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憶症患者（簡體書）

施瓦茨通過追蹤家中三代人的故事，還原了一個昨日世界：德國數以千萬計的“隨大流者”漠視對猶太人的驅逐、參與對猶太人的掠奪；在戰後否認個體責任、造成失憶症蔓延，直至他們的孩子都站出來質疑過去……當德國社會的記憶工作開始顯現成效時，法國人民才從抵抗者的幻夢中醒來，那其他國家呢？對於過去的遺忘，是否仍在流行？

熱拉爾丁·施瓦茨（Géraldine Schwarz）

法德雙國籍記者、作家、紀錄片制片人，目前常駐柏林。《失憶症患者》是她的*作品，已獲獎項有歐洲圖書獎（2018年）、德國溫弗裡德和平獎（2019年）、義大利北南國際文學與科學獎（2019年）、美國《柯克斯書評》年度佳作（2020年）並入圍美國馬克·林頓獎短名單（2021年），已有10種不同語言的版本。

譯者：

徐家龍

云南昭通人，譯者，畫家，常駐巴黎。譯有《與我們命運相連的阿拉伯人》（待出版）。

◆ 關於記憶的絕贊之作，行文激揚流暢、內容引人入勝，作者像偵探一樣探尋家族故事，同時將時代的大歷史和普通家庭的小歷史編織在一起，還原了數千萬人如何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家犯罪鋪平道路、又如何走出“否認”代替“記憶”、“製造神話”代替“事實”的失憶症大流行。

◆ 作者在書中不僅分析了納粹政權的運行機制，而且闡述了個體和社會是出於怎樣的心理和社會機制成為國家犯罪的共犯。她的家庭背景——祖父曾是納粹黨員、外祖父曾是維希憲兵，為其探究 “隨大流者”的個體責任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視野。

◆ 雖是出道之作，卻已被翻譯成德、義大利、荷蘭、西班牙、匈牙利、英等多種語言，並接連獲獎：歐洲圖書獎（2018），德國溫弗裡德和平獎（2019）、義大利北南國際文學與科學獎（2019），美國《柯克斯書評》年度佳作（2020），美國馬克·林頓獎短名單（2021）等；《華盛頓郵報》《紐約客》《法國文化》《法國電視》《南德意志報》《世界報》等知名媒體一致力薦。

◆ 中文版收入11張不同時期的家族照片，牽引讀者沿著時間之軸，與作者一道開啟這段動人心魄的家族往事。封面照片採用觸感膜工藝，增添細膩質感。

◆ 本書以嶄新、清晰、熾熱的敘述讓我們看到記憶工作的必要性：只有努力回望曾被埋葬的歷史，我們才能夠知曉，在那樣的時刻，人，究竟能有怎樣的所作所為。

後記

尤利烏斯·勒布曼已不在人世。1961年，他在宇宙中的某個地方和小弗裡茨還有他的妻子瑪蒂爾德團聚在一起。他與第二任妻子沒有孩子。伊瑪爾·勒布曼，即西格蒙德的妻子、洛爾和漢斯的母親，她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居住了一段時間，最終移居到了美國，和她的孩子們一起。自那以後他們都去世了。

洛特·克拉默在英國與另一位德國猶太流亡者結了婚，有了一個兒子和幾個孫子。她的傷口從未痊癒。她依然保存著父母於1942年3月從居爾拘禁營給她發到英格蘭的電報：“我們得搬家了。再見。”這是他們最後的生命痕跡。
戰後，洛特想再見一次美因茨。“炸彈炸毀了太多，非常讓人痛心，但我們的房子仍然屹立著。我去見了我父母的朋友格蕾塔和貝托爾德。他們的女兒有東西要給我。在我母親被驅逐之前，她在一個大箱子裡裝滿了東西，如床單和桌布等家庭日用織品。這是給我結婚的嫁妝。她在那時就料想到她永遠也回不來了。”
20世紀70年代，洛特·克拉默開始寫詩。

SILENCE

Today the river slinks like oil,
Hardly a current in its mud
As autumn leaves crawl on its face.

I left them in their blinding talk
To meet adopted path and sky,
And bend the grass for light and space.

Here I can hold the air with birds,
Still, solitary in their flight
Without men,s calculated race.
Now only sun and water rule
Unchallenged over silent pain:
And the burst cry of a grey swan.

