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及其時代：中西方世界的歷史撞擊（簡體書）

本書是作者廣泛搜集中、日、英、法、美、德、意、俄等多國史料，以19世紀後期的國際格局巨變為背景，以日本入侵中國臺灣、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重大事件為主線，穿插李鴻章主持的內部變革，強調從中西方觀點對比的雙重視角，來全新解讀李鴻章的一生功過是非，和這段國人似乎已經非常熟悉但是依然陌生的前塵往事。全書語言生動，時代背景與中外對比深刻，歷史漩渦中的人物描寫極具真實感和衝擊力，作者用精彩的語言，結合當今社會現實，做出精彩的點評。既細致入微地展現中西方世界的歷史撞擊，同時又加以闡述發揮，使讀者更容易理解掌握。

張明林，男，1971年生，黑龍江省伊春市人，曾任紅旗出版社首席編輯，現任全國政協絲路規劃研究中心《絲路百科》雜志編委委員、北京鄭和與海洋文化研究會副理事長。策劃、責編、編寫的圖書曾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署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出版專著20余部，編寫、合著40余部，發表文章20余篇。

李鴻章因為代表清政府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成為晚清帝國的“裱糊匠”，背了100多年的罵名，成為“賣國賊”的代名詞。“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唯一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西方外交家唯一願意相信的人也只有李鴻章。所以，他在中西方世界歷史中的地位與評價截然不同。梁啟超評價李鴻章說：“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目 錄

第一章 為了承擔全國的責任而拼命做官：1895年前的李鴻章

儒家務實的愛國者：李鴻章事業的形成階段 3

篤信“行動更為重要”的獨特學生 3

在危及帝國的叛亂中起步 7

關注富強 12

實用主義的文化改造者 20

李鴻章在直隸：一個新政策的呈現 21

李鴻章在中央政府的作用 22

自強——一項李的新政策的出現 27

有限權力的代表者 28

一個全國性官員的角色：執掌中國近代化牛耳的李鴻章與

伊藤博文的對比 29

不同凡響但識見有異 32

取法西方，其“道”不同 36

根本差別和客觀處境 41

李鴻章權力網的經營與嫻熟的政治技巧 46

第二章 中國的Grand Man（元老）：活躍在19世紀末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外交巨星

