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花朵：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簡體書）

古多·克諾普（Guido Knopp）

克諾普教授曾擔任德國電視二臺的首席歷史學家達數十年之久，參與製作多部關於納粹的紀錄片，作品曾獲無數嘉獎，包括德國和奧地利的電視獎，金獅獎，國際艾美獎等。此外，克諾普還著有《希特勒的幫兇》（Hitlers Helfer）、《希特勒：資產負債表》（Hitler-Eine Bilanz）等國際暢銷書，其著作迄今已被翻譯成52種語言。

◎“我們是沒有親情的一代，我們是沒有光榮歷史的一代，我們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代。”本書講述的是“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的故事：他們被引誘、被出賣，被濫用；他們完全被他們的國家所占有；他們“整個一生都不再有自由”；他們是戰爭的炮灰，也是罪惡的幫兇；他們中很多人戰後長期忍受著精神創傷之苦，也有一些人認為，在希特勒時代青年組織中的生活是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一代德國青年是如何被“送”給希特勒的？他們當時“為什麼那麼傻，稀裡糊塗跟著人家就上前線參戰了”？希特勒如何成為“超級父親”？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年輕一代是可以誘騙的，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足以讓自己對所發生的各種事件樹立明確的觀點。”基於對時代見證人的1000多次采訪，本書全面講述了德國納粹系統一步步將少年兒童“誘騙到手”的機制，以及德國年輕人在“二戰”中的無謂犧牲。

◎“青年被一個蔑視人類的政權教育成為它的附屬品。”也就開啟了這代青年，乃至這個國家的悲劇。

◎這是一代人的遺言，是一份集體備忘錄。希望我們能夠從他們的命運中得到教訓——“為了使我們的孩子們避免這樣的命運”。

引言

這是一代人的歷史，他們沒有選擇。不僅僅是他們投票支持了希特勒，而且還有他們的父母。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初成長的少男少女們完全被他們的國家所占有，他們之前以及他們之後，沒有哪一代德國人有過他們這樣的遭遇。“這些年輕人，”1938年，希特勒用一種幾乎是嘲諷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國人的方式思維，以德國人的方式行動，他們什麼也不用學習。”正如這位獨裁者所說，他們10歲加入少年隊，14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然後加入納粹黨，加入青年義務勞動軍。“加入德國國防軍後，我們立即又把他們吸收進衝鋒隊和黨衛隊等等，他們再也不是自由的人了，整個一生都不再有自由。”

每年的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都要讓幾百萬年輕的德國人——“希特勒的孩子們”——發誓，堅決支持“超級父親”的瘋狂。“當年我10歲。如報紙上所述，當時德意志民族將同一年出生的人全部送給了元首。我們被送給了元首。”作家埃裡希·勒斯特回憶他隆重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情景時寫道。

這一令人不可思議的可怕情況僅僅持續了12年，然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能夠看到它的後果。有些當時的年輕人在今天——數十年之後，才感覺到被這個罪惡政權所濫用受到的精神創傷。他們“心靈上有瘡疤”，電影演員哈爾迪·克呂格爾這樣說，他當時也是希特勒青年團團員。今天，這一代人還活在世上，他們還可以作為那一個時代的見證人，證明在那個時代裡，人不是作為個體的人，而是作為物質而存在。

某種意義上說，希特勒青年並不存在。存在著的是一些極其狂熱的人，他們中部分人今天還講述著在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聯盟中的“美好時光”。也存在著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人，也許是大多數，他們順利地度過了那個時代，在戰爭中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如何活下來。還有一小部分持反對態度的人，他們設法對抗政權的要求。情況是各不相同的：一個1923年出生的年輕人跟10年以後出生的人所經歷的就不一樣。同時也存在著地域上的不同：像在漢堡、慕尼黑、科隆或者柏林這樣的大城市裡，年輕人的生活就不同於在黑森林、波莫瑞或者東普魯士那些地方。

