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復回憶錄（卷三）1988-2005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

躬身入局，為國拚搏四十載，遍歷外交與政壇風雲
親歷大時代巨變，無懼艱難挑戰
錢復的一生，就是近代中華民國政經外交的縮影

繼中美斷交的血淚現場後，
錢復再度帶大家一起回顧台灣八○年代民主轉型時期的驚濤駭浪——

錢復以廣受稱道的博聞強記，在每一個重要職位，記之述之，帶我們重回歷史現場。本書寫作十四年餘，完稿約三十三萬餘字，涵蓋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任總統，歷經台灣解嚴、直接民選總統和首次政黨輪替等三次民主轉型，穿越了台灣民主轉型及社會發展的關鍵時代，是錢復從政以來最成熟的深入觀察與代表作，對國人提供了重要的回顧與省思，不可不讀。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錢先生「未雨綢繆」「滴水不漏」的功夫在他大作裡均有提及，並且陳述了這幾十年來在外交及內政上遭遇的眾多重大事件，但在各重大事件的背後，沒有提到但意義深遠的小故事實在太多，期盼錢先生哪天也能將那些有趣的小故事做成口述歷史，必也是一本對外交後進極有幫助的寶典。
──沈呂巡（資深外交官、前駐美代表）

拜讀了《錢復回憶錄．卷三》這本精采的回憶錄，全書寫作嚴謹，深入淺出，讀來愛不釋手。書中看到錢復無論在外交或日常待人接物上，始終以「誠信」為原則，值得我們學習。
──彭懷真（台中市社會局局長）

錢復承繼父親錢思亮的家學，自幼受大師胡適、傅斯年等人親炙勉勵，學貫中西。素有「外交才子」之譽的他曾任蔣中正總統的傳譯、蔣經國總統的王牌駐美代表。當台灣歷經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解嚴等政治外交衝擊後，錢復受命在1988 年返台，於李登輝任內擔任經建會主委、外交部長和國民大會議長，後又在陳水扁任內擔任監察院長。在這段台灣轉型的關鍵時刻，經歷了萬年國會的終結、股市狂飆、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拉法葉採購弊案、直接民選總統、李登輝康乃爾行、第三次台海危機、廢省和三一九槍擊案等重大事件。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 卷三》以宏觀角度爬梳台灣在1988-2005 年間的關鍵政經及外交發展，內容依據他歷年工作所累積的文件、函件、筆記以及日記，加上親身參與的聽聞與對話，經過近十五年的撰寫，克服中風復健等歷程，終於完成這本珍貴的回憶錄，以第一手史料及觀點，並收錄近百幅珍貴照片，呈現大時代變革下的歷史樣貌，想要深入了解台灣如何走過民主轉型和外交風暴的讀者不容錯過。

外交是什麼？
錢復說：就是一個字——「信」。

★ 遭遇中美斷交危機，孫運璿說：「你是最後一張王牌。」
★ 駐美五年，扭轉外交劣勢，蔣經國說：「大成功，恭禧你。」
★ 面對國內政局紛擾，李登輝說：「你在美國的基礎已經打好，希望你來接任行政院。」
★ 三一九槍擊事件後，陳水扁說：「希望你來擔任特調會主席，全權主持調查工作。」

深入國際外交與國內政局每個折衝關鍵現場，
帶你看見政治上的糾葛與背叛、耕耘與誠信，
一起見證台灣如何走過奮發圖強的關鍵年代。

． 經建會主委 1988年7月22日～1990年6月1日
． 外交部長 1990年6月1日～1996年6月10日
． 國民大會議長 1996年7月8日～1999年1月13日
． 監察院院長 1999年2月1日～2005年2月1日

錢復
一九三五年出生，浙江杭縣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國際關係哲學博士。大學時代當選台大代聯會主席，創辦校園刊物，入選青年友好訪問團至歐亞各國訪問。
自美學成歸國後，自外交部科員基層做起，歷任行政院祕書、國立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國立台灣大學兼任教授、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及政府發言人、外交部常務次長及政務次長、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經建會主任委員、外交部部長、國民大會議長、監察院院長等重要職務。
曾獲首屆十大傑出青年。四十餘年公職生涯，錢復走過中華民國四位總統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年代，對外擔起多項與國際社會接軌的任務，見證我國戰後在國際舞台求存圖強之血淚史；對內則參與台灣經濟起飛、民主變革等重大轉型時刻。曾獲文官最高勳章特種大綬卿雲、景星勳章，以及中正勳章等榮譽。現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董事長、中華大學中華書院榮譽書院院長和「蔣經國國際學術文化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總序

