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像：觀看的意義之旅（簡體書）

張曉剛，中國當代重要、思想的畫家之一，他不僅是中國當代藝術史發展的縮影，他的創作還構建起時代變遷中獨特的視像敘事。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張曉剛運用冷峻內斂及白日夢般的藝術風格傳達出具有時代特徵的集體心理記憶與情緒。這種對社會、集體、個人以及家庭、血緣的悖謬式的呈現和模擬是一種從藝術、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發的再演繹，具有強烈的當代意義，是當代藝術所蘊世故的中國情境的體現。
藝術創作近40余年，張曉剛以其卓越的藝術造詣榮獲聖保羅雙年展銅獎、英國庫茲基金會新人獎、亞洲協會年度杰出藝術家獎、都靈藝術學院年度藝術家獎等多個國際藝術大獎。因創作理念的深刻性，張曉剛及其藝術作品持續受到中西方藝術史學家、理論家的關注和研究。
本書為張曉剛研究著作，全書分為兩個部分，部分是對張曉剛的藝術作品、藝術展覽的評論，第二部分是作者與張曉剛的深度訪談記錄。將這兩個部分合為一體，即可對張曉剛其人其畫有全面的了解，也有助於讀懂張曉剛藝術作品隱含的意義，以及認識它的藝術價值。

先後為哈佛大學、波恩大學、歐洲大學研究院、根特大學、魯汶大學訪問學者和客座研究員，現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講授有關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外國文學和美國文學研究、現代西方文藝思潮、電影藝術理論、影視創作研究等博士、碩士和本科課程，有多種論著、論文及文學作品出版。其代表作有：《從存在到毀滅——對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的反思》《斷裂的世紀——論西方現代文學精神》《我在美國信息高速公路上》《觸摸歐洲》《中國現代藝術史1979-1989》（與呂澎合著）等，並發表有長篇小說《左右與螺旋》、中短篇小說《一個當了十二天的都督》《卜琳》《0舍紀事》等，電視連續劇代表作品有《誓言無聲》《身份的證明》《英雄無名》《誓言今生》等。易丹對於中外文學理論、美學理論以及藝術史等，都有比較深的造詣。

★深度分析張曉剛近二十年藝術創作轉變，解開畫作背後的時代記憶。
★中國當代藝術四大金剛之一張曉剛近年來深度對談，回顧當代藝術生態重要變化。
★近百幅作品高清圖片及未公開手稿，直擊藝術家張曉剛創作過程。
★本書由“中國*美的書”得主孫曉曦操刀設計，展現當代藝術簡約、理性的設計範式

序章
Preface
觀看：一種時代的視像敘事
評論
Review
I. 被置換的空間
II. 時間之謎
III. 時空中的記憶與失憶
IV. 從物像到意義的N條路徑
對談
Conversation
從藝術生態開始……
附錄
後記

易丹×張曉剛：對談
藝術生態
易丹：我有一年去曼哈頓的切爾西，發現好多小畫廊都消失了。後來讀到一篇文章，才知道，切爾西那一帶的好多小畫廊都已經被趕跑了，被資本驅逐了。
張曉剛：切爾西的租金越來越貴，好多畫廊都租不起，搬到布魯克林去了。還有一個地方我忘了，又往那兒搬，也是一個新的區，反正越搬越遠。還有另外一個區，就是新美術館周邊到唐人街那一帶，那些年輕的小畫廊又開始出現，等於是前沿、吸引人的年輕人就在那一帶。我去看了一圈，很小，有些畫廊大概只有十幾個平方米，就是一間小房子。其中有一家，就像走進了哪家的地庫。進一個門，下去，拐一個彎兒，在裡頭有兩間房間，有兩三件作品，這就算辦展覽了。說實話，我們有點不習慣，但是人家曉得，都會找得到。
2018年，從恵特尼美術館屋頂眺望切爾西（張曉剛 攝）
易丹：在中國，或者在北京，能找到這樣的生態嗎？比如這麼小的地方做展覽？
易丹×張曉剛：對談
藝術生態
易丹：我有一年去曼哈頓的切爾西，發現好多小畫廊都消失了。後來讀到一篇文章，才知道，切爾西那一帶的好多小畫廊都已經被趕跑了，被資本驅逐了。
張曉剛：切爾西的租金越來越貴，好多畫廊都租不起，搬到布魯克林去了。還有一個地方我忘了，又往那兒搬，也是一個新的區，反正越搬越遠。還有另外一個區，就是新美術館周邊到唐人街那一帶，那些年輕的小畫廊又開始出現，等於是前沿、吸引人的年輕人就在那一帶。我去看了一圈，很小，有些畫廊大概只有十幾個平方米，就是一間小房子。其中有一家，就像走進了哪家的地庫。進一個門，下去，拐一個彎兒，在裡頭有兩間房間，有兩三件作品，這就算辦展覽了。說實話，我們有點不習慣，但是人家曉得，都會找得到。
2018年，從恵特尼美術館屋頂眺望切爾西（張曉剛 攝）
易丹：在中國，或者在北京，能找到這樣的生態嗎？比如這麼小的地方做展覽？
張曉剛：原來好像有一段時間，有一些年輕人也想模仿這種模式，但是很艱難，因為當時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這樣的系統，結構不完善。所以這些小畫廊，更不用說地下小畫廊，只要離開了藝術區，在另外一個地方做一個展覽，就很辛苦，因為你要找人去看啊，主要靠口傳。現在網絡發達了，有了很大的改善，可能許多中國人還不太習慣像紐約那樣，有專門的網站匯總介紹各種展覽和信息。藝術家、策劃人、藏家、藝術愛好者都可以輕鬆地選擇，方向性很明確。
近佩斯畫廊新代理的一個女藝術家，叫霍洛維爾(Loie Hollowell)，她就曾在布魯克林一個畫廊裡打工。她做了一些作品，也在布魯克林的某個小畫廊裡做了一個展覽，然後就引起了專家的注意。馬上就把她從小畫廊裡挖出來，讓她開始參加那些比較有意思的群展，然後迅速就被大畫廊看中。
易丹：可能在紐約那種生態比較完整。大的畫廊，包括美術館、博物館的策展人，或者是搞批評、搞研究的，他們可以在這個生態系統裡去不斷地看，不斷發現。在中國，藝術家面對的這種展覽環境、展覽空間、評價體系，有沒有一種混沌的焦慮？就是說，好像面對的不是一個很明晰的生態系統？