然而，回憶越多，它們就越相似。為本書的寫作，我進行了一千多次采訪，采訪的是那些經歷了長期職業生涯後，往往現在才找到勇氣和力量進行回憶的人。戰爭期間，這一代人中年輕的男子被送上了宰牲凳，年輕的女子不得不在家鄉忍受戰爭的轟炸，1945年戰爭的失敗造成了幾百萬人大逃亡和被驅逐。活過這場全面戰爭災難的人也失去了他們生命中寶貴的年代——戰後德國所處的困境令重新開始建設困難重重。重建的重擔壓在了這一代人的肩上，在他們的記憶中存留的是恐懼、痛苦、貧困和死亡，但他們也記住了一個年代，在這個年代裡，獨裁者給人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暴力，而且還有誘騙。

開始的時候，這種誘騙常常看上去是沒有惡意的。作為希特勒帝國裡的年輕人，如果想要有所經歷，他就可以在希特勒青年團裡自由選擇一種業余活動：篝火晚會、詩情畫意的野營——這就是冒險與經歷，它們培養集體主義精神。“我們凍得透心涼，有時又熱得大汗淋漓，我們在帳篷裡淋得像個落湯雞似的，”一個人這樣回憶道，“然後還要參加小組活動，去旅行，累得很。晚上大家圍坐在篝火旁，然後我們一起唱歌。天漸漸黑了下來，星星在我的頭頂上。這種激動人心的感受，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在有意識地喚起人們內心的感受以達到控制人們頭腦的目的時，孩子是容易爭取的物件。在德國，年輕人第一次有了這種感受：他們是重要的。在德國的歷史上，青年人還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青睞——也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虐待。在這種“要有些與眾不同”的感受的誘騙下，“不僅是希望與眾不同，而且要實現我們所期望的”，正如獨裁者曾經表述的那樣，他們常常是覺察不到地堅決支持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時代的見證人回憶道。積極活躍、遵守紀律且滿懷激情地適應獨裁制度的年輕人受到歡迎，而無須詢問他們的出身背景。順從的年輕人受到歡迎——他們是希特勒戰爭的炮灰。

少數一些人受到培養是為了進行統治，他們要作為新的領導階層統帥一個德意志世界帝國——擔任大區長官、軍事指揮者，實際上是所有領域和職業中的領導人。他們應該是冷酷無情、專橫跋扈、精明能幹且具有效率的：對於現代專制統治來說，他們是國家權力的管理者。

在希特勒的精英學校裡，要將培育新的德國人種的瘋狂計劃變成現實。當局欲在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國家政治教養院以及費爾達芬國社黨帝國學校裡培養出聰慧的實施者，作為希特勒的繼承人，未來是屬於他們的。當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們就要在軍隊裡經受磨煉和嚴格的訓練，課堂上除了知識外，他們主要是接受世界觀教育。他們要像政治戰士那樣，“相信、服從、戰鬥”。他們受到所提供的豐富的體育和業余活動的引誘，受到前程無量的引誘，被吸收進精英寄宿學校，這些學校要他們宣誓無條件地忠誠。作為學校教育的犧牲品，在這場為他們的冠名者進行的戰爭中，希特勒的學生們常常是狂熱信仰者的一部分。他們每兩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活過了那個時代。

當然，這些教育機構的畢業生裡有很多人在戰後的民主政體中飛黃騰達——在經濟領域、大眾傳媒以及政治和外交方面。過去的精英學生，如《時代周報》從前的出版者特奧·佐默爾，或者《父母》前任主編奧托·舒斯特爾，他們現在還在毫不知恥地報道他們在希特勒時代的生活。一些人還在大談什麼對己對人要嚴厲教育的好處：“我們受到的教育足以應付險惡的情況。”

