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
一
我的好朋友鄭鴻生，從小生長於台南府城的中產之家。他們家有文化，祖父一代上過私塾，能用閩南語讀書音誦讀中國古籍和唐詩宋詞。父親一代受過比較好的日本公學校教育，完全不會閩南話讀書音，日語學得不錯。鴻生說，父親長大後，沒有辦法跟祖父溝通，因為祖父沒有從日語學會西方現代化知識。鴻生是台灣光復後最早期接受國民黨完整教育的年輕一代（他生於1951年）。他的國語學得不錯，他能用國語流暢的表達國民黨教給他的反共意識和現代化思想。現在情況反過來，沒有學會國語的父親，已經無法跟鴻生溝通了。鴻生三代之間彼此很難順暢交談，主要是因為他們家經受了兩次政權轉換，父親沒辦法再學閩南語讀書音，而鴻生則可以不學日語，直接學國語。雖然他們三代都講閩南話，但在日常生活之外，祖父學的是閩南語讀書音，父親學的是日語，鴻生學國語，他們的知識語言是彼此不同的。鴻生高中以後才逐漸認識到這種困局，因此下定決心自己獨立學習閩南語讀書音（鴻生稱之為「典雅閩南話」），從而學到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套「台灣話」。這個時候，鴻生才完全清楚，他從小所熟悉的閩南話，其實主要是閩南話的「白話音」（即口語），他祖父所傳承的那一套傳統的閩南話讀書音，因為殖民統治的關係，已經被日本人有意的切斷了。台灣光復以後，台灣的閩南子弟基本上已經完全忘記了閩南語讀書音那一套語言，他們現在學習的是中國的國語（即大陸所謂普通話）。
鴻生後來參加了傅萬壽先生所開設的「典雅閩南話」讀書班，系統的學習了閩南話的讀書音，他可以用這一套讀書音來誦讀唐詩宋詞和中國文化經典。但鴻生並不以此為滿足，以他從小熱愛中國文史的習性，他進而想追問一個歷史問題：為什麼閩南話會有一套讀書音系統，還有另一套口語系統？透過閱讀歷史書籍，鴻生當然知道，住在中國北方的漢族因為中原戰亂而輾轉南遷。其中遷移到福建的最後形成了漢語方言中的閩語，而閩南話就是閩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支。鴻生花了很多時間閱讀中國的歷史和漢語語言學的歷史，才逐漸了解北方漢族南遷到福建的過程；並且也終於認識到，主要在福建形成的閩南話（除了福建南部，浙江南部一小塊地方，廣東潮汕地區和雷州半島，還有海南島，都是閩南語流行區），為什麼會產生口語和讀書音兩個系統。鴻生原來就讀於台大哲學系，畢業後到美國留學，改學電腦，獲得碩士學位。在電腦專業上工作了十多年後，終於下定決心辭職，從事自己一直深感興趣的文史寫作。他並不是一個專業的漢語方言學家，因此他謙稱自己寫的這本書只是「讀書筆記」。
其實鴻生追尋閩南話形成過程的苦心，在講閩南話的台灣知識分子中，是極少有的例外。台灣光復後成長起來的、講閩南話的知識分子，都碰到一個類似的大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們（講客家話的也有類似的遭遇，不過這裡只限於討論講閩南話的人）。最後他們（也就是我們講閩南話的大部分人）把這個問題完全歸罪於國民黨。他們說，國民黨和荷蘭人、鄭成功、清朝，還有日本人一樣，都是外來的殖民者（先假裝公正，把日本人也列入殖民者中），國民黨把他們的殖民語言（中國話），也就是我們習稱的國語，強迫灌輸給我們，讓我們不再能講日語，只能改學中國話（曝露狐狸尾巴，明顯偏愛日語）。而且國民黨還非常瞧不起台灣話（即閩南話），禁止我們講方言，所以我們才會台灣話也講不好，中國話（即國語）也講不好，我們這種語言困難，完全是國民黨的「再殖民政策」造成的（其實正如前面所說，閩南話的讀書音是被日本人有意切斷的，主犯是日本的殖民政策，根本不是國民黨。國民黨教我們國語，起碼是從外國話的日語回歸到中國的通用語――國語）。
這是一種非常簡化、非常荒唐、毫無歷史知識的「胡說八道」。首先，「國語」只是漢語中的一種「通用語」，在國語之外，漢語還有很多方言，如吳語（上海話、蘇州話等）、粵語（廣東話）、客語、閩語（福州話、閩南話等）。國語和閩南話都是漢語，是漢語的分支，而日語完全是外國話，和中國話完全不一樣（只是自唐代以後，日語不斷的從中國輸入各種詞彙，所以日語中才有許多漢字）。另外，他們也不知道，閩南話除了日常口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讀書音，可以閱讀中國經典和唐詩宋詞，而這種讀書音的失傳，其根源就在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不過，由於長期以來台灣的閩南人對國民黨政權的厭惡（國民黨治台初期的許多劣政，也是不容否認的），以上這種「胡說八道」竟然深入人心，極難祛除。台獨理論完全不知道閩南語和漢語的淵源關係，卻把「國語」看成是中國話，而把「台灣話」看成是和中國話毫無關係的另一種話，把兩者對立起來，好像是完全不相同的兩種語言，這不是毫無歷史知識的「胡說」嗎？