2018年，切爾西畫廊區街道（張曉剛 攝）
張曉剛：呃……因為我是藝術家身份嘛，藝術家看東西有自己的角度、趣味、愛好，所以我不曉得批評家是怎麼尋找藝術家的。但他們肯定也只能通過展覽，或者介紹、或者到工作室去看作品。我略知一二的是，現在的部分批評家其實都很圈子化。守著幾個藝術家、或者固定的幾個畫廊做。
這樣一來，很難有像你想象的那種主題很強烈、理論判斷上很突出的展覽。這些年來，雖然做了很多年輕人的大展覽，但大多數展覽可能還是跟資本、商業的關係多一些。表面上看展覽很多，學術性的或者說純學術性的推廣年輕人的展覽卻相對少，也許我的信息有限，我覺得不像前些年。比如推廣八零後藝術家推了十多年，我記得應該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就開始了，做了好多展覽。那個時候八零後還年輕，二十出頭。推到現在也有十一、二年了，但是大家有時候聊起來，又覺得好像沒有推出幾個能頂天立地的、有代表性的人。他們都差不多，起點都很高，但好像特別冒尖兒的人相對要少一些。
易丹：你覺得，這中間的原因可能是什麼呢？
張曉剛：我也無法總結。但對比我們經歷過的1980、1990和今天，已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有一個方面很有趣，比如說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會兒沒有策展人，藝術家和批評家的關係是什麼樣的？是一起成長的關係，是一起學習，一起面對新的信息，一起反應、篩選和判斷的關係。那時候藝術家和批評家喜歡在討論中去尋找一種新的方向。
到九十年代初，隨著市場進入，港臺流行文化席卷全國，各種草臺班子、經紀人出現之後，批評和創作的關係就開始有距離了。這種距離，往好的方面來理解，是大家可能都越來越“專業化”了，批評越來越專業，創作也越來越專業。從不好的角度來說，可能是受市場的影響太大。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當代藝術開始進入國際性交流，國內的批評慢慢就失語了。這種失語首先是學術上的失語，後來加上市場經濟，又把批評邊緣化了。慢慢地，我們原來熟悉的那種關係、那個時代，開始淡化了。或者說，可能大家關注的問題、方向也變了。我記得，從九十年代中後期到2003年以前，藝術家們在一起討論的時候，其實很少談起藝術。更多談的是機會，談怎麼和畫廊合作，怎麼和國外的人接上軌；或者議論哪個藝術家又成功了，畫又賣了多少錢，就藝術本身的問題談論得越來越少。藝術話題仿佛成了一個無用的話題了，有些批評家也開始，加入到這個商業系統裡來，變成了經紀人，形成了某種批評市場-創作的新型關係。
易丹：成功，變為一個重要話題。
張曉剛：對啊。原來還在一起討論藝術的本質、意義、方向，後來就變了。出現了很多新詞：比如“生效”“上課”“下課”“運作”等等。2000年以後，很明顯很多觀念和價值判斷已成為某種日常話題。我記得那個時候剛來北京，感覺大家在一起討論得更多的還是誰誰誰參加了什麼展覽，誰誰又和哪家畫廊簽約了，或者誰的畫又賣了多少錢。那會兒也是成功學成為主要的價值的時候，畢竟大家都沒有經歷過這一切。這是當時的一股時代洪流。
易丹：我記得好像在那個時候，機場的書店裡，大量陳列著成功學的書籍。印象深刻的，就是每個書店門口，差不多都有一個視頻錄像，某個人嘰裡呱啦地不斷推銷他的成功學。
張曉剛：整個社會都在談怎麼才能成功，說得不好聽點兒，就是怎麼才能快速成功，快速成為一個成功人士。我記得從那以後，我接受的采訪大部分都是關於成功學的，幾乎沒人跟你談學術，都是問，你是怎麼獲得成功的？或者說，你看你好不容易啊，你那麼年輕、又那麼艱難，都堅持下來了。我就說，我覺得我沒有在堅持啊，我是藝術家，畫畫是我的興趣和人生。
易丹：這些采訪者用的也是成功學模式。他們可能是把在社會中從下向上爬的模式，套到了一個藝術家的頭上。哦，你看現在他那麼成功，他一定是經歷了很多挫折和艱難困苦。
張曉剛：或者說他肯定有啥特殊的技巧、辦法。所以有一段時間，大家關心的就是藝術背後的運作智能和方法這個話題。那會兒我經常聽到的是，你畫什麼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簽名。藝術家思考的是什麼？你的創作動機是什麼？你的呈現怎麼樣？水平怎麼樣？這些沒人真正關心。關鍵是你在跟誰合作？你做過、參加過什麼展覽？你的作品賣了多少錢？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杰夫·昆斯、村上隆等等，是容易聽到的名字。藝術界那會兒流行的說法之一，是“你趕上那趟車沒有”，就是說，大家都在關心下一趟列車啥時候到，這趟車它主要裝的是哪一類的乘客？所以那會兒流行的話，就是：“哎，上車了！上車了！”。當然，每個人上車的方式不一樣，有些人擠上了車，有些人通過關係，直接就進了軟臥。如果一個人只悶在自己工作室搞創作，好像連搞到車票的機會都渺茫。
易丹：這種上車欲望確實存在。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這段時間，好像上不上車很重要。到了九十年代以後，特別是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進入所謂國際話語環境、上國際列車，也變得重要起來。壓力和欲望變成雙重的了：國內有一趟車，還有一趟國外的車。
張曉剛：那是一個快速轉型的時代，每個人都裹挾在其中，都有點兒身不由己，大家都很難。我們今天能很輕鬆地去判斷，很容易下判斷，但在那個時代，其實大家有時候往往來不及做深入的思考。那時做判斷，有時候都是在憑直覺和聽聞，就像你說趕上車那個概念，其實所謂趕上車，在那會兒是趕上國際列車，國內的車太慢了，都是些慢速的小火車。（笑）
易丹：（笑）國際的那趟車是“東方快車”？
張曉剛：（笑）對啊。如果你上了“東方快車”，再下來，就可以上任何一班國內車，就變成這麼一個良性循環。這種時候，能夠上到那趟國際快車的人，無形中都背了一個符號、一個包裝，好像只有你才有資格去上這個車一樣。他當然沒有明確這樣跟你說，但無形中就變成這樣一種人。其實，這一切還是因為國家的變化太大。我記得從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初，大概在2005年以前，這種壓力特別大。2003年以後，大家關心的都是市場和機會。國家媒體談的多的也是時代的機遇已經降臨到我們頭上了，等等。到2005年達到了一個相對高峰，2006年就井噴了。這段時間，中國的變化巨大，社會人群開始迅速產生各種分化，形成了各種利益圈層，價值核心資本化。城市的變化，各種環境的變化；信息量也巨大，大家都在處於一個被動適應狀態，那個節奏快到個人正常的思考節奏無法匹配，能夠適應下來就已經不錯了。