女孩子們呢？她們也一個不落地被卷了進去，受嚴格訓練，受欺騙。“德國姑娘”必須勤奮到放棄自我的地步，要順從，尤其是要準備好扮演未來士兵的母親這一角色——人力補給的生育機器。德國少女聯盟的全國領導人將此稱為“少女的行為”，但這一聯盟的縮寫BDM的意思很快被輕蔑地篡改為“Bald deutsche Mutter”，或者“Bubi drück Mich”。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直到今天，許多女性時代見證人還難於使她們主觀的回憶與歷史事實和解。即使能夠做到，“承認她們曾經相信了一件錯誤的事情，這也使她們感到極端的痛苦”，一位從前的德國少女聯盟的姑娘承認道。“我從我的回憶中找不到答案。”一個受訪者說。盡管如此，20世紀末，歷史還是準備見證青年人的向往和錯誤。希特勒的“少女們”今天都是祖母了，有些人甚至是曾祖母。戰後，她們在兩個德國的廢墟上建設了今天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國家。很多人幾十年之後才認識到，她們作為年輕的姑娘被推進了一個俗套裡，一個關於她們角色的逃不脫的成規俗套。跟希特勒的“關係”也在這裡起作用嗎？當時的“少女”中，很大一部分今天承認這純屬一種感情衝動。“他是一個超級父親”，“這是一種深刻的發自內心的愛”，“我覺得他就像上帝一樣”。成千上萬封情書到達了帝國元首辦公廳，在情書的作者中甚至有年幼的姑娘（“親愛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個孩子。”）——當然這是異乎尋常的例外，然而也證明了集體感情的深層存在。

在戰爭中，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是政權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假如沒有希特勒青年團堅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國的經濟和社會早就崩潰了。青年們通過他們的投入對戰爭的延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900萬廉價勞動力大軍填補了在前線服役的男子留下的空缺。希特勒兒童作為傳令兵穿梭於城市之間，參加收割，輔助對空防御，充當前線通訊兵，投遞食品配給票，分發宣傳資料。女孩子為多子女家庭做家務勞動，在紅十字會或者行政機關幫忙；男孩子則在燃燒的城市中充當消防隊，或者在“武裝軍事訓練營”裡進行被召入德國國防軍之前的最後的軍事訓練。

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當中，三分之一還多的人慘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或者死在國內的戰場上。從大西洋海岸到黑海，從北極圈到非洲，再經過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勞回到柏林，他們的墳墓宣告著被誘騙的一代人的迷途，希特勒騙取了他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有些人甚至既是犧牲者，同時也是案犯。希特勒青年團的頭目參與了幾乎所有的由大區長官和黨衛隊在被占領的東部地區籌劃並實行的殘酷行為，他們決定別人的命運——重新安置還是驅除，生還是死。在最後混亂的幾個星期裡，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有時候也參與槍殺猶太人。

然而他們是本該這樣做的——他們得為那個他們曾經發誓忠誠於他的人做出最後的犧牲。有些人的犧牲根本就是自願的：“為元首、為人民和祖國而死是一種榮譽，一種義務，人們也是這樣教我們的。”時代的許多見證人認為，這正是他們這些14、15、16歲的人，毫不反抗地進入了這場戰鬥的原因。活了下來的人在戰爭過後才知道，他們要為之犧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祖國。

從中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

1945年對於這一代人來說是徹底的失敗，它標志著整個價值體系的崩潰。對於那時年輕的德國人來說，沒有可以追憶並再次談起的往事。他們只知道納粹主義和戰爭。納粹主義教育他們是為了戰爭。1945年，納粹主義和戰爭都結束了。

許多少男少女至少在最初的幾年裡對新的民主政體感到難以適應，於是他們把自己的能量都用到了繁榮經濟和重建家庭上。1968年，戰爭一代的兒子們（還有一些女兒們）起來造他們父輩的反，向他們提出尖銳的問題。這場辯論至今還沒有結束。

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的這個“父親”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而是他們那些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這個獨裁者的父母此前就已經決定了的。與其前輩和後輩相比較，這一代人算不上更好，也不見得更壞，只是他們要忍受的更多一些。被人引誘、被迫進行艱苦的軍事訓練、被人出賣、被人濫用之後，現在，在世紀轉折之際，他們能夠再次回憶起他們青春的生與死。

