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凱塞林元帥回憶錄（簡體書）

凱塞林少年參軍，“一戰”期間，曾就職於炮兵部隊，後任參謀，又參與了德國空軍的組建工作。“二戰”初期，凱塞林作為空軍指揮官，主要職責是配合裝甲部隊開展閃電戰。在德國空軍橫掃歐洲大陸後，作為元帥的他開始指揮空襲不列顛和突襲蘇聯。當德軍在義大利戰場出現頹勢後，被調至羅馬配合隆美爾的非洲軍團開展南線戰鬥，並作為南方戰區總司令獨立指揮此地的三軍部隊。

凱塞林對於德國在“二戰”時期多個戰場上的失敗，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理解，例如：轟炸英國的“海獅行動”被取消在於目標不明確，在蘇聯戰場未能盡早占領莫斯科，北非戰場是由於沒有優先占領馬耳他島以及義大利軍隊的無能，等等。

阿爾貝特·凱塞林（Albert Kesselring, 1885—1960），德國空軍元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頗具指揮能力的軍事將領之一，曾獲德國鑽石橡葉帶劍騎士鐵十字勛章。

?凱塞林元帥是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極具指揮能力的軍事將領之一，德國將領中頗受歡迎的一位，以指揮才能和成就贏得了盟軍的尊敬。

?丘吉爾稱凱塞林“是一名良將，又有一批能幹的參謀人員”，哈羅德·亞歷山大認為“凱塞林在戰場上和我們總體上是公平較量的”。

?作為南方戰區總司令，凱塞林從德國高層的視角來回顧在當時的局勢下戰場上的決策是怎麼制定的，動機又是什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是一個新的視角來回顧“二戰”。

?凱塞林對於德國在“二戰”時期多個戰場上的失敗，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理解，例如：轟炸英國的“海獅行動”被取消在於目標不明確，在蘇聯戰場未能盡早占領莫斯科，北非戰場是由於沒有優先占領馬耳他島以及義大利軍隊的無能……

我個人對凱塞林元帥的看法可能與其他美國人不同，原因其實很簡單。

1945年5月，歐洲戰爭結束。對於作為歐洲戰區歷史研究部主任的我而言，這似乎是個契機。要想進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就需要逐步吸收大部分敵軍指揮官及其參謀人員參與我們的工作。理由毋庸贅言。大多數德軍記錄已被我方所繳獲，並且不會再歸還。德國作為被占領國，絕不被允許書寫自己的作戰歷史。如果能把敵人的戰場行動與我們的行動進行對比，就便於我們了解發生在自己部隊身上的事情及其發生的原因、時間和地點，因此在對敵軍行動進行再現時，就需要在我的主導下由雙方合作進行。

我的上司起初對這種做法持懷疑態度，要麼置之一笑，要麼直接反對。然而，我在戰爭部的對手們卻對這種需要有著深刻的理解。我很理解為什麼我們這邊不贊成，因為這個想法是非常激進的。以前從來沒有人做過這種事情，而且當時也沒有相關規定。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全新的局面，需要創造性地採用一些方法來同常見的行政偏見作斗爭，然而現實卻並非總能成功。

於是，我帶著複雜的思緒去找了一些敵軍指揮官，想聽聽他們的意見，看是否有可能采取必要的合作措施。馮·倫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表現得疲倦、冷漠，幾乎沒有任何興趣，但他相信，如果有個問題能夠引起他的同僚的職業興趣的話，大部分人隨時都能做出響應。

