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深度（簡體書）

歷史的選擇是如何做出的？這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回答的問題，因為歷史背後的發展邏輯擁有超乎人們一般想象的複雜性。本書透過講述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重要歷史進程中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提供宏觀、中觀、微觀三種視角，以點帶面，帶領讀者重走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在歷史深處提升讀史境界。

金衝及：著名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專家，中國史學會原會長，先後主編或共同主編《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陳云傳》等，著有《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等作品。

李懷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博士，美國徳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著有《現代中國的形成》等作品。

重走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在歷史深處提升讀史境界

歷史的選擇是如何做出的？在眾多複雜的歷史構成中，是什麼在決定歷史前進的方向？面對歷史，我們往往需要借助多元視角，才能獲得真正深刻的見解。本書帶領讀者重走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通過回顧重大歷史事件和影響歷史進程的深層因素，幫助讀者打破思維定勢，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歷史，提升讀者的讀史境界，讓讀者對歷史的發展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提升閱讀歷史的境界。

汲取中國歷史的獨特經驗，看清歷史變革的底層邏輯

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和過程，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後的命運與前途，真正讀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可以讓我們汲取中國歷史中蘊含的獨特經驗。本書從國家層面、社會層面、民族家國危亡時刻以及歷史當中個體的重要性出發，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呈現出一副立體圖景，將政治、經濟、軍事的三角關係，民眾與精英的上下互動，關鍵時刻的關鍵抉擇，以及個人作為歷史創造者的特殊身份等核心主題，對讀者進行理性分析與感性展示，幫助讀者在熟悉的歷史中產生新發現，真正看清歷史變革的底層邏輯。

多位權威學者研究之作，深入淺出的講解中國歷史大變化

歷史寫書的深度仰賴於歷史書寫者的水準，想要獲得對歷史入木三分的理解，我們需要對歷史有真正感知和洞見的研究者。本書匯集了梁啟超、金衝及、李懷印等七位中國歷史上和當代的頂尖學者，通過他們的視角，讓讀者跟隨名家的腳步重新走入歷史之中，抓取歷史深處的細節，以新視角去看待歷史，理解歷史。

《歷史的深度》編者的話

歷史的選擇是如何做出的？這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回答的問題，因為歷史背後的發展邏輯擁有超乎人們一般想象的複雜性。面對歷史，我們往往需要借助多元視角，才能獲得公允、深刻的見解。

歷史選擇的邏輯從不簡單，影響一個國家歷史進程的因素也從不單純，其中既有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有國際外部因素的多重影響；在一些歷史發展的關頭，不僅存在軍事力量的硬性比拼，還要看領袖、精英的判斷與選擇，更不能忽視社會大眾的情緒和吁求……

本書通過講述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重要的歷史進程中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提供宏觀、中觀、微觀三種視角，“以點帶面”，讓讀者更深刻地理解這段重要歷史時期。

本書篇目基本上以時間順序進行編排，作者中有歷史學者、黨史大家和文化名家，甚至還有梁啟超這樣的關鍵歷史事件當事人。本書編者希望通過對這些關鍵節點的展現和討論，讓讀者在話題和“歷史現場”的切換、推進中認識到歷史的複雜性，並且通過這種讀史架構，幫助讀者找到一種把握和感知歷史發展動力機制的方法。