本書所關注的是那些被人牽著走的，而且是長時間心甘情願被人牽著走的人。他們中有的人是聽天由命，有的人則滿懷責任感和愛國主義的理想，或者充滿狂熱——願意做得比對他們要求的再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對此感到不快，他們進行無言的反抗，將不快深藏內心，保持緘默。也有青年男女不顧納粹政權的禁令，站出來說話。今天，他們來報道那個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看法可能已變得更為成熟一些，但是，將自己的親身經歷、那時的感受講述給廣大讀者還是值得的。因此本書完全有意識地容忍了陳述的主觀性。它仿佛是集體備忘錄，可補充文獻檔案，又可與其相照，它是歷史記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一代人的遺言，沒有人去詢問這一代人是否同意，歷史就把他們變成了“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

這一代人還活在世上。他們還能夠講一講，我們還能夠從他們的命運中得出教訓——為了使我們的孩子們避免這樣的命運。

引　言 / 001
第一章 誘　騙 / 011
第二章 獻　身 / 101
第三章 教　育 / 173
第四章 戰　爭 / 257
第五章 犧　牲 / 347

第二章 獻身 （節選）

我們的時代見證人也“有限地”透露了她們是如何感知這個男人的魅力的。“希特勒看著我的眼睛，撫摩著我的臉蛋，”漢堡女人羅勒·沙夫說，“這對我來說是一件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事情。我感覺太美妙了，我不想再洗臉。我母親說：‘你瘋了。’我也許真的瘋了。”伊爾莎·霍爾在一次黨代會上參加了德國少女聯盟的集體舞表演，她這樣描述當時希特勒的反應：“他筆直地站起來，說：‘我的姑娘們，當我這樣看著這些的時候，我的一切憂慮都消失得不見蹤影。’我們做什麼了呢？我們互相擁抱著，高興地大聲歡呼起來。我們是在為元首跳舞。不得了，是吧？”

安妮瑪麗·安米勒講述了一次希特勒訪問柯尼斯堡的情景，那天晚上，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聯盟的人持續不斷地歡呼：“我們一再齊聲高喊：‘親愛的元首，請您在窗臺旁露露面吧。’我們喊得足夠久的時候，他就讓我們看看他，然後我們又像瘋了似地狂喊‘希特勒萬歲’。這麼來來回回好幾個小時，第二天早晨我們在學校真的說不出話來了，於是就盡量不說話。”

是什麼使得希特勒作為男人對同時代的女人如此具有吸引力？也許首先是因為：他利用一切宣傳手段把自己包裝成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離群索居者。群眾完全不熟悉元首的私生活。關於愛娃·布勞恩的事，德國人也是戰爭結束以後才知道的。沒有一個“普通的德國人”知道，希特勒習慣中午才起床，在他那“山莊”上他更願意無所事事，而不是研究文件。向新聞影片提供的照片虛構了一個事實上從來就沒有過的元首——一個忠於職守、似乎每一分鐘都是在為人民服務中度過的人。

此外，這個人造形象還迷人至極，他身邊總是圍著很多人，光芒環繞著他，於是便引起了女性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幫助、支持並欣賞他。不管是在情書裡，還是在女性見證人的陳述裡，都帶有一種同時扮演著情人和母親角色的感情，想把他從那幾乎是神秘莫測的遠方接來，接到家裡，接到灶臺旁，接到床上。這裡的核心就是希特勒對姑娘和婦女們謎一般的吸引力。“真遺憾，他沒有老婆，我們總是這麼說，”希爾德加德·申德勒爾說到了點子上，“這麼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真該有一個老婆。那樣一來，也許他的一切就好得多了。”

對希特勒跟從前姑娘們的“關係”的描述，某種程度上接近這樣一種看問題的方式，即把獨裁者看作行為的主體，姑娘們只被看作“被引誘的”客體。這符合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評價：作為為政權的罪惡目的而出力的執行者，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男人始終處在圍繞著罪惡和受牽連而展開的歷史辯論的中心，而後代則更喜歡賦予婦女跟從的角色：她們為她們的男人哀悼，在防空洞裡為自己的性命而發抖，重建時則成為“清除廢墟的女工”。

