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國魂：貼近時代、議論風生的隨筆雜感，對症下藥、擘肌分理的學術文章（簡體書）

本書是郭齊勇“國學三書”之一種，是郭齊勇先生近30 年發表的38篇文章的結集，其中既有貼近時代、議論風生的隨筆雜感，也有對症下藥、擘肌分理的學術論文。本書篇幅雖不大，然涉及議題甚多，包羅甚廣，舉凡國學之內涵與外延，儒釋道三教之會通，古聖先賢如孔、孟、墨、陽明、船山等的思想研究，儒家親情倫理之現代闡釋，儒學公平正義觀之研判，守成創新與中西文明對話，書院文化之傳承與發展，國學教育與人文化成之思考等，無不念茲在茲，反復論列。

郭齊勇，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主席等。2006年被評為國家級教學名師，2017年被評為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等，著有《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中國儒學之精神》《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中國人的智慧》《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學研究》等。

郭齊勇先生既是一位名滿天下、著作等身的學者，又是一位心憂天下、居仁由義的儒者。讀其書，開卷有益， 每能建頓開茅塞、化性起偽之功；交其人，如沐春風，常可收傾蓋如故、廉頑立懦之效。郭先生為人為文，通達明白，不加藻飾，不求艱深，不弄玄虛，其文風與其人格，正相表裡，樸實無華， 始終如一。郭先生的中國哲學研究取精用宏，氣象雍容，既注重經典研習，涵化會通，又不離道德存養，躬行踐履，體現了“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和諧統一。

王船山思想的內在張力及其思考模式的當代意義/ 001

國學與國魂/ 005

從孔學的“人論”看儒學的現代發展/ 008

現代化需要佛教，佛教需要現代化——“佛教的現代化挑戰”國際會議有感/ 012

精神解脫與社會參與——佛教的當代意義之蠡測/ 015

21 世紀：根源性的追溯與人文學的振興/ 023

守先待後：世紀之交的文化遐想/ 030

趨新與守成/ 038

法治與德治交互為用/ 040

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與價值/ 044

略談中西文化比較/ 051

是精魂，不是形貌——關於中國學術的主體性/ 055

儒家的公平正義論/ 057

再論儒家的政治哲學及其正義論/ 063

中國古代哲人的生存智慧/ 090

重新發現中國/ 109

國學就是儒學、漢學嗎？/ 113

孔孟之道的恆常價值/ 117

五倫之情實乃公德之基/ 119

德性是有力量的/ 125

“仁”“義”與現代人的精神世界/ 128

中國夢的文化底蘊/ 135

傳承文化基因，彰顯精神標識/ 143

護持精神命脈，加強人文教化/ 146

如何解讀孔孟的親情倫理？/ 149

國家意識形態應以中國文化為本體——兼談國族意識、國學教育與國家祀典/ 160

汲取“忠孝節義”的正價值/ 166

國學不僅僅指一般的傳統學術，如經史子集之學、考據訓詁辭章之學等，更是指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與民族精神。“國學”這一概念從20 世紀初被章太炎等人提出之時起，就含有振興民族精神和弘揚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性與人文傳統，以此來批判或救治整個世界的西化、工業化與商業化的弊病之意。可見，“國學”不僅僅是“學問”或“學術”的概念，更是“民族性”與“民族魂”的概念。這兩者是有密切關聯的。國粹派所謂“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即是主張通過保文化學術來救國家民族。但中國古代文人還有一個說法，就是區別“亡國”與“亡天下”。“國”是一時之政統，而“天下”則是恆久之道統，涵蓋了中華文化的神髓。相比之下，“天下”重於“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學是“天下”之核心，它超越了具體時空之政制、治統。外國人研究漢學與本國人研究國學，具有很大區別，不可等量齊觀。外國人重視餖飣枝節而忽略內蘊精神，他們視漢學為純客觀對象；而本國人對國學必然投入主觀情感，懷抱溫情與敬意，並且身體力行，將其作為立身立國之本。在新世紀之交，人們再倡國學、重建國學，我看有五層意義。第一是知識層面。在數十年隔閡、兩三代人不知經史子集為何物，甚至是數典忘祖的背景下，特別是商業性的媚俗“文化” 鋪天蓋地般衝擊之下，對國民特別是青少年進行國學ABC 的教育已是十分緊迫的事情。第二是學術層面。隨著國學大師們的相繼去世，學術失傳，學統不彰，分門別類、微觀精深的研究亟待繼承與搶救。這正是各研究機構與高等院校的導師們所做的“繼絕學”的工作。新近有不少民間機構、同人刊物專力於國學研究，實是國學振興的希望之光。“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搞學問就是要講精專，要坐冷板凳，遠離車馬喧騰的俗情世界。第三是道德價值與人生追求的層面。國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道德危機與價值失序在今天已是不爭的事實。一代一代人風的頹敗最終將導致民族素質的弱化和民族性的消解。提倡國學，主要是提倡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脹所導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第四是終極關懷的層面。一個人、一個族類必然有終極的信念、信仰，它超越了世俗人倫的實踐意義。中國儒家的“天”“天命”“天道”，以及其對這種終極真實的主體性體認，是儒者在精神上超越俗世的真正根據。儒家由宗教性的超越的肯定而發展出宗教與道德相結合的超越的肯定，即肯定人本乎自己的（又是天賦的）心性、從事道德實踐的功夫，而可以知天、事天、上達於天（到達一究極的、為天所知的境界）。這些精神資源在當代仍有價值，可以救治現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的荒謬處境。第五是國魂與族魂的層面。提倡國學與吸納西學並不矛盾，這一點從20 世紀著名的國學大師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馬一浮、湯用彤等人身上都可以反映出來。重鑄新的國魂與族魂自然離不開真正的中西精英文化神髓的融合，正所謂“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魯迅語），“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語）。任何民族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是無本無根的現代化。國學是本，“本立而道生”。國學不僅是建設與開拓現代化的重要的精神資源，而且還是反思和批判現代化（之負面性）的重要精神資源。對於“現代化不等於西化”這一真命題，人們往往習慣於從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層面加以肯認或否證。其實這一命題的意蘊超出了這些層面，包孕有個體與族類的文化心理、生命意識和終極托附的意義。失去民族己性與民族個性的現代化，絕對不是成功的現代化。又有人從意識形態的視角立論，對提倡國學者扣上“國粹派”“復古”的帽子。事實上，提倡者的視角早已轉換，而撻伐者仍有“文革”遺風，不懂健康社會的價值多元化。國魂與族魂的重鑄顯然是建立在揚棄傳統國學的基礎上的。它是國民與族類的心結，系之於情感，訴之以理性，超乎於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