們關於歷史的思考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書中從工業革命時期的生活水準到民族主義起源的種種討論，多年之後依然啟迪著新的歷史研究。

僅僅作為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巨大聲望和全球影響已值得立傳，而他同時也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以及左翼陣營的重要代言人，其影響力超出了英國。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他是新工黨崛起背後的政治討論中的關鍵人物，而他在晚年卻對自己曾經的角色感到後悔。2003 年當選為巴西總統的盧拉•達席爾瓦及其前任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都曾明確表示艾瑞克影響了他們的思想。艾瑞克在印度和義大利左翼陣營中的影響力同樣十分突出。他並不滿足於逡巡於書房、圖書館和演講廳之間的那種與世無爭的學者生活，多年以來，他都被視為危險的政治活動分子並受到英國軍情五處的監控。

這本書的副標題名為“歷史中的人生”，因為艾瑞克不僅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 20 世紀重大歷史時刻的親歷者：從 1933 年納粹在柏林掌權，到 1936年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執政後的第一個國慶節，以及同年的西班牙內戰；從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一直到冷戰及其後的歷史進程。他未發表的書信、日記，以及其他資料，都鮮活地反映了他的生平際遇：20 世紀 30 年代的柏林、倫敦、劍橋和巴黎，40年代的英國軍隊，40 年代晚期到 50 年代初肆虐的麥卡錫主義，1956 年的共產主義危機，50 年代末倫敦蘇豪區的爵士風潮，60 年代至 70 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政治、社會巨變與同期在義大利崛起的“歐洲共產主義 ”，80 年代英國工黨內部的政治討論，以及 90 年代法國文化精英中涌現的知識分子政治。

這是一部很長的傳記，一方面是因為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本人高壽，他在 90 歲高齡時依然十分活躍，求知欲不減，始終關注政治，堅持寫作和發表；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希望盡可能引用艾瑞克的原話來講述他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位文筆引人入勝、扣人心弦的作者，這不但體現在他的專業領域，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創作的短篇故事、詩歌、自然筆記、遊記、政治評論、自述及其他類型作品數不勝數。不論是過去發生的事情，還是自己的人生經歷，他都知道如何把這些故事講好。雖然艾瑞克的史學著作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在全世界暢銷數百萬冊，但其他作品卻鮮為人知。本書中提及的許多資料此前從未發表，其中大部分都十分精彩，值得更多讀者關注。

任何試圖為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立傳的作者都無法繞過他的自傳——出版於 2002 年的《趣味橫生的時光》。他曾說過，這本書更多談論的是公共事件而非個人經歷。1 他的朋友埃莉澤•馬裡安斯特拉斯在讀這本自傳時曾批注道“書裡很少提及個人生平”。2 的確，就如斯蒂芬•科利尼所言，《趣味橫生的時光》是一本“有趣的雜糅之作，個人色彩淡薄的自傳。比起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內心世界，讀者從中了解到的更多是 20 世紀的社會和政治”。3 因此本傳記在避免忽略艾瑞克學術和政治立場發展歷程的同時，把關注重點放在了他的個人體驗和內心世界上。我這麼寫是有充分理由的：艾瑞克認為自己的人生在廣泛意義上並沒有影響或塑造任何東西，他是被自己經歷的時代塑造成了這個樣子。4 就像他後來自己承認的那樣，他是一個“內心千頭萬緒、受直覺驅動的歷史學家，不太願意做計劃”。這本書會展示出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的內心世界是如何被他所處年代的政治和歷史背景，以及他的個人處境、人生追求和激情所塑造。我盡力不讓這本傳記和《趣味橫生的時光》有太多重復之處，但有些內容的重復無可避免，尤其是關於他早年生活的部分。此外，艾瑞克的自傳是一本回憶錄，而這本傳記的大部分篇幅都基於那些記錄他當年思想言行的資料。本書並不試圖取代《趣味橫生的時光》，而是希望讀者能在對照閱讀時有所裨益、享受樂趣。

我和艾瑞克並非密友，但也相識已久。實際上，我對他太過崇敬，因此無法與他走得太近，因為我知道無論我們談論什麼，他一定知道得比我多太多。我和他遠遠談不上觀點一致，我一直傾向於社會民主黨，很難真正理解共產主義的基本理念，尤其在深入了解民主德國的社會狀況後——我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讀博士期間，曾就此問題做學位論文研究。但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理解那並不尋常且往往令人感到陌生的昔日世界，而不是加以鞭撻或者一味贊同。我想通過本書把艾瑞克•霍布斯鮑姆這個人呈現給 21 世紀的讀者，讓大家根據他的思想言行和作品做出自己的判斷。

