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簡體書）

1.榮獲費正清獎、列文森獎雙料大獎。
2.「內捲化」概念在中國率先應用，深度解讀國家政權的內捲化。
3.易勞逸、週錫瑞、彭慕蘭推薦。
4.被引用率最高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之一（根據《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
5.被譽為“經典中的經典”，時隔三十年，全方位升級再版。

20世紀初，受西方入侵的影響，中國鄉村經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與此同時，國家竭力擴大和深化其對鄉村社會的權威。作者深度解析1900—1942年華北鄉村在政治權力滲透下的變遷，通過細緻的個案研究，展現了在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華北鄉村的社會、政治、經濟交織維繫的場景，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國家政權內卷化”理論，在海內外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杜克大學東亞研究教授、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萊佛士人文講席教授兼亞洲研究所所長（2008—2015）、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2019—2020）。早年就學於印度，後求學於美國哈佛大學並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漢學家孔飛力。著有《文化、權力與國家》《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全球現代性的危機》等。

譯者簡介
王福明，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經濟史、鄉村社會與文化變遷等。

本書對中國鄉村社會的政治生活有許多獨到見解，為我們提供了檢視中國基層政治體制和20世紀中國革命轉型的新方法。 ……一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在多大程度上打開了新視野、提出了新問題、激發了新研究。以此來看，杜贊奇成功了。
——伊利諾大學教授、《毀滅的種子》作者易勞逸（Lloyd E. Eastman）

如果你像我一樣從本書後記「社會史研究方法淺議」開始閱讀，你就會立刻意識到，杜贊奇準備處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何解決「機能與結構、歷時性與共時性、敘述與分析」等矛盾。 ……我們可能不同意他的結論，但杜贊奇對20世紀中國社會史的理性分析確實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是一本所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都應該閱讀、思考和討論的書。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作者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本書是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和國家政權建設的重要著作。杜贊奇利用人們熟悉的資料——戰時日本對中國華北6個村莊的調查——來探討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議題。 ……本書在比較理解中國國家和農村社會方面邁出了一大步。
——芝加哥大學教授、《大分流》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中文版序
《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譯為中文出版，我甚感榮幸。在此，我想進一步闡述書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詞。自然，這裡的詮釋也反映出我現在的思路和看法。不過我確信，這些想法和看法在本書中已有所流露，而反思則有助於更好地闡釋它們。
「國家政權建構」和「權力的文化網絡」是貫穿全書的兩個中心概念，兩者都超越了美國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思維框架——現代化理論。儘管「國家政權建設」這個概念有時與現代化進程相連，但它同時強調的是伴隨現代政體而來的壓制、僵化和破壞性的一面。 「國家政權建設」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作為一個概念，它同更為古老的「資本主義」等概念一樣，具有深遠的分析性意義，但我們對此研究甚少。我試圖以發展中國家，如過去的中華民國為例，透過分析“國家政權內捲化”，來進一步探討“國家政權建設”這一概念，這在第三章有詳細論述。
在英文版前言中，我將「國家政權建設」與「民族形成」做了比較，用以說明19世紀末以前完成「建設」任務的近代國家與20世紀初的國家經歷了極不相同的發展道路。在我目前的研究工作中──它可以被稱為對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後現代解釋，我將進一步探討二者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必須花更多的精力來研究近代中國國家政權建設的意識形態基礎，很顯然，這個基礎與民族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本書對意識形態問題只簡單提及，但這並不否定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要性，它不僅是理解中國及東亞政權作用，而且是理解近代中國市民社會軟弱的關鍵。
對比之下，書中另一個重要的概念——“權力的文化網絡”，則更為接近後現代化思想。透過這個概念，我試圖吸收西方學術界有關文化研究的思想結晶。受解構分析與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文化研究開始探討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象徵符號、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或是統治機器的組成部分，或是反叛者們的工具，或是二者兼具。作為一種趨勢，當代文化研究也反對用封閉的、一成不變的觀點看問題。 「權力的文化網絡」贊同以上論點，它反對一些現代化論者用單一社會體系或一套所謂的「中國價值觀」去理解中國的觀點。同時，它也反對那些認為價值觀點交互感應的功能論者的學說。我認為，象徵符號之所以具有權威性，正是由於人們為控制這些象徵和符號而不斷地互相爭鬥。也許，第五章中關於關帝的討論更能說明「權力的文化網絡」這個概念。
為了方便中國讀者閱讀，在此，我簡略地說明書中幾個名詞的含義，這些詞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比較陌生。在第二章，我討論了鄉村統治中的「經紀模型」。在英語中，「經紀」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本身既無褒義，也無貶義。我將官府藉以統治鄉村社會的“經紀人”(或稱“中介人”)分為兩類，一類為“保護型經紀”，他代表社區的利益，並保護自己的社區免遭國家政權的侵犯。該經紀同社區的關係比較密切，社區有點類似於“鄉村共同體”，所以，中國讀者對此類型的經紀可能易於理解。另一類型的經紀視鄉民為榨取利潤的對象，我稱之為「營利型經紀」。但「營利型」(本意為「企業性」)一詞又有積極的和合理性的含義，因此又無法準確地表達這類經紀對待鄉下人的貪婪性，甚至掠奪性。正因為如此，我有時也稱他們為「掠奪型經紀」。
另一組名詞，如「象徵增添」「象徵盜用」或「霸權意識」等(見第二章)，其英文意義同中文意義一樣，比較模糊，因為它們是指抽象的觀念而不是描述客觀的事物。簡單地說，我用「增添」或「盜用」來形容一個群體——不論是國家還是農民——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接受某一偶像或符號，但賦予該偶像或符號以新的含義。至於其他群體是否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這一新的含義或解釋，則依不同環境而定。最後，我想說明的是，我是從人類學意義上使用「地界性」(territoriality)一詞的，它是指一個群體的活動範圍，這一範圍不是由該群體的功能需要——如市場活動——所界定，而是由一個早已存在的區域界線——如一座廟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並不信奉該廟中的神靈——所界定。在第七章，我從這個意義上進一步探討了「村界」問題。
由於語言文化上的差異，譯文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準確無誤，我很感謝譯者不辭艱辛地翻譯此書，並衷心希望以上簡單的闡釋和說明有助於理解全書，且未妨礙譯者的遣詞用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