李鴻章對外國軍事人才的使用：形成時期 65

李鴻章與常勝軍 66

“馭夷”的早期教訓 72

外國軍事援助的遺產 76

李鴻章對日本和朝鮮的均勢戰略 82

1870年前李鴻章的日本觀 83

遏制日本同西方合作：1870—1874年 84

探求新的戰略 87

朝鮮國際均勢 91

結束語 94

李鴻章與琉球喪失始末 96

偽善的近鄰 97

初次受騙 100

模糊不清的外交掌權人物 102

走向中日全面戰爭之路 106

李鴻章對朝政策從放任到“牽制與均衡” 107

壬午兵變和中國態度的變化 110

甲申政變和李鴻章的干涉主義政策 112

甲申政變後中國宗主權的再次堅持 114

結束語 118

李鴻章和中俄密約 120

中國之大患終在俄 121

從欲蓋彌彰到大白於世 123

“背信和昏聵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125

“李二先生是漢奸” 127

對洋人老老實實的結果 129

第三章 著眼世界改革潮流的拓荒者：晚清身體力行改革開放的第一人

中國近代化的開始 135

新興企業 137

李鴻章在 1874 年 11 月以前近代化工業的努力 140

李鴻章在 1874 年 12 月關於臺海及邊疆危機的建議 145

李鴻章與江南製造局 152

江南製造局的建立與早期經營 152

江南製造局的造船計劃 157

重武器生產 160

結束語 164

改革科舉，創辦兵工學校和造船學校 166

組織學生海外培訓 170

李鴻章的軍事變革思想與北洋海軍的興衰 174

李鴻章對近代海軍的認識及其目標 176

購船置炮——北洋海軍的創建 177

海軍學堂與訓練 178

遴選將才與組織艦隊 179

無法克服的困難和不可避免的崩潰 181

結束語 182

第四章 找尋繼承者：時代巨變旋渦中之李鴻章的用人觀念

李鴻章的幕友與門生 185

李鴻章的用人觀與對親屬的回避 185

李鴻章的幕僚們 187

李鴻章的屬下和門生 190

李鴻章對留洋人才的培養與使用 194

李的知遇之恩與袁世凱的崛起 196

李鴻章對外國專家與人才的聘用 199

津滬聯繫：李鴻章通過代理人對上海的政治控制 203

城市之間的交通運輸 204

兩個城市之間的人事調動 205

上海道臺：是李鴻章的人嗎？ 206

正式的政治控制 207

非正式的政治控制 209

第五章 忠誠為先的末世儒臣：外國人對李鴻章的性格解析

一生屈辱仍然忠字當頭 213

遠遊萬裡心念家國 214

聯俄拒日：一生永遠的痛 218

最後一次出場 219

幾種評論 220

附：振聾發聵之聲——《紐約時報》李鴻章采訪實錄 221

第六章 半神、半人的異邦人：李鴻章的人際交往與人格魅力

權力運用的極致 227

富可敵國的財勢 230

名副其實的領袖品格 234

第七章 死者指揮生者：歷史發展進程背後的李鴻章

不同世界歷史觀的偉大與可笑 243

近代化倡導者李鴻章 244

外交家李鴻章 246

從更廣闊的視野看李鴻章 248

貪污問題 251

李鴻章僅僅是政治家嗎？ 252

第八章 身後滿負詬病的殉道者：李鴻章的自我評價與認知

志同道合的維新者 259

“公車上書”真相迷離 259

鼓勵李提摩太當說客 260

強學會的支持者 263

“維新之同志” 265

秋風寶劍孤臣淚 268

委曲求全等待時機 268

義和團的起源 269

“廢立之謀” 270

悍然宣戰的前前後後 273

“廿五矯詔，粵斷不奉” 275

詭秘出格的“兩廣獨立” 277

靜觀待變 280

北上乞和死不瞑目 282

後記

外交家李鴻章

外國使節感到李鴻章比總署官員更加開放，更為果斷。他們在前往北京之前，總要在天津逗留幾天去看李鴻章，這已習以為常。他們不僅認識到朝廷在考慮研究階段，會不可避免地向李征求意見，而且他們同清政府接觸最初成功，也有賴於他們能夠從李的說話實質和思路中了解到中國的觀點。地緣、政治和個人條件結合起來，使李鴻章成為中國外交必不可少的人物。由於李鴻章起了這樣關鍵的外交家作用，他的活動應當放在中國在全球地位的整體背景下進行評判。

人們長期以來承認，李鴻章在 19 世紀中國對外政策制定和貫徹執行方面曾經起到過巨大的作用。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於他的外交活動記錄，他受到許多歷史學家的尖銳譴責。正如李倡導近代化的作用需要重新考察一樣，早就應當對李鴻章作重新評價。

我們已經看到，從 19 世紀 60 年代起，中國同外國的關係由一個新的機構總理衙門處理。然而總署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政府機構，它只是作為軍機處的分設辦事處而發揮作用。而且，總署從它成立之日起，便從來不具備近代外交部那樣完整的權力，沿海省份許多督撫分享了它的權力。一個特別恰當的例子是從 1875 年至 1902 年幾度出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劉用大部分時間處理內政問題，並不特別關心對外事務。然而長江下遊沿海地區都屬他治 轄，這就必然要求他負責處理其地區的對外關係。沿海省份（廣東、福建和山東）其他高級地方官員也同樣如此。他們就這樣在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執行中，分享了總理衙門的權力。