肯尼斯·W. 赫克勒（Kenneth W. Hechler）少校是我的一名參謀，也是我在探索活動中的得力助手，他與曾是德國國防軍的作戰指揮官的瓦爾特 · 瓦爾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將軍進行了交流，瓦爾利蒙特認為這個想法非常可行。如果我們願意，他（瓦爾利蒙特）願意成為參加我們工作的人。當我在總參謀部會議上對這個情況進行報告時，引起的笑聲比總司令說的玩笑話所引起的笑聲還要夸張。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努力。敵軍指揮官正在我們的幾個戰俘集中營裡受到嚴酷對待，這讓所有美國人都感到震驚，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應該始終秉持法治精神，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體面、有秩序、有條理地進行。我正式提出抗議，指出這種方式是嚴重錯誤的，我們實際上是在摧毀那些對我們有用的人，他們並不亞於我們已經接收的那些德國科學家。在這一點上，我得到了上級的支持，他們只提醒我要注意局勢的演變。漸漸地，在走了很多彎路之後，我們終於回到了正軌上。在開始，有10名敵軍高級指揮官被置於我們的暫時監管中。此後，這一群體穩步擴大。我們和這些軍官相處得很融洽，因為我們雖然把他們當作戰俘，但同樣認識到他們也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為了盡可能給他們提供一點物質享受，讓他們得以安心工作，我們自己掏錢包給他們買了煙草、糖果、剃須皂之類的東西。我們還設法通知他們的家人，告知他們還活著，這是他們以前無法想象的待遇。

除了這些簡單的措施，我們還有 5 名忠誠、熱情、能幹的美國年輕軍官，包括霍華德 · 哈德森（Howard Hudson）少校、弗朗西斯·P. 哈拉斯（Francis P. Halas）上尉、弗蘭克 · C. 馬欣（Frank C. Mahin）上尉、詹姆斯 · 斯科金斯（James Scoggins）上尉，以及上面提到的赫克勒少校。他們都全心致力於這個項目，認為它必定能夠取得終的成功。而且 5 個人都富有同情心，這是非常寶貴的質量。

我們發現這些新“同事”的性格、精神和反應各不相同，與其他組織群體是一致的。有的人喜歡取悅他人，表現得甚至有些卑微。因此，他們的工作需要額外的留意。有的人做事有條不紊，彬彬有禮，就像他們在以自由的身份處理日常事務一樣。這是好的一種，他們甚至可以指導他人的工作，比我們做得還好。還有一小部分人仍然郁郁寡歡，滿腹怨怒，沉默寡言，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有時我們認為，他們可能在家人和鄰居之間也是個麻煩。

這是一段生動的回憶。回顧那段經歷，我發現唐納德·漢基（Donald Hankey）對戰場的描述恰如其分：“我看到了人類赤裸裸的靈魂，剝去了所有外界干預……我看到了誰在被人奴役，誰又是自由之身；誰是狼心狗肺，誰又是正人君子；誰是其心可鄙，誰又是品格高尚。”隨著軍銜和名譽的提高，以及對法庭審判戰爭罪行的恐懼，在這場對男子漢氣概的考驗中，真正的將軍從那些剛剛授銜的菜鳥中脫穎而出，也許這就是領導力的本質。在潛意識中，我們都承認在任何情況下始終保持強大自控能力的人更加優秀。

阿爾貝特·凱塞林（Albert Kesselring）是一個多面手。沒有哪個偉大的德國指揮官能在一場戰爭中完成如此多的重大任務。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擁有眾多毀譽參半的公眾評價：指揮官！被判有罪的戰犯！希特勒的走狗！客觀的軍人！……根據這些觀點，凱塞林稱得上是一個卓越的領導人、軍事干預者、重刑犯、值得尊敬的對手、軍事天才、難以捉摸的滑頭、兢兢業業的老黃牛、靠不住的軟骨頭等等，不一而足。

既然這些事實都是毋庸置疑的，那麼我認為真相在哪裡並不重要，不過很顯然，如果我不尊重凱塞林，尤其是他的為人，我就不會提筆寫他。此外我認為，他在書中講述的故事是對自己生活的反思，相比起法庭和評論家們給出的片面裁判，通過本書對他進行評價可能更加全面。他用樸實的語言講述了他的所見所聞，沒有遮掩，也沒有謝罪，文風特點符合他的性格表現。根據他的描述，讀者有可能會把他貶為一個對希特勒主義俯首帖耳的爪牙，進而全盤否定掉他所有的美德。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