鴻生是深通中國歷史文化的人，他根本不相信這種胡說。反過來說，正因為他有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素養，他才會花大力氣的寫這樣一本「讀書筆記」。他想正本清源的告訴大家，閩南話是漢語方言中歷史積澱最深的一種，從閩南話最能夠看出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我完全能夠理解鴻生的苦心，因為我也是從小講閩南話的人，進了小學才開始學國語，也開始熱愛中國文史。作為從小講閩南話的人，我學國語的經驗和鴻生極為類似。雖然我們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差距頗大，但我們在追尋閩南話和中華文明的歷史關係時，卻完全是心志相通的。
我比鴻生大三歲，因為生於年尾，八歲才入學，學制上比鴻生高兩屆。跟鴻生相比，我是純粹的農民子弟，我生長的小村子在嘉義靠海邊的地方，所以我跟鴻生一樣，是屬於嘉南平原上講同一種閩南話的人。但我們村子基本上沒有文化，在我的印象中，很少人會講日語，日本的統治對我們影響非常小。這一點跟成長於府城中心的鴻生有很大的差別。因為父親好賭，很早就賣掉農地，我從小學時代就遷居台北。所以我比鴻生更早認識到閩南話漳州音和泉州音的區別，如我們把「筷子」叫做tī，把「豬」叫ti，而我們所租房子附近的人，把筷子叫tū，把豬叫tu，我們偏漳州音，他們偏泉州音。還有一個經驗對我來講也很深刻，我的作文一直寫不好，因為我的國語不如台北人好。一直到高中時代，我的作文才勉強跟上台北人。（鴻生講得很對，根本在於城鄉差距，而不是省籍差距。）
不過因為我很早就上台北，所以我中學時代就開始喜歡學習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中的中國文史知識（如果我繼續待鄉下，學習的機會就會差很多）。雖然我的數學、理化也學得不錯，但在高中考大學時，我還是選擇文組。我高中讀的是建國中學，而建國中學很少人讀文組，我們那一屆全部1200多名考生，就只有22人報考文組，那時候我真夠「勇敢」的吧。那時李敖正風行於台北讀書界，我受李敖影響，已經決心要當一個中國文史學者。（鴻生聯考時，受費孝通影響，由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社會系，後來才發現，這種社會學跟費孝通的社會學毫無關係，才因仰慕殷海光而轉到台大哲學系，那時候我已是本科四年級的學生了。）
我所以選擇讀文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高中時喜歡上了中國古典詩詞，我在台大中文系讀了七年書（從本科到研究所），一直以唐詩宋詞為主要研讀對象，我的碩士、博士論文寫的也都是唐詩。正因為研究唐詩，我才開始注意閩南話。
我讀本科三、四年級時，台大正流行英美新批評，我也很受影響。不過，我跟其他學詩詞的不一樣，除了新批評所重視的意象和結構分析之外，我還受到系裡的資深教授鄭騫先生的影響，也重視詩詞中的格律。因此，我很容易就發現，詩詞中的入聲字和入聲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很難深入理解詩詞藝術的許多微妙之處。譬如，宋代詞人柳永的〈雨霖鈴〉整首押入聲韻，而現在的國語是沒有入聲的，所以如果只用國語來朗讀，就很難體會這首描寫離別的詞所表現的那種哽噎之情。我們班上有一位香港僑生，曾經在大家聚會的場合，用廣東話朗讀〈雨霖鈴〉，讓我深感意外，因為那種效果完全不是普通話所能比擬的。我知道閩南話也保留了入聲調，因此努力的學習閩南話讀書音，想要用閩南話讀書音來朗讀〈雨霖鈴〉。剛開始念起來還不太順，後來不斷的練習，終於可以讀得很順。以後自己上課講這首詞時，就曾用閩南話讀給學生聽，讓學生了解什麼叫入聲韻的特殊效果。
跟這一點有關連的是，因為普通話已經沒有入聲調，入聲字在國語中分入平聲、上聲、去聲三個聲調，這樣就變成不押韻了。很多唐詩宋詞，現在念起來好像是不押韻的，最明顯的例子，除了柳永的〈雨霖鈴〉之外，還有李清照的〈聲聲慢〉（鴻生還舉了李白著名的〈將近酒〉為例，證明在現在的普通話裡，很多原來押韻的地方變成不押韻了）。五四以後寫新詩的人認為寫詩可以不押韻，可能是因為他們讀古詩詞時，在很多作品中並沒有感覺到整首作品是有押韻的，這真是很嚴重的錯覺。
因為這層關係，又因為我自己從小在鄉下一直講閩南話，所以在大三碰到《漢語音韻學》（傳統叫作《聲韻學》）這門課，我就學得特別用心。考研究所時，《聲韻學》是必考科目，單單這一門，我比這門科目的第二名足足多出三十分，這就保證了我一定錄取。鴻生讓我看他的書稿，以為中文系畢業生聲韻學一定很內行，其實遠遠不是。中文系學生絕大部分都以學聲韻學為苦差事，但求過關，一拿到學分早就忘光了。（這裡講的是台灣的中文系，大陸的中文系就更不重視聲韻學了，大陸凡研究古代詩詞的，普遍不重視韻律，其偏頗更甚於台灣。）鴻生不知道，中文系學者能夠讀懂他的書的人，其實人數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我很佩服鴻生，居然透過自我學習，懂得那麼多漢語音韻學（這是西方用語，傳統術語是聲韻學）的知識。去年八、九月間疫情最嚴重時，我在北京隔離三週。我有很多空閒時間，才有可能仔細閱讀這本書稿，重新回想以前讀過的聲韻學知識。所以，厲害的不只是鴻生，我也勉強算得上是一個吧（難得可以這麼自我吹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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