然而不僅這些地方官員，比他們更為重要的是與總理衙門同時創設的兩個新官職，即北洋和南洋通商大臣。這兩位大臣按規定廣泛處理對外貿易關係，他們不僅受專門指派，分享總理衙門特有的權力，而且實際上被認為在實施對外政策中，比總理衙門更為重要。上述劉坤一任兩江總督時，也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將其北洋大臣衙署設在戰略城市天津，以發揮他在外交事務中不斷增強的關鍵作用。在與總理衙門協同工作幾年以後，他在重要性方面很快就取代了它。李的個人條件和他的官位是同樣重要的原因。在能幹的文祥（1818—1876）去世、恭親王（1833—1898）政治上蒙辱去職，總理衙門失去他們兩人以後，外國使節感到李鴻章比總署官員更加開放，更為果斷。他們在前往北京之前，總要在天津逗留幾天去看李鴻章，這已習以為常。他們不僅認識到朝廷在考慮研究階段，會不可避免地向李征求意見，而且他們同清政府接觸最初成功，也有賴於他們能夠從李的說話實質和思路中了解到中國的觀點。地緣、政治和個人條件結合起來，使李鴻章成為中國外交必不可少的人物。

由於李鴻章起了這樣關鍵的外交家作用，他的活動應當放在中國在全球地位的整體背景下進行評判。對於中國來說，19世紀下半葉加入“國際家庭”，是一個令人望而卻步的任務。正是在中國放棄它的封貢體制（除朝鮮外）的時候，西方步入最富有競爭性的帝國主義時期。一如威廉·蘭格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外交》正確地指出：雖然中國學習西方外交制度還很不夠（它到19世紀80年代曾經這樣做過），但是中國必須從弱國的地位去對抗強有力的西方敵手。因此，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不可能是平等的伙伴關係。李鴻章必須在這些嚴格的限制之內行事。

李鴻章在不同時候，不是作為顧問，便是直接以外交身份履行他的職責。他在中法戰爭期間同法國打交道中，間接的作用十分明顯。正如易勞逸在他的《皇室與官員》一書中所指出，李雖未直接涉足戰爭，他卻試圖通過擬議中的《李鴻章——福祿諾協定》結束戰爭。然而朝廷於1884年拒絕了這種妥協，只是將它看作是1885年最後結束戰爭的《巴黎條約》的基礎。李鴻章在對外政策中起顧問作用的另一個例子是，1881年解決伊犁爭端時，朝廷利用他的較為和解的政策作為左宗棠好戰政策的制衡。不過，李在處理朝鮮和日本的關係中，發揮了更加直接的作用。朝鮮作為中國從前的一個朝貢國，它的事務傳統上一向由禮部辦理。1879年朝廷正式指派李鴻章負責朝鮮事務。盡管李極力讚同維持北京同朝鮮封貢形式的意願，但他已開始認識到此時中朝關係不能不是包括中國、日本和各大國在內的更大範圍關係的一部分。李鴻章根據丁日昌等人的建議，力勸朝鮮同美國和歐洲國家訂立條約，以對付日本新的侵略政策。他通過派出由中國正式指定為新設朝鮮駐扎官的袁世凱，進一步實現中國對朝政策的這一轉變。他還另派一些人去朝鮮，充任朝鮮宮廷新增的顧問。在所有這些決定中，李是首要的決策人。

李鴻章並沒有將自己直接的外交作用局限於中國緊鄰的國家。他還多次提出同英國、法國、俄國和其他國家的代表商談。他最令人感興趣的關係之一是同美國的關係。李早在1874年就在尋求美國的斡旋，後來他又數次主動提出這樣的倡議。韓德在他的《一種特殊關係的形式》中，強調美國是李在外交方面最喜歡的一個求助物件。在1880年至1894年間，他三次尋求美國斡旋：琉球爭執時向前總統格蘭特提出建議，中法戰爭期間以及1894年戰爭前夕。不幸的是，所有這些倡議都沒有成功。

由於李鴻章受命具體負責對朝鮮和日本的關係，朝中其他高級官員，尤其李的敵手，容易利用此作為抨擊他的一個方面。李在朝廷上和地方官員中敵手眾多。尤其麻煩的是，一批號稱“清流派”的年輕的傳統主義官員，時發清議，放言高論。他們在那幾十年間，在幾次危急的時刻，將李置於進退維谷的困境。因此，盡管李對中國對外政策有強大的影響力，在決定具體政策時，他卻無法完全自由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