“微笑的阿爾貝特”，這個稱號在戰爭期間就為我們所熟知，而並非來自 1945 年下半年中與我們一起工作的德國將軍。他在戰爭後期開始指揮西線戰事，我們初的計劃是針對一場真正的戰爭危機。幾個月後，我們打探到他在紐倫堡（Nürnberg），又被我們兩個年輕的西線軍官——馬欣上尉和斯科金斯上尉——帶到位於阿倫多夫（Allendorf）的歷史研究營地。在此時，德國人對這項工作已經逐漸冷淡。他們退出合作是由於在紐倫堡滋生了大量的誹謗。凱塞林剛剛離開了那個充滿非議的中心，因此他持有的立場要麼會讓其他人永遠反對這個項目，要麼會引導他們理性行事。

他沒有倒向我們這邊，他對分寸的把握十分準確。他天到來的時候，微笑、莊重、平靜，我們心中的天平很快就傾斜了。他對追求良知的人和冷若冰霜的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意義甚至比他對義大利和西線戰役歷史所做的重大貢獻還要重要。一方面這是由於他以身作則的熏陶；另一方面是他把溫和的說教與堅實的邏輯進行了融會貫通。每當有頑固不化的人想要阻礙方案實施時，我們就把這一問題拋給“微笑的阿爾貝特”，而他總能把對方拉攏過來。

當英國人即將在義大利對他進行審判的消息公之於世後，這成了對他的影響力的一次重大考驗。阿倫多夫的大部分人舉行了罷工，他們停止寫作，因為他們認為他受到了嚴重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凱塞林在營裡通過一些美國人搞不懂的技巧，說服他們回到了自己的簡易工作臺上。他身上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和尊嚴，尤其那些妄自菲薄自怨自艾的人更是深有體會。

在他被審判和定罪的時候，我已經回到了美國，重新開始編輯工作。我對判決的看法發表在 1947 年 5 月 10 日的《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上，內容如下：

判決的結果似乎是，凱塞林在報復行為中越界了。但是界限在哪裡呢？這在法律中並無規定。他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而軍人的職責永遠是艱巨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

不合格的軍人可能早就放棄，或者不戰而降。可以想象，不管是在軍事上還是之後在敵人的法庭上，越明智的人越能判斷采取什麼樣的報復行為才是合理的。但我對此表示懷疑。相反，我認為凱塞林是受累於當時已無可更改的局勢，任何一位稱職的指揮官，如果被置於此種境地，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許多人也有同樣的疑慮，懷疑這位敵軍指揮官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公平對待，這是這個世界上的善之根本。幾位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進行了激烈的抗議。但凱塞林始終置身事外，他以平靜的心態面對死亡和公眾的羞辱。我的一位同事曾給他寫過一封表示遺憾的信，他回復道：“這就像一場戰鬥。總有一天，指揮官會聽取所有人的建議，對所有的因素都進行權衡和把握。但是別忘了，要深入審視自己的內心。”

他在這本書中所講述和總結的很多東西也體現著同樣鮮明的基調。將軍們喜歡使用冠冕堂皇的詞句，但這往往不會反映出作者的內在思想。而說到凱塞林這個人，只要知道他的生活即為他的信仰就足夠了。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內心的平靜，向外散發著真誠。

那麼，如何將這些個人美德與他對納粹德國的愚忠奉獻聯繫在一起呢？軍人忠誠的本質是什麼？這是極其複雜的問題。一個軍人是應該盲目地效忠他的上級，還是必須能接受職業範圍以外的思想和行動？一種觀點是，他們必須有自己的判斷，因為義無反顧的結果也可能是變成惡魔的幫兇。另一種觀點是，如果沒有的忠誠，一個軍隊系統就會變得混亂而無秩序。

對於凱塞林這樣的人來說，不可能有任何中間立場，這也是他的天性。他不會像7月20日事件中的軍人那樣倒戈，不會像隆美爾（Rommel）那樣性情乖僻，不會像倫德施泰特那樣龜縮不出，也不會像古德裡安（Guderian）那樣反復無常。他的任務就是縱橫沙場，他的職責就是堅持到底。這種目標的單一性在他體內催生出了一種適合任何偉大事業的、令人欽佩的力量。同樣正確的是，秉持盡職盡責理念的軍人，往往對於美德也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

