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電梯社會：一個歐洲心臟地區的危機（簡體書）

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在20世紀80年代的狂歡中稱德國為“電梯社會”——成千上萬的熟練工人將自己的大眾汽車升級為奧迪汽車，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將孩子送進了大學，並期望自己孩子的社會地位和財富進一步提高。然而所謂 "電梯社會"的齒輪早已停了下來。由於沒有了昨日的社會流動性，這個從外部看起來極其有序、富裕和健康的國家其實已經充滿焦慮和衝突。

奧利弗·納赫特威以德國為例，使用了兩個關鍵概念：倒退現代化和向下流動，對於分析德國當代資本主義危機而言，這其中任何一個詞都不能被拿掉。作者批判性地分析了如今德國社會這種社會斷裂的原因，並調查了因此而出現的隱患。他的結論是，盡管到目前為止，德國已經設法應付過去，但在表面之下醞釀的緊張局勢仍有可能在未來破壞德國體系的穩定。

奧利弗·納赫特威（Oliver Nachtwey），德國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巴塞爾大學社會結構分析教授。曾在哥廷根喬治-奧古斯特大學的DFG研究培訓小組 "歐洲社會模式的未來"從事研究工作，並在那裡獲得博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包括勞動和工業社會學、政治社會學、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和社會運動。

譯者簡介
黃琬，得克薩斯A&M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香港大學新聞學碩士。研究方向為遷移、家庭、媒體、偏常行為。

當人人都能向上流動的預期被打破，一個負責任的社會要如何走向未來？
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漢斯-馬特霍夫經濟寫作獎

引 言 001

第一章 社會現代性 001
福利國家的重要性 003
正常勞動關係 005
社會經濟公民權的發展 007
社會升遷、電梯效應與個體化 009
社會衝突的轉型 015
成功的辯證邏輯與社會現代性的枯竭 017

第二章 （幾乎）沒有增長的資本主義 021
後增長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 024
新自由主義的漫長興起 025
投資不振 030
金融資本主義與增長危機 033

第三章 倒退現代化 043
新自由主義共謀 049
自由化的撒旦磨坊 054
被市場支配的後民主 056
福利國家與社會權利 060
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公民權 062
雙重個體化 068
公平：前進一步，後退兩步 070
社會公民權的倒退 073

第四章 向下流動 077
工業服務社會 081
向下的自動扶梯 084
朝不保夕的工作 091
向下流動、地位焦慮和不穩固的中產階級 098
固定的向下流動 105
德國經濟的相對實力 109
新的階層化 113
向下流動社會中的失範 114
新的階級社會 118

第五章 反抗 125
圍繞工作和社會訴求的新衝突 132
因向下流動而起的衝突在全歐洲出現 140
後習俗抗議 142
築起人墻的公民 147
PEGIDA（反西方伊斯蘭化）：憤怒的右翼公民 150
抵抗與公民 156

後 記 165
維持政治穩定的支柱搖搖欲墜 165
戰後時期的政治制度 167
主要政黨的危機 168
政黨制度碎片化之路 170
德國與國際危機 176
放慢速度的魏瑪 179
注 釋 185

固定的向下流動

現代社會認為自己已經擺脫了過去的階級結構，並打破了社會地位的劃分。每個人都應該能夠向上流動，即使很明顯事實上這並非對所有人都可能。即使忽略從洗碗工變成百萬富翁、從最底層上升至最頂層的經典美國故事，垂直流動性和社會滲透性的程度仍然是現代資本主義是否實現其主張的重要指標。流行的觀點認為，只要流動性得到保證，不平等就是正當的，因為理論上每個人都能夠向上流動。

向上扶梯的隱喻將集體上升（階級作為整體）與個體上升（在階級之間）聯繫起來。不過，社會流動的概念通常用於研究和統計個體從最初的階級地位（或父母的地位）的提高。101例如，農民或工人階級父母的子女可能成為中層雇員或學者。但隨著第三產業的增長，農業勞動力和非技術性工作崗位有所減少，因此，工業變革成為實現上升的唯一永久性推動力。