適應與轉型，孤獨和焦慮
易丹：恰好是在這個時期，你的藝術方式也面臨轉型。或者說，你又開始想新的、做新的東西了。因為“大家庭”系列的成功，好像讓你被某種符號體系、市場體系鎖定，好像張曉剛一出場，人們就判定說，哦他的“大家庭”嘛，你如果要背離這個符號，很有可能大家就不認你了。
張曉剛：對，我那時面臨的困境有點奇怪。這個展覽還沒開始，下個展覽邀請又來了。參加的每一個展覽都會說，我要你的“大家庭”，提出的要求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全一樣。我記得1997、1998年那會兒，是我參加展覽多的時候，一年參加十多個展覽，各種各樣的展覽。現在回頭看，真正有學術意義的卻很少，大多數還是那種常規性的，或者是商業性的，或者是那種所謂打“中國牌”的（展覽）。表面上好像都是打的“國際牌”，實際上是“中國牌”。在這種展覽裡，好像所有人的標準、要求都是一樣的，都是同樣的作品，同樣的東西，只是換了一個場地在展。展覽的壓力大於創作本身的壓力，都來不及去想好多問題，已經筋疲力盡了。每天、每天都得畫，就變成這麼一種狀態。而且，沒有人會去想你還有什麼新東西，老東西他還沒消耗完呢，所以他也不要你的新東西，就算你畫了也沒用。
易丹：那你所說的新東西，是怎樣開始的呢？那是一種什麼狀態？
張曉剛：實際上，我的新想法、包括草圖，在1997年或者1998年就已經開始了。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有一次，參加上海的一個建築會議，那會兒陳家剛還在地產界，是他火的時候。那時全國都是大工地，建築師們隆重登場了。那次他把我也喊去參加，我坐那兒，百無聊賴，我對建築本來也沒那麼了解，聽不懂。然後坐那兒就開始想自己的事情，我就在想，其實應該畫點兒這個時代給我的感受，想起那些工地，看到大量的東西被拆……我當時就在會上畫小稿子，那一天開會完下來，畫了幾十個圖。後來作品的一些基本元素，從那會兒就開始出現。但那會兒我不曉得要怎麼表達，只是想把這些想法記錄下來。