2024年 7 月

晚清國家轉型的路徑與成敗

鴉片戰爭、公行制度與工業革命

帝制的終結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從世界到中國：重新檢視“五四”的文化遺產

遵義會議：黨的歷史上的轉折點

七七事變：全民族抗戰的開端

百年革命 三封家書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馬克思、恩格斯怎樣看待中國文明

何以“中興”：晚清時期三重均衡態的再現

• 地緣均衡態的重建

清朝的存續在1860年前後曾達到最緊要關頭。在北方，始自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經過雙方歷時數年的衝突和交涉，形勢陡然嚴峻，大沽、京師先後失守，英法聯軍長驅直入，火燒圓明園。在南方，一直駐守在天京外圍的江南大營被攻破，清朝失守財政上對其最重要的長江下遊。此時的清政權可謂危在旦夕。然而，令人訝異的是，清朝在1860年以後悄然步入所謂“同光中興”的佳境。經過30年“自強”運動，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內憂外患似已日漸遠去。“同光中興”之所以成為可能，關鍵在於晚清權力結構在此期間發生實質性變化，形成“區域化集中主義”（regionalizedcentralism）的新格局。而1860年清廷為挽救危局，協調各方共同對付太平軍，任命曾國藩為兵部尚書、兩江總督，授以督辦江南軍務的大權，則是這場轉變的關鍵點；對於清廷來說，此舉雖屬無奈，卻也構成此後30多年晚清政權擺脫危機、走向“中興”之契機。所謂“區域化集中主義”，指的是19世紀60年代以後清朝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大調整。大前提是中央仍保持對地方督撫任免、重大軍政舉措以及地方財政收支正式管道的有效調控。在此前提下，中央允許督撫們在地方治理方面擁有過去所不具備的便宜行事之權，包括招募、指揮非正式的地方兵勇，為滿足地方軍需而增設非正式的地方稅種（主要是厘金），為新增稅種自行設置征收機構並委任辦事人員，利用新增財源舉辦各項軍事和民用事業，以及日益頻繁地從下屬當中向中央舉薦地方各級官員人選等。事實上，正是由於清廷放權，太平天國起義方得以平息；也正是由於督撫們對所在地域擁有比過去大得多的財政、軍事和行政控制權，一系列“洋務”新政在他們的主持和中央的支持下才得以次第展開。區域化集中主義的權力和資源再分配機制，是這些舉措背後最有力的支撐。

1884年新疆設省和1888年北洋水師成立，標志著歷時近30年的“中興”大業達到巔峰。此時的中國在地緣格局關係上已經重新建立起一種均衡態。昔日屢遭歐洲列強欺凌、動輒割地賠款的恥辱已成過往；19世紀70年代初曾經讓朝廷上下十分糾結的“海防”與“塞防”之爭，都有了落實，並取得了當初不敢企望的重大進展乃至圓滿解決。以陜甘總督、欽差大臣左宗棠牽頭的對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勢力的西征，由於裝備了自行仿制的西式武器，加之經費上有中央的全力支持和左宗棠個人的調度，成功解決了事關成敗的遠途後勤支援問題，因而取得戰場上的完全勝利。1884年中法兩國為交涉越南問題而交戰，雖然開戰之初福建水師遭受突襲而損失慘重，但中方在陸路大獲全勝。為結束戰爭，中國第一次作為平等的對手與歐洲強國坐下來談判，不再像過去那樣割地賠款。而戰爭之初水師的失利，也敦促清廷在戰後下決心大力投入海軍建設。數年後，北洋水師建成，其規模之大、實力之強，一時遙居遠東各國之首。負責主持水師建設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對水師捍衛海疆的能力頗為自信，他在1891年五六月間校閱北洋艦隊之後，稱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就防守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李鴻章所言，就當時而論，並非虛妄。19世紀80年代後期的大清，就海軍乃至總體國防實力而言，與過去相比已有巨大的提升；與日本在內的周邊東亞鄰國相比，也不遑多讓。在引進西方的先進科技包括西學的翻譯和傳播方面，中國同樣居於東亞地區領先地位。到了19世紀90年代初，無論在國人還是外人看來，大清在遭受道光、咸豐和同治初年的重重內憂外患之後，正在恢復元氣，重新展現東方大國的氣象，因而有“同光中興”之謂。就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戰略關係而言，在1890年前後，的確出現了一種新的態勢。這種海內外一片晏然、國力冉冉上升的景象，讓晚清上層精英產生一種信念，即中國的地緣戰略安全問題已獲解決。因此，對國防建設的投入力度開始放緩，北洋水師在1888年建成之後也不再擴充，朝廷上下對潛在的外來挑戰放鬆了警覺。

• 財政均衡態的重建

晚清國家的財政構造，到19世紀80年代，也出現了新的均衡態：在政府開支大幅上升的同時，國庫收入同步增長，再次達到收支平衡，且收入略大於支出，盈余逐年上升。同光年間的“中興”事業，之所以取得重大進展，除區域化集中主義架構的支撐外，財政均衡態的重新形成構成另一關鍵性的推助力。

新的財政均衡態之所以得以形成，首先是由於19世紀後半期的國庫收入構成發生根本變化，即由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前200多年間一直以缺乏彈性的農業稅為主，逐漸轉變為一種充滿擴張潛能的全新形態，即以各項商業稅種為主，並輔以過去所沒有的近代融資手段。以厘金為例，僅就正式上報朝廷的數據而論，到1887年已達近1675萬兩白銀，相當於田賦收入的一半多；而地方督撫隱瞞未報的厘金收入或達實際征額的百分之七八十。另一項急劇增加的稅源是海關稅，隨著中外貿易的擴張，從19世紀40年代的400多萬兩劇增至1887年的1932萬兩。這兩項稅種相加，遠遠超過過去作為國庫收入主渠道的田賦。總體上，晚清國家的財政收入，從鴉片戰爭前的4000萬兩左右增至19世紀80年代的8000萬兩上下，即翻了一番。