凱塞林便是如此。也許從狹隘的美國視角來看，他的優點也正是他的缺點。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正如他現在所敘述的職業生涯一樣，都是他性格的體現。他在書末所寫的一句話或許更適合作為開場白：“我想對年輕人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努力做正確的事，而所謂的完美無缺，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

我相信他的這種信念就像北極星一樣指引著他。他的指揮才能不僅在他的對手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記，而且定會被後來者們充分研究。他早已在內心深處戰勝了自己，這一點使他始終能夠以高昂的心態，從容面對在戰後歲月中更殘酷的考驗，決無絲毫畏懼。

1. L. A. 馬歇爾

歐洲戰區歷史研究部主任

1953 年 12 月於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出版者序

譯者序

序/ S. L. A. 馬歇爾

前言/ 阿爾貝特·凱塞林

部分　戰爭與和平年代（1904—1941年）

章　在巴伐利亞皇家陸軍和魏瑪防衛軍的服役經歷（1904—1933年）

第二章　在魏瑪防衛軍中的光輝歲月

第三章　轉型空軍

第四章　在航空部任職

第五章　擔任空軍總參謀長

第六章　在柏林擔任第1航空隊司令

第七章　波蘭戰役（1939年）

第八章　休戰期（1939年冬至1940年）

第九章　西線戰役中的第2航空隊

西線戰役階段

西線戰役第二階段

第十章　轉折前夕（1940年夏）

第十一章　“海獅”行動與不列顛之戰

第十二章　蘇聯戰爭（至1941年11月底）

第二部分　地中海戰爭（1941—1945年） 

第十三章　地中海戰場（1941—1942年） 

第十四章　馬耳他還是埃及？（1941年11月—1942年10月） 

第十五章　盟軍登陸北非與突尼斯戰役

登陸之前

北非戰役（1942年11月—1943年1月）

突尼斯戰役（1943年2月—5月）

第十六章　轉戰西西裡島

第十七章　墨索裡尼倒臺與義大利倒戈

序幕拉開

我在墨索裡尼被捕後的行動

希特勒的反應

我為局勢穩定所付出的努力

“軸心”行動 

投降之日——1943年9月8日

卡瓦萊羅的結局

國王維托裡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墨索裡尼與希特勒

第十八章　薩萊諾戰役與構建羅馬南部防線

第十九章　卡西諾、安齊奧—內圖諾與羅馬之戰（1943年秋至1944年初夏）

橋頭堡與卡西諾

羅馬之戰前夕 

春季攻勢

第二十章　防守義大利（1944年夏至1945年春）

1944年6月至8月中旬

7月20日事件與義大利戰局

1944年8月

亞平寧戰役後的義大利北方

1944年冬至1945年初

義大利戰爭的簡要總結

第二十一章　義大利遊擊戰

遊擊戰的發展 

遊擊隊的組織結構

 遊擊隊的手段

與遊擊隊作戰 

遊擊戰的擴大與濫用職權

第三部分　無條件投降與審判

第二十二章　西線總司令

我的任命

當時的局勢與初步的措施

再次前往元首總部

普法爾茨失守 

奧彭海姆渡河戰鬥及結果

魯爾要塞

盟軍突破萊茵河下遊

3月的萊茵河上遊局勢

回顧與展望

我與希特勒及國防軍統帥部的關係

德國中部的戰鬥

第二十三章　戰爭結束

德國南部

城市爭奪戰

橋梁的拆除

阿爾卑斯山要塞

1945年4月中旬的局勢

在德國南部、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戰鬥宣告結束

我獲得全權授權

戰爭結束時的領導問題

投　降

第二十四章　我的戰後經歷

監禁初期

對我的審判

對義大利平民和文化的保護措施

審判之後

索　引

1941年11月28日，我抵達羅馬，當時我的參謀團隊還沒有到。不久我便發現，要組建一個聯合指揮部，面臨著重重困難。墨索裡尼完全按照我的意見改組了義大利空軍統帥部，任命我的一位老朋友福吉埃中將擔任國務秘書，他曾在佛蘭德斯（Flanders）戰役中負責指揮義大利空軍；但義大利總參謀長卡瓦萊羅伯爵（Count Cavallero）不願意向我移交所有的義大利陸軍、海軍和空中編隊，因為他已經策劃了一場新的攻勢。他抗議說這種安排等於放棄了獨立指揮部。他的讓步是把他的空軍劃給我指揮。