雖然艾瑞克曾卷入過很多辯論和爭議，但據我所知他並不是一個刻薄或是心懷惡意的人。和許多歷史學家或學者不同，他從不“記仇”。他善良寬仁，相信是人就難免犯錯。就像我希望在後文中呈現的那樣，他熱愛生活並且活得十分充實。我讀他的作品越多——我的確讀過他的絕大部分著作——就越感到他本人（而不僅僅是作為歷史學家）值得我敬仰，並遺憾未能在他生前與之深交。

……

1952年夏初，艾瑞克那不幸的個人生活終於畫上了句號。他在夏季學期結束的時候安排了和繆麗爾見面，但她選擇在6月12日的時候給艾瑞克寫了一封長信，堅定地告知他兩人的婚姻關係已經徹底完結了。艾瑞克一直保留著這封信，作為他第一位妻子對他們婚姻失敗的唯一書面解釋：

親愛的，你跟我說了好幾次希望我能回到你身邊，你是那麼的耐心和溫柔，這讓我恨自己說出這些令你痛苦的話。但我不能再拖延，只有跟你挑明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才能對你公平一些。我已經不能再和你一起生活了，希望你可以和我離婚。

你知道嗎，只有耐心和溫柔是不夠的。即使我們再次嘗試在一起，我們的婚姻中也有太多的矛盾了。這裡面有情感還有其他因素，你不信任人際關係而我卻多愁善感，你在婚姻中尋找一位同樣求知若渴的伴侶，而我卻只想要平淡而舒適的夫妻關係。我無法再對這些矛盾抱有任何的樂觀心態了。

的確，就像你察覺到的那樣，另一個男人進入了我們的婚姻，他就是彼得•西伊。當然，你會覺得既然他在很久之前就出現了，那我應當早就清楚自己不會回到你身邊，並告知你這一點，也許這會大大減輕你的懷疑和難過。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雖然他成為我的愛人已經有一段時間，但我是在思考要如何處理與你的關係這一過程中，突然下定決心要和他一直在一起並盡快嫁給他。現在我主意已定，我和他從今以後會一起生活。

18個月之前，你曾很客觀地說過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在經歷了幾段痛苦的感情（主要是和你一起）之後，現在我知道了，親愛的。我並不以自己的過去為榮，可以說過去這兩年我是在異常焦慮中度過的。

我沒有勇氣和你當面坦白：（如果我不是在上次見面之後歇斯底裡情緒失控的話）你其實在兩年前就可以免受這一切困擾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給你寫信，而不是明晚準時赴約並告訴你這一切。現在我既然提出了離婚，如果你也同意，那我覺得在得到律師的建議前我們就應該按程序不要見面了。所以你是否能給我回信，讓我知道你的意見呢？我還想順便問一下，你希望我怎麼處理你放在家裡的瓷器和其他物件？在得到你的回信之前，我還沒有和媽媽說過這件事。

在這麼難堪的情況下，這些就是我想對你說的，還要感謝你對我的友善、溫柔和包容。這不是你的錯，是我過於神經質，所以才無法滿足於我們的婚姻。我不希望你孤獨或難過。上帝保佑你，親愛的。

繆麗爾

艾瑞克別無選擇，只得同意繆麗爾的要求。他希望並相信這段婚姻還有挽救余地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兩人都認為應該請律師來處理離婚手續。艾瑞克找的律師叫杰克•加斯特，他在20世紀30年代加入共產黨，是大法官法庭街的一間左翼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為碼頭工人、工會成員等群體辯護，但也同時幫助黨內成員處理個人事務。

直到1964年，英國的婚姻法仍然要求申請人提供“婚姻破裂”的證據才可審批離婚申請，像艾瑞克這種情況，一般做法是由過錯方租一個酒店房間，而出於某種原因這酒店通常在布萊頓，接著帶上一個異性朋友作為離婚官司中的“共同被告”。被侵害的一方會請一名私人偵探到布萊頓的酒店去給這對男女拍照，照片裡的兩個人通常是鎮定自若地坐在床上，這樣就算是得到了“通奸”的證據，還有酒店雙人房的收據復印件作為佐證。由於繆麗爾有充分原因覺得自己是婚姻破裂的過錯方，她願意執行這一程序，於是，在布萊頓的一個酒店房間裡，她讓艾瑞克請來的偵探給自己拍了約定俗成而又不太體面的照片。艾瑞克把照片附在了寫給加斯特的信裡，授權他開始處理離婚官司：“這就是那些照片……我妻子寫了一封關於整件事情的信件，這裡也一並附上……如果這封信以及我妻子的律師可能會交給你的其他資料，比如酒店收據，足以用於申請離婚，那你就開始處理這件事吧。”加斯特接受了委托，開始啟動漫長的離婚申請程序。聽證的日期最終定在1953年1月21日，艾瑞克和杰克•加斯特提出了申請，並得到了無條件批準的暫時判決。3月9日，暫時判決後的6個月強制延遲期過後，“由於被告與共同被告彼得•西伊通奸罪名成立”，艾瑞克得到了批準離婚的最終判決。法庭聽證結束後，艾瑞克再也沒有見過繆麗爾。10年後，繆麗爾•西曼和彼得•西伊在葡萄牙的一場車禍中喪生。