1997年，“失憶與記憶”系列 張草圖
易丹：所以2000年以後的新理念和新畫法，在90年代末就已經出現了。只是那時，你還沒有找到一種可以成型的路徑？
張曉剛：對。那時候我的個人生活剛好也是一個轉折期。1999年秋天，我離開成都來到北京，開始一種嶄新的生活。雖然以前我經常來，但是那是來做客的那種感覺，和真正到這兒來當一個職業藝術家的感覺很不一樣。記得到北京後的天，早上醒過來，是被學校裡那個廣播聲吵醒了。我住的房子隔壁是一個小學校。我對那個聲音很熟悉，廣播響起來、升旗、做早操，因為在成都的沙子堰，我的家旁邊也是一個小學。醒過來以後，突然有點兒茫然，不曉得我在哪兒，那種感覺很魔幻，然後突然反應過來，哦，我到北京來了。

1999年，新租的家和工作室就在身後的花家地西裡小區。
那會兒我睡覺的床是鋪在地上的床墊，那是房東給我的。當時我只帶了一個包，行李都沒有，房東就很奇怪，你到底來幹啥的，還要租房？房東說我這兒有一個床墊，沒用的，你拿去用。我就用這個床墊當床，然後跑到超市買了床單、被套， 就這樣睡了。醒過來發現我是在北京，四壁空空，周圍啥也沒有，連個椅子都沒有。你曉得的，在成都我們過得很舒服，有阿姨、有自己的房子，起來以後都很放鬆，家庭氛圍很濃郁，阿姨會把飯做好了，一切都是順理成章。那天醒過來起床以後，卻啥都沒有，整個房子都是空的。
易丹：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時間節點。真正的空間大挪移，首先是因為你的肉身在那兒，你才可能體會到，對吧？
張曉剛：對啊，一切都變得很具體。當時我個念頭就是去買東西，我要買床上用品，買椅子，買茶幾，還要買個洗衣機，馬上去。接下來那幾天就開始忙著把這些簡單的東西添置起，二手的洗衣機，電視機，沙發，總算搞定。我是10月份到北京的，到了下午五點，這兒天黑得比成都要早，五點鐘天快麻麻黑的時候，人就有點兒慌了，今天晚上在哪裡吃飯？就給朋友打電話，說我們一起吃飯嘛，在哪兒吃？一小群人就開始到處去找地方吃飯。所有這些細節都在提醒你，你到了一個新地方了，整個生活習慣全部都得變，你的說話方式，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飲食習慣，你的所有東西都得變。
那個時候，望京這一塊還是很偏的郊區，我是個到花家地安家的藝術家。我租的那個房子是個新樓，一層樓就我一個人，中間是過道，一邊是向外的窗戶，一邊是許多房間的門，讓我想起單位的宿舍。我當時租了兩間房，一間房拿來生活、睡覺，另外一間房作畫室，在另一層樓上。當時除了我，一層樓裡只有兩戶人，一戶人是隔壁的房東，還有一戶就是在頂樓上，也是外地來北京打工的。整個樓空蕩蕩的沒人，小區裡也空蕩蕩的，連一輛車都沒有。所以到了下午，我就要趕緊跟朋友打電話約飯，基本上就在餐廳、酒吧、三裡屯這些地方去耗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