這種折中的做法毫無益處，所以我決定拋開希特勒的指示，放棄整體指揮權，作為交換，我堅持要求義大利方面在聯合行動中要采取比初計劃更緊密的合作。卡瓦萊羅向我保證，如果沒有我的口頭或書面同意，義大利統帥部不會向非洲戰區的義大利軍隊發布任何作戰命令，這是他們的承諾。現在來看，當時的談判關乎著義大利的國家聲望及其高度的自豪感，我做出的這種讓步成了我們成功合作的主要基礎。我一直贊成基於相互信任的自願協作而非強迫性的服從，因為後者必然會引起怨恨。在我們與義大利海軍統帥部（Supermarina）、空軍統帥部、統帥部及其內部負責陸、海、空部隊的軍官等部隊和個人的接觸中，義大利軍人向德國同行們展現了同志般的助人精神，這樣的事例每時每刻都在上演。當我們與海軍統帥部的交流過程中，我們還得到了海軍上將裡卡爾迪（Riccardi）和海軍上將聖佐內蒂（Sanzonetti）的大力指導。在層面上，我與卡瓦萊羅伯爵的合作充滿了友善和忠誠，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 1943 年安布羅西奧（Ambrosio）將軍接替他之後，這份合作就轉向了陰謀和欺詐。至於我本人的上級，只有國王和“領袖”（Duce）墨索裡尼。

在的黎波裡塔尼亞（Tripolitania），我提出了一個條理清晰、類似於德國國防軍模式的組織結構。所有三軍部隊都隸屬於總指揮官巴斯蒂科（Bastico）元帥，隆美爾也不例外。但這只是紙上談兵，注定無法付諸實踐，因為隆美爾和巴斯蒂科一直處於爭執狀態，並且隆美爾寸步不讓，哪怕這會惹惱了敏感的義大利人。隆美爾的聲譽很高，後來更是達到頂點，這成了引入變革的絆腳石，但與此同時，它又有助於擺平某些微妙的情況。

在1941年11月底的軍事行動中，一個突出問題是我們的跨地中海通信系統難以勝任。我們每天都能更清晰地看到英國軍隊在這些水域占據著海空優勢。事實上，非洲戰役對於隆美爾來說是一個關鍵轉折點。他正在對德爾納（Derna）以東的敵軍大舉壓上，但主要由於義大利師的戰鬥力低下，作戰行動一波三折，甚至我們都不得不考慮終是否要撤離昔蘭尼加（Cirenaica）。

與此同時，馬耳他島作為一個戰略要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在初期的主要目標是拿掉這個馬蜂窩，來保護我們的補給線。這樣我們就需要時間在西西裡島建立地面設施，前移我們的空中編隊，調配摧毀馬耳他海軍和空軍基地所需的物資，並確保義大利空軍在我們的進攻中予以合作。就當前而言，除了能夠對重要的運輸隊加強空中掩護外，無法采取更多的行動。

隆美爾的部隊不斷提出要求。我們已在德國南方司令部和義大利空軍統帥部之間，以及在非洲戰區空軍總指揮官和義大利北非航空隊之間建立起良好的聯絡，但這都無法減輕德國空軍在戰鬥中所面臨的主要壓力。沙漠中的裝甲部隊抱怨說，我們孱弱的中隊雖然取得了值得贊揚的成就，但對他們的支援仍然十分匱乏。不過可以說，如果不是我們空軍發揚不怕犧牲的戰鬥精神，隆美爾的軍隊很可能在蘇爾特灣（Gulf of Sirte）還要繼續撤退（例子還包括 1941 年 12 月 24 日在阿格達比亞和1942年1月13日在馬爾薩·埃爾·布雷加等）。