艾瑞克已經不像前一年那麼執著和消沉了，但繆麗爾信件裡的決絕意味明顯讓他不太高興，學生們也注意到他陰郁的心情。其中一個叫蒂瑞爾•馬裡斯的學生和他的兄弟共同擁有“一艘建造於1904年的漂亮帆船（但也是漏水的）”，並且在這艘船上學會了如何“駕船航行”。這是一艘淡綠色的單梔帆船，取名為“查第格號”，馬裡斯和3個同是學生的朋友邀請艾瑞克和他們一起航行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去。1952年8月18日，在德文郡的索爾科姆集合後，他們為船只準備補給。“我們都大為驚訝，”艾瑞克後來回憶，“原來以出海為名義就能買到一箱免稅的威士忌。”他們揚帆啟航，在普利茅斯短暫停留了一會兒，然後繼續前往韋桑島，並在8月23日到達那裡。“雖然風浪很大”，艾瑞克記錄道，但他“並沒有暈船”。穿越比斯開灣後他們一路往海岸駛去，但船的發動機出現了故障，他們決定到塞維利亞去維修。就像艾瑞克不久後在航行日志裡寫的那樣，他們“乘著瓜達爾基維爾河午後的潮水航行，能看到天空中的一大群白鸛，聞到潟湖咸鹽的味道，經過河邊的牧場”。船劃過“滿是泥漿的黃色河水”，在浮標之間輕快地穿行。“我從雙筒望遠鏡裡眺望岸邊，看到黑白毛色的鳥兒和沒有窗戶的低矮籬笆墻小屋，我們驚喜但又毫不意外地發現小屋裡的人在對我們招手。”他們也用招手作為響應，吃著“義大利面、甜瓜和巧克力，用威士忌為我們自己舉杯”。他們在塞維利亞中心的內河港口停泊，那裡靠近斗牛場。他們找機修工過來修理發動機，並在塞維利亞停留了幾天。

塞維利亞……是個灰暗又混亂的城市，一切都雜亂無章、破敗不堪，就像個發展過快的地方城市。把這座城市聯結起來的不是建築或者街道，而是一股不斷移動的密集噪音和節奏。一小會兒後，我們開始注意到那些飄忽不定的線索：小巷子裡傳來的一陣有節奏的拍手聲，鏟鹽工人或者從橋上走到市場的女孩嘴裡哼唱的一段旋律，白天裡電車經過時刺耳的響聲，以及晚上各個酒吧裡飄來的吉他樂聲。

塞維利亞港口相對蕭條的景象給艾瑞克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曬漁網的地方，石頭和系船的纜柱之間長滿了雜草，釣魚的人比船只還要多。”其他人到城裡去的時候，艾瑞克就在甲板上一邊讀書一邊曬太陽。

躺在船艙頂上很舒服，周圍都是船停泊在港口時不可避免地留下的雜物，尤其是為了維修發動機，半邊地板和廚房都被掀開的時候：毛巾、火柴盒、香煙紙盒、裝著吃剩的早餐麥片的錫碗、褲子、馬克杯、弗蘭克的畫架和未完成的油畫，我的詞典和常用語手冊、某個人的剃須刀，還有毛毯。

艾瑞克一行人很快就和一艘大遊艇上友好的船員成了朋友。這艘懸掛著比利時國旗的遊艇叫“阿斯特麗德號”，停泊在他們的船附近。多明戈和路易斯是兩個年輕人，在船主外出的時候已經照看了遊艇好幾個月。他們告訴艾瑞克，大多數晚上他們會駕船去舞廳，再把女人帶回船上。經常跟著回來的女人叫瑪麗和莎盧德，艾瑞克他們在某天清晨看到她們出現在“阿斯特麗德號”上。莎盧德是個約莫18歲的女孩，艾瑞克寫道，她“全身上下散發著尤物的魅力，要說幾乎每個男人都想和她睡覺也不為過，她不只有豐滿緊致的身材、深色的肌膚，而且，每個人都有和她共度春宵的念頭，至少我是有這個想法的”。

艾瑞克被他們邀請到“阿斯特麗德號”上，和兩個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女伴坐在一起邊喝咖啡邊抽煙。有人打開收音機放了弗拉門戈音樂，這時，本身就是舞者的莎盧德開始跟著音樂跳起來，雖然在艾瑞克看來並未展示多少技巧，但舉手投足自然隨性，艾瑞克很快就沉浸在地中海舞娘的傳統舞步中：

