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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吾道文叢》收錄成中英、錢理群、馮天瑜、汪榮祖、郭齊勇、鄧曉芒、趙汀陽等多位學術名家的學術自傳,內容是學人自述學術生涯和學理思考,兼憶學林往事。通過學者的自傳印證相關學理的來龍去脈,同時折射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思想學術的發展流變。本書是馮天瑜先生的自傳,他在書中自述家學、學堂、社會大學提供的精神營養,凡人眾生、學術巨匠的懿言嘉行以及作者遨遊學海的入微體驗,是作者研習文化史的無盡長程的寫真,可供讀者參酌。

作者簡介

馮天瑜(1942—2023),男,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討中國文化史框架構築和明清文化史。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論》《中國文化史斷想》《中華文化史》(合著)、《中華元典精神》諸書。

目次

第一部分

隨慈母“住讀”湖北省圖書館八年追思 | 002

從泛覽群籍到攻讀經典:庭教記略 | 018

未成文的家訓 | 026

家中長老——記梁啟超、王國維、王葆心墨寶 | 033

實驗中學初三(1)班畢業六十年祭 | 044

高中憶舊 | 049

大學的天職 | 058

第二部分

“學術服務人類”與“為學問而學問” | 064

義理、考據、辭章——修學三門徑 | 068

小議“學派” | 081

“看家書” | 085

“預流”與“不入流” | 089

一慢 二快 三慢 | 095

臨文必敬 論古必恕 | 100

時下清宮戲歷史觀探略 | 104

第三部分

即器求道 內外兼修——文化史學進路 | 124

觀照文化史兩重點:開創期與轉型期 | 129

回復與前進 | 135

元典——人文常青樹 | 141

由詞通道 | 162

“歷史文化語義學” | 177

中日語文互動平議 | 185

《月華集》題記 | 214

第四部分

中華文化的地域展開 | 218

《荊楚文庫》編纂設想 | 226

《中國省別全志》影印版序言 | 241

《王葆心文集》序言 | 255

與賀覺非先生撰《辛亥武昌首義史》 | 262

永遠的老水手——詩人曾卓祭 | 275

白水田護書 | 281

第五部分

“天教”——與饒宗頤先生晤談一題 | 288

伊原澤周先生贈書記 | 293

與中島敏夫先生同堂講授中國古典 | 301

與李慎之、唐德剛、谷川道雄三先生議“封建” | 305

代後記 文化史研習回顧 | 329

附錄 馮天瑜代表性著作目錄 | 335

書摘/試閱

從泛覽群籍到攻讀經典:庭教記略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以來,沉寂多年的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在中國大陸興盛起來,議論迭出,著述紛呈,有人稱之“文化熱”。後來,又有此“熱”現已 轉“冷”之說。然而,作為躬逢其盛的參加者,我似乎沒有感到忽“熱”忽“冷”的起伏跌宕,只是覺 得,這項切關緊要的研究工作在不正常地蕭條 30 年之後,近 10 余年來始而復蘇,繼而向縱深拓展,目前方興未艾。此外,就個人經歷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與一時之熱潮關係不大,而可以說是蓄之久遠,發於天然。

從小學 3 年級到高中畢業,也即 9 歲至 18 歲間,我隨母親住在她工作的湖北省圖書館。開始兩年,每天放學歸來,便自由徜徉於書籍的海洋。那種縱遊書海,與應試無涉,沒有被功利心驅使,唯一的動力是 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

在嗜學者那裡,“心遊萬仞”“思接千載”的文學女神往往最先降臨。憶昔少年時,令人搖情動魄、形諸舞詠、心馳神往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水滸》《三國》《西遊》《說岳》《說唐》,自然讀得爛熟,梁山好漢的綽號和武功特長一一講來毫不費力;秦瓊賣馬、岳飛槍挑小梁王之類故事更使十二三歲的孩子沉醉;曹操得天時、孫權得地利、劉備得人和,也津津樂道,最初的“歷史觀念”大概由此獲得。以初中二年級為端緒,另一扇知識之窗豁然敞開,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文學以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們展開一個又一個廣闊、深邃而又新奇的世界,帶來無限遐思。至今我仍能鮮明如昨地憶起莎士比亞筆下李爾王的悲壯、奧賽羅的執著、哈姆雷特的淵思;至於屠格涅夫描繪的林中狩獵,托爾斯泰鋪陳的俄法戰爭場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抒寫的彼得堡白夜,巴爾扎克精工細描的巴黎上流社會,狄更斯刻畫的陰暗的倫敦下層,更歷歷在目。盡管以後很少重讀這些大師的作品,但早年從文學名著獲得的對中西文化的體悟,頗有益於後來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尤其有助於中西文化比較的展開。

興趣是記憶的窗口和蓄電池,也是記憶的篩選器。我於史事、典籍、地理能如數家珍,但記憶也有不佳之處,電話號碼、門牌號碼等切關緊要的數據老是忘卻;購物回家,夫人問價,一概應答不出;更有甚者,朋友相見,有時竟呼喚不出對方姓名,弄得十分尷尬,只得托詞把妻子領出室外,低聲詢問:“此人極熟,他叫什麼?”