應卡瓦萊羅元帥的要求，我的第二項任務是消除在戰場上意德兩軍指揮官之間反復出現的基本分歧。

德國三軍部隊的戰鬥力都是流的，只是數量不足。他們裝備精良，在很多方面都優於敵軍，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出於戰術需要而以多取勝。此外，由於在海上運輸過程中存在巨大損失，本來就很有限的補給品就不得不盡量滿足各個地方的需求，因此到了各部隊手中已所剩無幾。每一場戰爭都會面臨全新的純地理問題。在北非，我們的部隊首先必須習慣那裡獨特的氣候、地形和植被。他們必須在戰鬥戰術方面學會適應大自然以及新的敵人。一旦部隊適應了新的環境，他們就能勝任任何任務。

總體來說，我們和義大利人之間的同志情誼還是很好的，只是我們的這位盟友在參謀業務和戰場行動方面效率低下，時常使我們感到惱怒，破壞了友好的氛圍。

雖然這場戰爭是由羅馬直接指揮的，但義大利軍隊對此毫無感覺。戰爭給我的印象就是，意軍沒有認真履行他們對前線士兵應承擔的責任。在緊急情況或需要齊心協力的時候，他們總是在敷衍了事。

在我看來，問題的根源在於義大利人不願充分發掘他們的戰爭潛力。對於我的抱怨，墨索裡尼經常響應說，義大利人民在漫長和疲憊的殖民戰爭中流了太多寶貴的鮮血，現在已經變得厭倦了。我們兩人的說法可能都是對的。但到了1944年，我感覺意軍似乎在公然抗拒動用他們的人力儲備。

卡瓦萊羅和安布羅西奧在同我交涉時，都以缺乏物資作為借口，為他們沒有向軍隊提供合適裝備以及沒有充分利用現有人力資源進行大聲的辯駁。這也許是真的。但是，除此之外，他們還采取了一種故意囤積物資的政策，這讓我完全無法理解。在 1943 年意軍倒戈時，還有大量未曾使用的戰爭物資被發現，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這一政策的摳門。

他們的動員機制既不適合百萬大軍的需要，也不適應長期的緊急狀態。我發現了太多現成的例子，即使在戰爭危急的時期，平時的工作狀態仍然占據上風。盡管卡瓦萊羅接受了全面戰爭的思想，並在開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各個民生部門拼接成一個相互協調的戰爭機器，但這個機器很快就垮掉了。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義大利人民在一開始就知道這場戰爭是一次生死攸關的戰鬥。我認為，他們是隨著戰爭不斷拖延，並且不斷遭受空襲和領土損失，特別是在北非戰區的失利，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義大利城市與德國城市的差別迥然，以致我需要想辦法才能抹去對它們的印象，例如我只有在職責所需時才會前往義大利的城鎮和村莊。我永遠忘不了在安齊奧戰役和內圖諾戰役期間羅馬依舊歌舞升平的場面。如果墨索裡尼不能激發國民的戰爭精神，他就應該早早放棄參戰的想法。不過後來，義大利遊擊隊對德國國防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遊擊戰，從中倒可以看出義大利人民並不是完全缺乏戰鬥精神的。

義大利軍隊的表現並沒有超出我們對於南歐人的意料，他們的訓練更像是花架子而非為了戰鬥。他們的軍營不適合作戰訓練；他們潛艇的潛水表演和空軍的特技飛行都不適合真正的實戰。他們也沒有足夠重視小型編隊到整個軍種的合同作戰訓練，當然後者也是大多數國家的一個共同缺點。另一個顯著的問題是他們缺乏大型訓練場地。而更糟糕的後果是，在戰爭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後，他們仍缺乏良好的武器和裝備。因此，要求一名士兵在只裝備了 4 厘米反坦克炮和仿真坦克等低劣裝備條件下去阻止重型坦克的進攻，或者駕駛裝甲過薄、火力不足的坦克去衝擊敵人的現代化部隊，或者在與敵人現代化艦隊作戰中操作沒有夜戰設備或儀器的船只去定位並攻擊潛艇，或者使用速度較慢、彈藥不足的戰鬥機去與配備功率發動機的飛機進行戰鬥等，實在是過於苛刻了。