她的舞姿、她的高跟鞋、她充滿魅力的身體、在我們面前搖擺的豐滿臀部、因為手部的動作而更加突出的圓碩乳房、2個閃閃發亮的圓形耳環、手上戴著的7個白色金屬手鐲、她的黑色短發、她的一切—全都讓她興高采烈，毫無忸怩之態。她並不想讓誰興奮起來或者要去勾引任何人。她跳舞的時候自己微笑起來，輕聲哼著歌，跳累了就靠到坐著的人身上，把頭和胸部埋到某個人的大腿上，路易斯、瑪麗，或者隨便一個離她最近的人都行。她一點兒賣弄風騷的自覺都沒有，而且明顯並不聰明。

由於艾瑞克的西班牙語並不好，而且其他人說話有著強烈的安達盧西亞口音，聊天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於是他們讓同為職業歌手和舞者的瑪麗唱幾首弗拉門戈小曲，其他人拍掌應和，而莎盧德則在一旁伴舞。聲音引來了“查第格號”上的兩個學生，艾瑞克給了他們一瓶金酒，他們喝了起來並一塊兒跳舞，但是“糟糕的舞姿讓大伙兒大笑起來，他們在幾段音樂過後互相親吻、飲酒”。“我們舉杯慶祝，到處碰杯。”

瑪麗打扮成男人模樣，而多明戈則男扮女裝，塗著唇膏化好了妝，兩人想一起跳舞，但很快就忍不住笑了起來。艾瑞克感到他這些在英國公學裡接受全男班教育的學生被衝昏了腦袋，“身體裡裝滿了金酒和欲望”同時又“面色蒼白、窘迫不已”。當莎盧德輕鬆自如地面對這樣的情景時，艾瑞克承認自己也許“有點夸大了她的愚蠢，我更願意把我們想象成置身於自然之子中間、敏感而複雜的知識分子，像當代的布幹維爾在瓜達爾基維爾河上找到了大溪地那樣的世外天堂”。最後，女孩們睡著了，兩個西班牙人開始談論起10年前結束的內戰，年長一些的多明戈還記得：“他們在壕溝裡射殺了很多人……他們搜查了村子，把人挑出來槍殺他們。”他的村子裡血流成河。“在安達盧西亞，”艾瑞克寫道，“1936年，無論是6歲還是9歲的孩子都記得他們父母被殺害的那個夏夜，雖然那裡近15年來都沒有再出現過戰爭，雖然在他們那樣的年紀不應記得這些事情。”

艾瑞克意識到“阿斯特麗德號”上的人已經沒有錢也沒有食物了，於是幾個英國人為他們輪流做飯。女孩們給艾瑞克等人洗衣服作為回報，而路易斯和多明戈則到城裡去采購補給。學生們給女孩們表演了紙牌魔術，教她們唱英語歌曲、玩聚會遊戲，但她們興趣寥寥。“這些吵吵嚷嚷、局促緊張的男學生圍著她們轉。”現場的氣氛變得煩躁起來。路易斯和多明戈回來時，大家聚在一起寫下自己的名字，結果發現莎盧德是文盲。最後，在艾瑞克下船獨自到鎮上閑逛的時候，她和路易斯一起溜走了。艾瑞克在路上遇到了瑪麗，並邀請她看電影，之後兩人回到“阿斯特麗德號”，坐在甲板上等著其他人回來，當外頭漸漸變冷，他倆鉆進舵手室，在裡面做愛。然而到了第二天清晨，艾瑞克搞清楚了“她要的是友情而不是愛情”。他如釋重負，於是出去找莎盧德。然而他循著地址找過去時卻震驚地發現那竟然是一間妓院，有著“沉重的鐵絲網格子”和一個“邋遢的胖女人”。“我覺得惡心，不想和任何女人睡覺，包括莎盧德。”但其實莎盧德當時並不在那裡。“先生有沒有興趣另找一位年輕姑娘呢？”艾瑞克拒絕了這一邀請。“在大部分歐洲城市裡，”他尋思，“你可以分辨出誰是妓女，但在塞維利亞不是這樣，這兒的普通女孩沒法謀生。”當他最後找到莎盧德，僅僅只是跟她道別，兩人握了握手。“純真的禮儀已被淹沒。”*艾瑞克乘上從塞維利亞出發的火車到巴黎去，當他想起自己還沒有和瑪麗道別時已經太晚了。“查第格號”的發動機修好後，他的學生沿著下遊航行前往丹吉爾，隨後取道布列塔尼回到英國，而經過布列塔尼時，他們的船在小漁村奧迪耶納岸邊擱淺，不得不等救生艇來把船拖走。總的來說，這算得上是一趟成功的旅行。艾瑞爾後來經常充滿感情地回憶這次經歷，而這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治癒了他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