Lotte Kramer

第一章 是不是納粹

第二章 德國“零年”

第三章 勒布曼一家的幽魂

第四章 卡爾·施瓦茨的否認

第五章 祖母或納粹隱秘的誘惑

第六章 “隨大流者”之子

第七章 從失憶走向執念

第八章 “溫柔的法國”

第九章 大屠殺？不知道

第十章 協約

第十一章 一個法德雙國籍者的回憶

第十二章 柏林墻已倒，柏林墻萬歲

第十三章 納粹從未消亡

後記

我的祖父母以為歷史已被永遠埋葬在第三帝國的殘骸之下，但往事在1948年1月的一天早上突然重新浮現。這一天，卡爾在信箱裡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寄件人的名字預示了不祥：雷布施泰因-梅茨格博士、律師，曼海姆市。在簡短的書信中，律師告知說她有一個客戶對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提起訴訟，索賠大約11 000帝國馬克。客戶住在芝加哥，名叫尤利烏斯·勒布曼。訴訟依據是在美國占領區實施的一項法律，要求對在納粹時期受到掠奪的猶太人進行賠償。

這封信及其引發的故事，不管是我的父親還是他愛講家事的姐姐都不曾對我說起。我早前就知道祖父曾加入納粹黨，我對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曾經屬於猶太人這件事也有朦朧的概念。我在學校學習第三帝國歷史的時候，父親應當和我說起過此事，但是我當時太過年輕，對這背後的秘密並沒多大興趣。

很久以後，是聽到姑媽英格麗德偶然的一句話後，我才決定去翻閱被祖父保存在曼海姆公寓樓地窖裡的文件夾子。祖父母過世後，這幢公寓樓遺贈給了家人。這些文件盡管已在歲月中泛黃但依然清晰可讀，我在裡面找到了卡爾·施瓦茨收購一家小型石油制品公司的合同。小公司原先屬於兩個猶太人兄弟尤利烏斯·勒布曼和西格蒙德·勒布曼以及與他們同為猶太人的舅兄威廉·韋特海默。威廉的兩個妹妹，瑪蒂爾德和伊爾瑪，分別嫁給了勒布曼兩兄弟。當年西格蒙德·勒布曼公司坐落在曼海姆的港口區域，靠近內卡爾河。重要是收購的日期：1938年8月。這一年，德國的猶太人被無情地推向地獄，愈加頻繁地遭受駭人聽聞的虐待和歧視，被迫以極低的價格出售他們的資產。

我開始搜尋勒布曼家族的蹤影，但是幾乎一點痕跡都沒找到。我想要找到尤利烏斯在芝加哥的後人，這是他對祖父提出索賠要求時的居住地。當我在網上搜尋到一個曾居住在芝加哥的勒布曼家族時，我心裡不禁微微顫抖。但隨後電話號碼查詢網站上連續出現的一長串勒布曼家族的電話號碼澆滅了我的希望。這還不如去海底撈針呢。

我開始查詢韋特海默家族這邊的情況。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提及一個叫洛特·克拉默的人，她的婚前姓氏正是韋特海默，她是英國“兒童撤離”行動中依然健在的親歷者之一。這個行動讓一萬多名來自德國和中歐的猶太孩子得以在1938年到1940年之間被安全轉移到英國。我在一家養老院那兒找到了她的一些線索，養老院位於倫敦北部的小鎮彼得伯勒，距倫敦一小時車程。在電話裡，她向我確認她就是索菲·韋特海默的女兒，而瑪蒂爾德和伊爾瑪正是索菲的姐妹。她立即同意與我見面。

正文（節選）

我對納粹的興趣並非與生俱來。我的祖父母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加害者。他們當年既沒有什麼英勇事跡，也沒有犯下狂熱的罪過。他們只是一些“Mitläufer”，一些“隨大流者”，簡言之，他們的態度和當時大多數德國民眾的態度一樣，僅僅是些許盲從和懦弱一點點累積、疊加在一起，便為人類歷史上最為令人發指的國家犯罪鋪平了道路。在德國戰敗後的多年時間裡，我的祖父母同大多數德國人一樣，他們沒有意識到，假如沒有“隨大流者”的配合—即便是個體層面上那些微不足道的配合—希特勒也許無法犯下如此規模的罪行。