少年時代我博覽群籍卻未能精讀,正所謂“好讀書而不求甚解”。真正青燈黃卷,攻讀經典,默識深思,則始於青年時代,這得感謝父親的庭訓。

先父馮永軒是一位歷史學教授,早年就學武昌高師(武漢大學前身)時從文字學家黃季剛先生學,又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一期,師從梁啟超、王國維等國學大師,以後轉徙各地任教。先父性格剛直,寧折勿彎,1958 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時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鬱,只有忘情於文學時方獲得幾分精神自由。1960 年初,我正值高中畢業前夕,三兄因發表批評“反右”“反右傾”的言論而被作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問題”顯然杜絕了我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的可能。而恰在此間,又暗自做起了作家夢—— 一個縹緲遙遠的夢。從許多中外作家的經驗談中得知,念大學文學系與當作家風馬牛不相及,作家的大學是生活,寫作實踐是駛向目標的風帆。基於以上幾層原因,高中畢業時我對考大學全然失去興致,同學們備考最緊張的幾個月,我仍然在省圖書館閱讀《悲慘世界》《復活》《白癡》之類,並且出乎一直視我為文科人才的師友們意料之外,錄入武漢師範學院生物系。感謝生物系的課業較為輕鬆,使我在涉獵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尤其是達爾文進化論),“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同時,贏得大量時間,繼續攻讀文史哲書籍並練習寫作。大學 4 年間,陸續發表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雜文。記得 21 歲時(1963 年)刊發的一篇遊覽頤和園萬壽山的文章(題為《不要忘記帝國主義》),於寫景間縱論古今,頗得友朋好評。一向喜愛文學的母親,特別將那篇文章從報紙上剪貼下來,並 批語保存。以後我出版書籍數不在少,也有過殺青付梓之樂,但都無法與 1963 年那篇短文發表時的激動相比。

與母親常以欣賞目光注視兒子迥相差異,不茍言笑的父親從來沒有夸獎過我,但他可能發現小兒子確實熱愛文史,正可彌補前面四個兒子紛紛從事其他專業帶來的遺憾。而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父親剛被摘掉右派帽子,心緒稍稍寬松,便連續幾個寒暑假,給我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記得每日晨起,父親手不持片紙,不僅逐句吟哦經典原文,而且引述程注、朱注等各類注疏,並聯繫古今史事,議論縱橫。我則記錄不輟,偶爾插問,父親又申述鋪陳。如此,由旦及暮,母親端來的飯菜常常涼了又熱,熱了又涼。

由泛覽進而精讀,從浮光掠影於知識聖殿邊緣,到逐步升堂入室,其轉折發生在 1962 年至 1965 年這段庭訓之間。當時我並未意識到其意義,直至後來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方深覺重要。當然,對中國古典的研讀,畢竟是青年時代才開始,以後又未能持續堅持,故在對古典的熟悉程度上,遠不能與有“童子功”的老輩學者相比。我們這一代學術工作者可能有某些長處超越老輩,但對本國文化元典的熟悉與體悟方面顯然不足,這是難以出現一流文史大家的原因之一。彌補辦法,除我輩尚需努力外,更要著眼於新的一代。我有一個構想:從培養文科尖端人才計,可在少數重點學校(最好從高小開始)開設少量班級,除普通課程外,增設古典課,使學生對文化元典熟讀成誦,再輔之以現代知識和科學思維訓練,從中或許可以涌現杰出文史學者。

“文革”時期,工作單位武漢教師進修學院派仗連綿,逍遙派則每日學習“五十四號文件”(撲克)。我於派仗很快厭倦,對那一據說是韻味無窮的 “五十四號文件”又興趣索然,於是便躲進一家三口擠居的 11 平方米的宿舍裡讀書(1968 年結婚,分得此小房間,一住多年);開會學習文件時,也在文件掩護下藏書偷閱。那時可讀的當然只有魯迅書、馬列書,偶爾也有《第三帝國的興亡》等書私下流傳。從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中期,我認真通讀了《魯迅全集》和幾種馬列經典。魯迅對社會、人生的深刻剖析,對歷史、文化的獨創見解,以及無與倫比的犀利文筆,都於我恩澤久遠。而《德意志意識形態》《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則提供了歷史辯證法的生動範本,並使我開始受到理論思維訓練,又對哲學及哲學史發生興趣。黑格爾把哲學比喻為密納發的貓頭鷹,黃昏時方起飛。對一個民族來說是這樣,對一個人來說也大抵如此。就我而言,最先發生興趣的是文學,緊隨的是史學,以後才是哲學。然而這只貓頭鷹給人的教益深刻。如果說,文學提供的是形象,史學提供的是事實,哲學則昭示著規律。

70 年代後期,我遇到一次選擇專業的機會。少年時的作家夢這時早已淡化,因為自知形象思維非己所長;而哲學固然有誘惑力,但玄虛抽象又令人生畏。於是我決計以冷熱適度、虛實相濟的歷史研究為業,步龍門扶風後塵,跨入史學之門。由於目睹近 30 年的史學偏於政治史和經濟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己對文、史、哲均有涉獵,又稍長於綜合,便選擇總攬諸觀念形態的文化史為自己的專攻——那時尚在全國性的“文化熱”興起以前三四年。此外,自己既為鄂籍,自 80 年代初開始擔任湖北省地方志副總纂和武漢市地方志副總纂,於湖北及武漢史志責無旁貸,於是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以辛亥武昌首義史和張之洞為主要研究物件。文化史與地方史便成為我習史、治史的一體兩翼,並有助於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

今日回首反顧,早年的泛覽、青年的庭訓、中年的抉擇,歷歷在目。正是這一切,使我走過一段並不完善卻又趣味盎然的學史、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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