這還僅僅是官方數據。如果把各省督撫及其下屬實際征收但未上報的數額加起來，19世紀80年代多在1.5億兩上下。即使只看官方數據，也可發現19世紀80年代清朝中央的歷年開支總額通常小於收入總額，因而每年可以產生三四百萬兩的盈余，1888年起每年在六七百萬兩，1891年達到1000多萬兩。可見，“同光中興”並非僅是表象，而是有實實在在的國庫盈余作為支撐的。

“同光中興”期間財政均衡態的重新出現，折射了晚清中國的一個優勢，姑謂之“大國紅利”。即中國巨大的消費人群和疆域規模所產生的龐大市場，使政府通過加征國內和國際貿易稅項即可產生巨額收入，滿足額外開支，填補平息內亂、對外戰爭或重大洋務舉措所產生的資金缺口。但是，這樣一個長項，恰恰也構成晚清中國一個根本性的短項，即可以再次繞過現代國家轉型這一環，不必像早期近代和近代歐洲國家那樣，在列國競爭和軍事革命所帶來的國庫嚴重透支的情況下，通過以建立、健全征稅機構為核心的國家機器科層化、集中化過程，增強國家的汲取能力。而沒有邁過現代國家形成這道門檻，晚清國家的財政瓶頸遲早會到來。

• 政治均衡態的重建

最後，在政治認同層面，同光年間同樣再度出現一種均衡態。如前所述，清朝前期依靠硬軟兩手，總體上成功地處理了滿漢關係問題。但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將滿漢對立再次推至臺前。事實上，太平軍本可以“排滿”為旗號，爭取更多漢人的支持。但不同尋常的是，太平軍自己所尊奉的，並非被漢人士子視為天經地義的本土儒家說教，而是在許多方面與儒家綱常倫理截然對立且經太平天國領袖改造過的基督教教義。這反而為依然效忠清廷的漢人精英提供了把柄。正是在共同捍衛儒家政治秩序的基礎上，滿漢精英聯手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使搖搖欲墜的清政權得以幸存。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及之後，越來越多的漢人精英得到重用，被任命為封疆大吏。一度被太平軍撕裂的滿漢關係因此得以彌合，並在此後幾十年裡，朝著滿漢平等、融合的方向，甚至比過去走得更遠。

政治層面均衡態再現的另一個表征，是清朝政權的制度架構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重新得到確認和延續。經過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劇烈衝擊，到19世紀60年代，朝廷上下的有識之士形成一種新的認知，即清朝要圖存、自保，須改弦更張。這跟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十幾年間清朝內部毫無動靜、一切規章制度因循守舊截然不同。但無論是像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這些為倡辦“洋務”奔走最有力的封疆大吏，還是張之洞和劉坤一這樣的後起之秀，均認為中國所欠缺而亟須補上的，僅僅是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和軍事技術而已。他們對清朝政權體制和各項典章制度及其背後的儒家說教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均深信不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此構成“同光中興”的主導理念。

• 晚清政權的三重均衡陷阱

太平天國被鎮壓之後，再度主導晚清國運的由地緣格局、財政構造和政治認同所構成的三重均衡態，比清朝國家在18世紀所經歷的三重均衡態，顯得更加脆弱，歷時也更短暫。之所以更加脆弱，不僅因為地緣均衡態是暫時的——在已經消退的來自歐洲老牌列強的威脅與即將到來的近鄰日本的更致命衝擊之間，中國獲得了難得的30多年戰略緩衝期，但僅僅是緩衝而已；也不僅因為“大國紅利”只是一時的，財政供給的瓶頸遲早會到來。而且還因為，太平天國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傳統政治秩序和表面上得到彌合的滿漢關係，其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更加脆弱。其中最關鍵的變化，是漢人官僚對清廷的態度，已經從既往無條件臣服變為有條件忠誠。太平天國之前，漢人督撫乃至整個漢人精英集團在朝廷面前毫無討價還價的余地。不僅儒家的君臣等級觀念和朝廷對反動言行的嚴厲鎮壓，使這些封疆大吏及地方士紳在強大的皇權面前變得小心翼翼，而且在高度集權的行政和財政體制下，漢人督撫也沒有任何杠桿可以自保。而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及之後，在區域化集中主義架構下所形成的權力再分配格局，提高了充當洋務領袖的地方督撫的話語權。這些封疆大吏各自形成利益集團，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住本區域的財政、軍事和行政資源。他們對朝廷的忠誠變成有條件的，即只有在本集團利益得到朝廷尊重之時才會聽命於中央，否則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自主乃至最後宣布“獨立”。1900年義和團運動高潮期間南方督撫共商“東南互保”，不過是對清廷的一個預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