在城市中，甚至連裝樣子的防御力量都不存在，只有一些中世紀的火炮和一個形同虛設的空襲防御系統（其中沒有雷達，沒有相應的通信系統，也沒有便捷的防空洞），這實在是高估了個人勇氣和平時紀律的作用。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不加區別地譴責義大利士兵素質低下或不適合長期頑強戰鬥，那是錯誤的。墨索裡尼及其和平時期的國務大臣們必須為此負責。如果他們了解這些嚴重的缺陷，初就應該遠離戰爭。他們的另一個錯誤是太依賴於義大利製造的武器，那些武器永遠只停留在口頭上卻從來沒有生產過，他們應該採用經過戰火洗禮的德國武器，並獲得許可進行生產，例如德國型號的坦克和 9 厘米防空炮。

盡管義大利軍營明顯缺乏作戰訓練設施，但他們的軍隊紀律遠遠達不到我作為一名德國軍官所持的標準。只要簡單地觀察一下衛兵的換崗，就會發現義大利士兵對他的職業毫無熱情。也許身為一名完全不同的北方人，我用來判斷的標準是錯誤的，但我認為事實證明我是對的。我把這種令人不滿意的情況首先歸因於官兵之間缺乏接觸。義大利軍官的生活與部下互相隔離，並且由於對部下的需求一無所知，他就無法在必要時滿足他們，因此在危急情況下也就失去了控制。義大利列兵的口糧，即使在戰場上也與軍官大不相同。口糧的數量與軍銜成正比，更不用說，隨著數量的增加，各種珍饈美味也會越來越多。軍官們單獨吃飯，常常不知道他們的士兵吃了多少或吃了什麼。這破壞了同生共死的戰友之間應該普遍存在的同志情誼。野戰廚房車有助於消除這種差別，卻無法受到義大利軍隊的青睞。我經常向卡瓦萊羅指出，這種現象會嚴重影響士氣，但沒有得到全力支持。事實上，我自己發現，我們德軍的野戰廚房車已經完全被義大利士兵所包圍了。另外，當我在義大利軍官餐廳裡接受款待時，那裡伙食標準比我自己的參謀食堂提供的食物要好得多。1944 年，格拉齊亞尼（Graziani）元帥被迫采取果斷措施，確保其他所有軍銜的軍人都能按時獲得全額薪水。在我看來，這件事毫無疑問是需要特別干預的。

我說這些話的目的不是要夸大義大利軍隊的錯誤，只是為了說明他們的部隊經常出現的問題。我並不是說，他們的官兵關係無論如何都處不好。他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不錯的。這一事實只能證明義大利的普通士兵天生正直，並且可以成長為一名堅強而優秀的戰士。我見過太多由義大利部隊或個人締造的英雄主義事例，如在阿拉曼（El Alamein）戰役中的“福爾戈雷”（Folgore）空降師，在突尼斯（Tunisia）戰役中的炮兵部隊，在海軍突擊艇和魚雷艇上奮戰的船員，

在魚雷轟炸機編隊中英勇的飛行員等，都令人無法忽視他們擁有的信念。但在戰爭中，起決定意義的並不是這些孤立的英雄主義行為，而應該是軍隊的日常訓練和戰鬥精神。另外，義大利采取了中歐軍事強國普遍運用的戰略原則。我見過許多三軍指揮官，他們都是一流的戰略家和戰術家。我發現義大利軍種部門的工作制度與其他國家都是一致的。當時有個普遍觀點，認為義大利初級軍官基本不了解軍種的規章制度，但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以進行印證。我並不認為他們在運用這些規章方面缺乏實踐，相反，我認為是統帥部的活躍直覺與執行單位之間存在不協調，這應該是造成大量失敗的原因。行政工作也許制定得很細致，但執行情況卻很糟糕，無疑這可以部分歸因於他們南方人的性格特點。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居然嚴重忽視了島嶼甚至是本土的沿海防御工事，而在巴爾博離開之後，現代化飛機的研制和生產也變得停滯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