去年五月天下文化出版《錢復回憶錄．卷三》，引起讀者相當正面的反應，有人想買卷一、卷二卻都絕版了，只能改買電子版，天下文化有鑑於此，就在今年重印卷一、卷二，和卷三合為「典藏版」。
我對讀者的反應只能說：感恩。我當初寫書的初衷是對幾位愛護我的長輩對我期許的一種回報，也想為中華民國近、現代史留下一點微小的紀錄。這三本書，除了根據我多年的日記，主要依賴我遵照胡適先生教導的要勤於蒐集資料：我經手的文件，這些文件我在上世紀末開始整理，裝成框函，在我寫完三本書後，我一算裝了一百五十多箱，今年四月初我將正式把這些文件送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庋藏。因為我在寫書過程中對於資料取捨頗費苦心。書的篇幅不能太厚，因此很多重要的事件未能寫入回憶錄，我祈盼未來能有學者檢閱這些文件，也許再可以出幾本有用的書。
我要再度感謝天下文化高希均創辦人、王力行發行人，兩位不為利潤只是想方便讀者。此外天下文化編輯團隊為「典藏版」所作的努力，不是言詞的感謝可以表達的。

二○二一年三月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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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二○○五年三月四日，天下文化為《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和《錢復回憶錄．卷二：華府路崎嶇》舉辦新書發表會，當時高希均創辦人要我盡快將第三冊寫好、出版。我想自己已由公職退休，生活將會很輕鬆，未假思考就欣然同意。
對於撰寫第三冊時會用到的參考資料，當時我都已整理得差不多，放在我新辦公室的八個卷櫃中，大概有近一百函。
不料，退休後朋友們怕我太閒，所以常來辦公室陪我聊天，我也不斷應邀去演講、參加研討會或出國。記得二○一二年廈門國際法研究院舉辦第十屆暑期講習班，為期三週，邀我做開幕式的主題演講，我瞭解該班講授者多為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院、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和全球著名大學國際法資深教授，因此花了許多時間選擇講題、蒐集資料、認真閱讀，先寫好大綱，再逐項撰寫，大約演講前的十個月完全致力於這一工作上。由這個例子可知，退休後其實並不清閒。
因為能用於寫作本書的時間實在有限，而我寫文章又十分「龜毛」，時常為一個人名、日子有疑問，就停筆詳細檢查，所以一直寫到二○一七年底，才寫完本書的第三篇，也就是國民大會議長任內的經歷。
二○一八年上半年，我不斷出國開會、演講，生活十分忙碌，到了七月底，在台北市一項演講中，突然感覺天旋地轉，我知道不妙，結束後立即去醫院急診，經數小時詳細檢查並無任何病兆。但是沒過幾天，我半夜由床上跌下，自己毫無感覺，所幸內人發現，趕緊再送往醫院，住了約十天，在第九天我昏睡不醒，腦壓劇升，經電腦斷層掃瞄（CT Scan）發現右顱內出血頗多。連夜切開頭蓋骨，取出溢血，再過十七天才將頭蓋骨縫回，兩次都是全身麻醉。所幸我復原迅速，到了當年年底，就可走路、上下樓梯等。
我隨即恢復撰寫本書，並尋找相關的照片。高創辦人於二○一九年頒「君子科學家獎」予二家兄，我終於敢面對他，報告書稿已完成，照片也清理好，請編輯同仁來取。
一如前兩冊，我寫本書是依據歷年工作所累積的文件、函件、筆記以及日記，內容多來自我親自參加，或親自對話的紀錄，由於我的書寫相當艱澀，有時雖然我也設法加入一些輕鬆的故事，但是不多。各位讀者如果夜間有睡眠問題，不妨拿起來看看，相當具有催眠作用。
我國無論在外交或內政上，一路走來，內外風雨飄搖相當不容易，在我四十多年的公務生涯中，時刻警惕自己需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優先。願書中所記錄下來的點滴，可供有興趣研究我們國家上世紀九○年代及本世紀初政治、經濟發展的人士，添加幾片拼圖，也為關心我國未來發展的有識之士提供一點參考。

二○二○年四月於台北

出版者的話　見證台灣政經風雲年代：1988—2005――《錢復回憶錄》第三冊聞世　高希均
總　序
自　序
第一篇　經建經驗
第一章　經建新兵
第二章　經建計畫
第三章　房地產、股市與投資公司
第四章　改善投資環境
第五章　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
第六章　全民健保的規劃
第七章　推動重要公共工程
第八章　涉外事務
第九章　政治性問題