因此出現了這樣一個基本問題：當下，職業向上流動有何重要性？在上一節中，我論述了分析不同職業群體與社會穩定的困難。如果一位技術工人的兒子完成中學教育並成為一名記者，或者一名商業雇員的女兒成為一名律師，那麼依照傳統模式，這兩人的階級相對於父母都是上升的。他們的工作帶來了更大的社會聲望——然而，他們可能不再自然而然地賺到比父母更多的錢。同樣，通常也不考慮他們是否處於不穩定的就業狀態、是否持續面臨失業風險。在流動性分析中也強調職業，而非勞資關係。然而，正如關於不穩定性的研究發現所示，當前的社會風險主要積聚在勞資關係領域。如今，一方面，職業提升不再必然帶來社會升遷；另一方面，任何在職業上走下坡路的人也更有可能經歷向下的社會流動。

盡管存在這些保留意見，有關社會流動變化的研究還是非常有啟發性的。總的來說，上升比下降更常見，這主要是由於上述職業結構的不斷變化。

過去，社會升遷是一個家庭工程，且通常由丈夫為自己家人打理。如今，女性和男性尋求平等的上升，這最終導致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流動性競爭加劇”。相較於過去，女性可以更加有力地通過自身努力實現社會地位的提升，這一事實在婚姻市場上也有所反映。外科醫生不再追求護士，而是追求麻醉師或其他外科醫生；女性學者與具有相似資歷和地位的男性結婚。這種教育上門當戶對的婚姻是女性資歷水平提高以及在勞動力市場地位提高的副作用。當女性有了更多途徑，而不再通過在社會地位上不對稱的婚姻向上流動，這形成並獲得了一種解放，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婚姻市場中發生了社會封閉。

總體而言，盡管社會升遷持續發生著，今天德國向上流動的特徵卻已經發生了變化。向上流動不再帶來對未來的樂觀預期。如果把所有領域都綜合起來，會發現“有收入的群體可滲透性更差”。在“向下流動性增加是總體趨勢”的背景下，社會流動已經轉向相反的方向。

對於不同的階層，由此產生的影響會非常不同。在上層社會，基本沒有向下的自動扶梯，並且只有幾個梯子能從社會下層通向上層。那些到達頂端的人實際上到達了一個被封鎖的高原。更為重要的是成功和繁榮的“馬太效應”。從下面看，這個高原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懸崖邊的梯子已被拆除。

大多數受向下流動影響的群體都並非來自職業等級體系的最高層。例如，在德國，失業者普遍且越來越多地集中在技術性和非技術性的體力勞動者之間。較低職業群體中的工人更加相信自己可以省去試圖升入中產階級的麻煩，因為已經不再值得為之努力。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越低，進一步滑落或者充其量保持原位的風險就越大。

但在這裡所呈現的研究結果是否足以讓我們論及一整個向下流動的社會？更多的人仍然在向上流動，而不是向下流動，在上層的人幾乎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在這裡，人們仍然可以指望社會流動的發生。不過，之所以提出德國是一個向下流動的社會這一概念，是因為社會現代性中向上流動的常態已被打破，就業人口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集體降落已經成為德國社會整體圖景的一部分。他們踏上了一臺向下的自動扶梯。

這一判斷也有一種規範性論述。盡管愈加繁榮，德國社會的發展正在從先前已經達到的水平——顯著的社會整合、相對的平等和社會公民權利（盡管不一定實現了物質平等）——下降。新增的財富落進了已經滿滿當當的口袋。即使根據自由主義差異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只要窮人也從中獲利，富人的有利地位就是合法的），這樣的社會也不再公平。我們可以說，向下的社會流動和加劇的不平等是一個先前實現過更高程度平等的社會衰退的體現。這是一種墮落（decadence），這個詞在詞源上來自拉丁語動詞，表示下降或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