也許在這方面女性得到了太多的寬容，因為她們同樣參加了表決，同樣幹了，同樣掉轉了目光，也許她們喊“萬歲”的聲音甚至比男人的聲音還大。不管情況如何，對於少女隊這一代人——納粹少年隊一代也如此——來說，在進行歷史的評價時要考慮年齡，類似於今天我們的法典認為青少年作案人“不具有責任能力”。“我們作為兒童受到了濫用，”古德倫·保澤旺回憶道，“我們曾經以為，讓我們習慣於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確的。”

“信仰”的核心信息在姑娘們那裡當然也是“人種學”——關於“優良血統”與“劣質血統”的思想。跟學校裡的教材一樣，德國少女聯盟的教材同樣教授“雅利安”人種的優越性——尤其是相對猶太人而言。甚至在兒童讀物裡也埋下了不公正的種子。這是見證人常常引用的小冊子《毒蘑菇》中的一句話：“有好蘑菇，也有壞蘑菇。有好人，也有壞人。壞人就是猶太人。但是區分好人與壞人往往是相當困難的。”古德倫·保澤旺回憶起這本卑鄙的煽動性冊子中的另一章節：“《毒蘑菇》中有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我整個青年時代的噩夢。故事說的是有一個女孩子，媽媽讓她到牙科醫生那裡去，她便跟另外一個女孩子一起坐在候診室裡。醫生先叫另外那個女孩子進診室去。醫生當然是長著一張猶太人的臉，彎鉤鼻子，突出的嘴唇，大眼袋。那個女孩子，就是排第二的那個，單獨一個人坐在候診室裡，突然她聽見診室裡傳出喊叫聲：‘不，醫生，請不要這樣，醫生！’然後就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了。後來醫生出來了，示意她進去。這時她跑掉了。那時我作為孩子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猶太人到底在房間裡對那個姑娘做了些什麼？這當然引起了我極大的聯想。”

當然，在我們詢問的人當中大約只有一半人表示，她們還能回憶起在德國少女聯盟或課堂上所進行的反對猶太人的煽動。在這方面，地域的特殊性和人的大腦特有的抑制防護機制可能起了作用。今天還能回憶起那些陰謀詭計的人，如伊姆嘎特·羅格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我們是世界上最能幹的人，我們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猶太人正好相反——就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有這樣一句成語：水滴石穿。我們就像一塊岩石，水滴慢慢地擊打著它，然後人們就相信，一切都沒問題了。”瑪卡蕾特·卡森甚至承認：“種族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詞。”

詆毀他人的另一方面，是炫示典型“日耳曼人”的特徵，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製造種族的美麗幻象：他們當然應該是金黃色的頭髮，北歐人種理想的婦女是藍眼睛，身材高大，皮膚白皙。有辦法的人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補救。“有一次，我買了一大瓶雙氧水，”來自柏林的烏爾蘇拉·澤姆普夫講道，“用它洗了頭髮，漂洗乾淨，然後弄幹。當我媽媽看見的時候，當然先左右給了我幾巴掌，然後罵道：‘你拿你的頭髮幹什麼了？’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一下子變得非常像北歐人的樣子了，金黃色的頭髮，甚至黃得過了分。另外，同樣的事也曾發生在我要去值班之前，於是我在領導們那裡得到了極大的讚賞，因為我的頭髮金黃得太漂亮了。”對美麗的追求無處不在，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

瑪麗亞·艾森埃克辯解的理由是，兒童和青年人幾乎無法抵抗陰謀詭計的毒害：“就這些問題沒有人問過我們。我們只可以重復，表示我們理解了。我們自己的觀點是不受歡迎的。”在此可以思索的是，突然被禁止與猶太小伙伴來往，或者正如一個見證人所講述的，1941年，她母親把照片上的猶太朋友剪下來時，會引起什麼樣的內心矛盾。肉體消滅之前，先開始了精神上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