第二篇　三返外交部
第十章 外交業務的興革
第十一章 中沙斷交與中東關係
第十二章 與東協國家、澳紐和南太平洋的交往
第十三章 加強對南非邦交與多次訪問非洲
第十四章 中韓關係的變化
第十五章 開拓舊蘇聯與東歐關係
第十六章 對歐洲國家的聯繫
第十七章 強化與中南美邦交國關係
第十八章 改善對美關係的努力
第十九章 參與聯合國問題

第三篇　國民大會
第二十章　參選議長及第三屆第一次大會
第二十一章　國家發展會議
第二十二章　為修憲做準備
第二十三章　第三屆國大第二次會議
第二十四章　兩次大會間的活動
第二十五章　第三屆國大第三次會議
第二十六章　國民大會的停止運作

第四篇　監察院
第二十七章　監察院的設置和演變
第二十八章　監察院院長的功能
第二十九章　第三屆監察院職權的行使
第三十章　三一九槍擊案
第三十一章　為涉外事務出國訪問
第三十二章　公務生涯的終結
後　記

【附錄一】　各界迴響李光耀來函／鄭念來函／吳豐山來函／沈呂巡專文：《錢復回憶錄》讀後――一些親歷的旁證及感想
【附錄二】　錢復紀事
【附錄三】　錢復英文著作
【附錄四】　錢復獲國內外授勳獎章
【附錄五】　人名索引