元首本人意識到了這一點，經常試探他的人民，想要摸清民眾的底線在哪兒，哪些事情能接受，哪些不能接受，同時用納粹和反猶太主義的宣傳充斥民眾的視線。德國第一次有組織地大規模驅逐猶太人的行動發生在德國西南部，我的祖父母當時就生活在那裡，這一行動即將成為一場對民眾接受度底線的測試：1940年10月，超過6 500名猶太人從德國的西南部被驅逐押運到法國西南部的居爾拘禁營（Gurs）。為了讓公民們習慣這樣的場面，警察部隊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若無其事的樣子，避免付諸暴力，為了載人甚至租用了一些客車車廂，而不是後來使用的貨車。納粹決策層想要探個究竟，想弄清民眾肚子裡面到底裝著什麼。於是他們故意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行動，數百名猶太人排成隊列，被推搡著，拉著沉重的手提箱，穿過市中心，前往火車站，其中包括哭泣的孩子和疲憊的老人。這些景象就在公眾眼前發生，但他們冷眼旁觀，從未展示出人性的光輝。第二天，大區的地方長官們驕傲地向柏林報告稱他們管轄下的大區是德國第一個清除了猶太人的地區。元首想必是歡欣鼓舞，他的人民對他是如此體諒，已經成熟到能夠“隨大流”了。

然而，有一個特別的片段表明，民眾並沒有像他們在戰後所聲稱的那樣無能為力。1941年，德國的公民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主教們發起抗議，成功阻止了一項希特勒下令展開的滅絕行動。該行動要求滅絕在精神和身體上有殘障或者被視作殘障的人，意在將這些“沒有價值的生命”從“雅利安人種”中清除乾淨。盡管這項名為“T4行動”的秘密行動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已經有7萬人死於德國和奧地利境內專門的毒氣室裡，然而希特勒面對人民的憤怒讓步了，停止了這個行動。元首深知在公眾面前表現得過於殘酷可能帶來的風險。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帝國耗費了大量精力來組建一個極端複雜和昂貴的後勤運輸系統，將歐洲和蘇聯的猶太人運到波蘭偏遠的集中營，讓他們遠離同胞們的視線，然後再實施屠殺。

不過戰爭剛結束時，德國幾乎沒有人會自我反思：假如大多數人沒有“隨大流”，而是反對這個老早就展示出踐踏人類尊嚴意圖的政權，那情況又會如何？像我祖父一樣“隨大流”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普遍性成為這種罪行得以減輕量刑的理由，甚至決心讓德國去納粹化的同盟國也持有這種想法。在取得勝利以後，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和蘇聯人把德國和柏林分別分成了四個占領區，每個盟國都致力於在德國各個仲裁聽證會的協作下，清除各自占領區內的納粹元素。他們將納粹罪犯按照四個級別進行劃分，即主犯、從犯、輕從犯和“隨大流者”，理論上將對前三個級別的罪行展開司法調查。根據官方的定義，“隨大流者”指的是“只是在名義上參加國家社會主義陣營的人”，特別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即納粹黨）的黨員中，僅繳納黨費並參加強制會議的人”。實際上，在1937年帝國境內的6 900萬居民中，“隨大流者”的數量遠遠超過納粹黨的800萬黨員數量。另有數百萬人加入了其他各式隸屬組織，更多的人在沒有加入任何納粹組織的情況下為國家社會主義熱情歡呼。比如我的祖母不是納粹黨黨員，但她比身為納粹黨黨員的祖父更加忠於阿道夫·希特勒。但同盟國沒那麼多工夫來研究如此錯綜複雜的情況，光是主犯、從犯和輕從犯就已經讓他們忙得不可開交。這些是在第三帝國迷宮般的官僚體制中下達犯罪命令的高級官員，以及眾多執行了這些命令的人，其中一些在執行犯罪命令時展現出了卑劣的狂熱。

像我祖父這類被同盟國判定為“隨大流者”的普通納粹黨黨員，他們幾乎安然無事地逃脫了懲罰。祖父受到的唯一處罰，是在幾年的時間內被剝奪了對自己的小公司—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的控制權，這段時間內公司由同盟國當局授權的一個管理員進行監管。假如祖父想要謀個公務員職位，他可能也會遇到些困難。我的姑媽英格麗德確信祖父曾被罰去“砸石頭”。但奇怪的是，我的父親一點這樣的記憶都沒有，並相信“像他那麼圓滑的人”，就算這個不太可能的處罰真有其事，也一定能設法逃了這苦役。父親回憶說，祖父的生意從來沒有比在被迫失業的這段時期裡更好，因為祖父在黑市上比在合法市場上更能找到生意的門路。在他的記憶中，施瓦茨家的飯桌上總是有酒有肉，還有雞蛋和蘋果；而在戰後民不聊生的德國，很多人連這些食品的滋味都已經想不起來了。祖父卡爾·施瓦茨的兩個孩子的記憶中出現的這個差異，也許是由於姐姐和她的父親更親近，而弟弟卻較為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