外交一定會花錢，但不是「凱子外交」

在立法院的各種質詢中，最使我反感的是，有些委員拾某些不負責任媒體的牙慧，汙指我國的外交是「凱子外交」。每次聽到這種指責，都會使我的血液衝到頭頂。當然，在早二年，李登輝總統新任，希望有些可以立即見到的政績，指示外交部積極爭取建交。外交部也很努力，在不到二年的時間，和六個國家建立邦交，當然也用了些錢，引起國際上的重視。許多外國媒體也刊登我國與中共競相以經濟援助方式，爭取與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文章。
事實上，我在一九九○年接任外交部工作時，本部年度預算是新台幣一百二十三億元左右；一九九六年，我離任時，外交部的年度預算是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億元左右。六年間增加了百分之十。可是這筆預算中，屬於外交部本身和一百二十多個駐外單位人員基本需求的人事和業務費，大約是一百億元左右。作為機密計畫使用的是「國際事務經費」，在這六年中大約編列新台幣二十至三十億元上下。但是這筆經費並不是完全供外交部使用，以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度）外交部的預算為例，這個機密項目共編列三十三億四千萬元，其中十六億四千萬元是由行政院支配供教育部、文建會、僑委會、新聞局乃至於世盟、亞盟等機構專案申請時撥用。外交部本身可以動用的只是十七億元，依當時的匯率約合美金六千萬元。我國在當年有三十個邦交國，因此如果平均分配給每個邦交國，也只有美金二百零七萬元。然而在實務上，我們對於落後地區國家發生重大天災人禍需要援贈時，也要在這筆經費中支付。當然，我們要拓展新的友邦需要援贈時，同樣也要在這筆經費中支付。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們和中非共和國復交，當時在野黨的立法委員大肆批評是金錢外交，實際上他們是根據一項外電報導而做批評，這項報導是有動機的，換言之，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第三者的利用。我不得不出面澄清，建交絕對不是以他們所說的新台幣三億一千萬元（約合美金一千一百五十萬元）所換來的，而且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完全不花錢是不可能的，就像是新增設一個大使館就要花費相當的金額――館舍、館車、雇員等在在都要花錢，但是這絕對不是他們所指的金錢外交或凱子外交。
我的澄清獲得媒體的聲援，當年七月二十五日《工商時報》二版「政經論壇」刊出陳思文先生的文章，題目是〈「金錢外交」不是罪大惡極〉。他呼應我的說法指出：金錢如果用在提供經濟或技術援助，既可以幫別人紓解貧困，又可增加友邦，有甚麼不可以？
陳先生看法很正確，因為一九四○、一九五○年代我國經濟尚未起飛，預算和國際收支的短絀，都有賴聯合國和美國的援助才能化解財金危機，邁向經濟開發成長之路。現在我們的經濟被國際譽為「奇蹟」，民眾生活大幅改善，應該對落後地區國家施以援手。只可惜國內在富裕以後，把「錢」看的特別大，特別重要，而且變得十分自私，「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為也」。在野黨的民代不斷以最尖酸刻薄的言詞，批評政府將「納稅人的血汗錢」作為援外之用，他們認為政府首長都是一批厚臉皮、想做官的人，可以肆意羞辱，不知其中仍有很自愛、審慎任事者。我每聽到他們具有侮辱性的質詢，就十分強烈的反駁，因為我認為官位毫不重要，人格才是重要。有時長官和同僚常勸我不要在意民代的作秀，我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無法認同。
國際間對台灣的期許
二○○○年大選結果，在野黨執政了，對於友邦的需求常有窮於應付之感。花了錢要對國人保密，可是外國媒體常將大筆大筆的援款曝光，使執政者十分困窘。事實上，自二○○○年起，外交部每年的預算都在二百八十億元以上，是我擔任部長時的一倍有餘。這些年來，部內和外館的固定開支都沒有調整，外館的業務費、交際費還有刪減，所增加的一百四十幾億元當然都是用在「機密」方面，幾乎是我任內的九倍。
我在回到外交部工作之後就體會到，回饋國際社會是我國必須做的工作，因為連《紐約時報》也在一九九○年十一月十日以〈台灣――太大了不能予以忽視〉（Taiwan: Too Big to Ignore）題撰寫社論。破題的第一句話就是：「台灣現在是亞洲最有力的工業與貿易國家之一。台灣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投資者，其企業已購併若干美國公司。」
看到國際上對我們的期許，再看已開發國家對外援助的數額，日本居首位，一九八九年援外總額是八十九點五億美元；美國次位七十六點八億美元；接下來依次是法、德、義、英、加、荷等國。最令我吃驚的，就是常被國際間和我國相提並論的新加坡援外總額高達四億多美元，平均每位新加坡國民負擔一五三美元，占該國總預算的百分之二。我國在同年除機密預算部分的一千七百萬美元，加上普通預算的國際合作和國際災難人道救濟經費一共是三千九百五十萬美元，是星國的十分之一，平均每位同胞負擔不到二元美金，占我國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三。這是十分令人汗顏的數據，我在立院報告以及公開演講中，一再將這些數據提出，但是委員們不予理會，媒體不願刊登，仍是不斷的批評「凱子外交」、「凱子外交」，使我痛心至極。
我國的富裕當然也會引起邦交國的期望。各國的元首、總理、外長經常來台北訪問，帶來他們的國家建設計畫。李登輝總統是一位寬厚的長者，他總覺得這些計畫對於改善友邦人民的生活很有助益，應該給予正面回應。我向他坦誠報告，政府實在沒有力量，可否准許我來和這些領袖深入討論。絕大多數的情形，他都俯允我的請求。
「不患寡而患不均」
我和友邦領袖會晤時，一定坦白的告訴他們，雖然在國際上都認為我國富有，但是我們是「藏富於民」，政府在預算上相當拮据。近年來由於推動「收購公共設施保留地」和「六年國建」，政府支出大幅增加，過去歷年執行年度預算的歲計賸餘全部投入外，還要發行公債。現在每年政府總預算中為了支付舉債所列入的「還本付息」科目，占總預算的比例已超過百分之十以上，今後還要逐年增加。此外，國家在民主化以後，教育和社會福利預算也必須大幅增加，地方建設的費用也不斷上升，這些都對外交預算發生排擠作用。我就將外交預算的支出分配詳加說明，指出部長可以動用的經費平均每個邦交國大約是二百萬美元。在此範圍內，我一定全力協助，超過這個數額，我實在無法為力。但是我們的企業家是有實力的，如果閣下能鼓勵他們去投資，也可以達到國家建設的目的。不過企業家投資考量有三：一是安全，包括政治安定和投資保障；二是有獲利機會，也就是投資環境的良好；三是生活，包括人身安全、子女教育和生活舒適度。我願意邀請有可能前往貴國投資的企業家們和閣下會晤，或由閣下指定專人做一個投資說明會。
我的說明幾乎都能得到友邦領袖們的體諒，他們很樂意本部協助辦理投資說明會，國內的企業家們，特別是工業總會和工商協進會的負責人士，都充分支援踴躍參加。每次訪問結果，有時會有國內的企業前往投資，也有時會有投資訪問團前往那個國家去考察。我這樣「小氣財神」式的處理，從來沒有引起任何一次的邦交危機。
我從這些經驗中所獲得的教訓是：我國過去的經濟發展和建設的確是有成就，國際媒體也對我國的成就給予好評，「台灣錢淹腳目」的說法也是邦交國非常瞭解的；因此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很想能由我們取得大筆的開發資金，因此會有大額經援請求的提出。來到台北後，我以很誠懇的態度向他們說明我國財政實際的窘境，並盡可能配合他們建設所需的民間投資，這是他們可以接受的做法。外交上最忌「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一個友邦獲得大量支助，雖然我們全力設法保密，但是消息總會外洩，沒有得到的友邦認為我們沒有給予重視，邦交就可能動搖。九○年代後期曾有花費巨款和一個國家建交，為其鄰近的友邦知道，要求比照辦理，我們無力辦到，結果一連串三個友邦先後斷交，就可以證明花大錢辦外交不是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