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電子書)

前 言

第一部分 歷 史 回 顧

第一章 中日交往的歷史
一、 古代的中日交往
二、 近代的中日交往
三、 戰後的中日交往

第二章 日本人的中國觀
一、 古代日本人的中國觀
二、 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
三、 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

第二部分 現 狀 調 研

第三章 調研方法
一、 問卷調查
二、 深度訪談

第四章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一、 國家形象的相關研究
二、 日本民眾眼中的中國形象
三、 調研分析
四、 策略建議

第五章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文化
一、 文化與國家形象
二、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傳統文化
三、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制度文化
四、 調研分析
五、 策略建議

第六章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媒體
一、 媒體與國家形象
二、 日本人了解中國的渠道及對中國媒體的接觸和評價
三、 調研分析
四、 策略建議

第七章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人
一、 國民形象與國家形象
二、 日本民眾眼中的中國人
三、 調研分析
四、 策略建議

第八章 日本人眼中的中日關係
一、 日本民眾對當前中日關係現狀的評價
二、 影響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
三、 改善中日關係的途徑

結 語

參考文獻

後 記

影響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日關係近年來的變化呢？當然，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其原因既可以從中日關係的歷史、冷戰後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去尋找，也可以從日本本身的變化以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去尋找，還可以從中國國家實力和政治環境等方面去尋找。

（一） 歷史問題

有記者提到，影響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是歷史問題，其中主要是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教科書修訂和民間賠償問題。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有關日本政治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的報道一出現，就常常引發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抗議，認為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是別有用心的，是要恢復日本的軍國主義傳統。這些抗議經由日本媒體報道之後，常常引起日本民眾的反感。

日本政治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之所以成為中日矛盾的一個焦點，與靖國神社的歷史變遷有緊密關係。靖國神社的前身是建於1869年8月6日的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為了紀念在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了恢復明治天皇的權力而犧牲的3500多名武士。1879年，明治天皇將其改為靖國神社，“靖國”二字出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國也”，意思是使國家安定。從那時起，靖國神社就成為國家級的祭祀場所。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對外擴張的步伐加快，靖國神社開始供奉包括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戰爭中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家屬。當時日本全國其他52處神社都由內務省管理，唯獨靖國神社由軍方管理。

日本戰敗之後，占領軍總司令部在1945年12月發出了“神道指令”，切斷了靖國神社與國家間的特殊關係。1952年9月制定的日本和平憲法的第20條提出政教分離，規定國家不可以介入任何宗教事務，靖國神社變為一個非政府的獨立宗教法人。1978年10月，靖國神社的宮司松平永芳趁舉行秋祭的機會，將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亡靈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列入靖國神社進行供奉，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就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後，日本裕仁天皇再也沒有正式參拜過靖國神社，而在二戰之後1978年之前，他每年都要參拜靖國神社。

從靖國神社的歷史變遷可以看出，靖國神社問題的實質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認識和對待過去的侵略歷史。這既關係到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之害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也關係到日本這個國家今後的走向。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政府首腦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報道會引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被侵略國家的強烈抗議。其實，日本國內對政府首腦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也有很大爭議：日本舊軍人的後代和右翼勢力一直把靖國神社作為精神寄托，力主通過推動政府首腦的參拜將其國有化；一些日本普通民眾認為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行為，違背了憲法規定的政教分離原則；另有一些日本民眾認為靖國神社與他們的生活緊密相連，是用來祭奠親人、祈禱和平的場所，並不一定意味著“恢復軍國主義”。但無論如何，日本政府首腦都應該考慮到日本國內民眾以及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之害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教科書問題是日本國內不同歷史觀碰撞的焦點，也是不斷引發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被侵略國家持續摩擦的關鍵問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後，1982年和1986年日本右翼篡改侵略歷史的教科書被日本文部省審定為合格。之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和21世紀初期，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經過幾次修訂，都不同程度地淡化甚至美化了日本的侵略歷史，其中1997年日本電通大學教授西棍幹二、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明星大學教授高橋史郎等人成立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炮制的歷史教科書是一部全面美化日本侵略歷史、宣揚軍國主義歷史觀的代表作。圍繞教科書問題，中日之間的斗爭不斷，也成為中日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歷史原因。

民間賠償問題是靖國神社問題和教科書問題之外的另一個影響中日關係的歷史問題，具體包括殘留化學武器、慰安婦、強制勞工等問題所涉及的團體、個體利益。雖然中國政府在1972年放棄了日本對中國的國家間戰爭賠償，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民間就賠償進行了許多嘗試和努力，但大部分都失敗了。民間賠償問題嚴重影響兩國民間感情，也損害了中國受害者的情感。

這些歷史問題成為橫亙在中日兩國民眾心理和情感中的一塊巨石，嚴重影響中日關係。正如一位日本記者所言：“中國人因為日本侵略的歷史而厭惡日本；而很多日本民眾認為中國老是揪著歷史問題不放，也對中國心生厭惡；中國人又覺得日本人美化侵略歷史，不思悔改，因而更加厭惡日本人；日本人也因而更不喜歡中國。由此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天兒慧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國》一書中也提到，很多日本人覺得日本無論怎麼道歉，中國還是反復執拗地要求日本“反省”“道歉”，這使日本人開始感到厭煩，“中國也不要太過分”“到底要道歉到什麼時候”之類的反感情緒逐漸加強。日本人的內心懷疑中國方面的做法是在打“歷史牌”，把歷史問題作為有效實行對外政策的籌碼。

藤平新樹在《日本應當懼怕中國的崛起嗎？》一文中也指出，很多日本人覺得日本道過歉了，而且不止一次，他們陷入了深深的“道歉疲勞”中，認為中國抓著“道歉”這件事情不肯放，是在向日本打“歷史牌”，而不僅僅是向日方索求歉意這麼簡單。同時，藤平新樹指出，2005年4月在中國各地掀起的“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行列”的遊行中，日本人覺得中國的警察不僅沒有對日本使館采取任何保護措施，也沒有對日本人的資產進行保護，因而進一步激化了日本的“道歉疲勞”情緒，也增加了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厭煩和不滿，並認為中國的媒體和教育是直接導致中國國民對日本以及日本人充滿敵意的原因，而不是日本人本身。

我們承認，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變差的一個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歷史問題也存在，但為什麼沒有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問題呢？實際上，任何國家的現實利益永遠超過歷史問題。對歷史的解讀是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當現實有利益共享的時候，就會把歷史問題解讀得好一點；如果現實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就會把歷史問題作為一個矛盾點放大。所以說，歷史問題並非中日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中日兩國政府對現實利益的考量是更為核心和根本的原因。

（二） 領土和海洋劃界爭端

在訪談中，一位日本學者認為包括釣魚島領土的歸屬和東海海洋劃界等現實利益爭端是影響中日關係最重要的因素。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主張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而日本則認為釣魚島之前為“無主地”，是日本人首先發現了釣魚島，並於1895年1月將其劃歸衝繩縣管轄。近年來兩國政府和國民圍繞釣魚島主權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但並沒有達成有效的解決方案。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對釣魚島“國有化”，引發了中國國內大規模的反日大遊行，造成了中日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日兩國在劃分東海大陸架問題上產生爭議。1996年日本通過《關於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1998年中國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兩國對東海大陸架的劃分出現重合。日本提出以“中間線”原則劃分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而中國則堅持國際法中的“大陸架”原則。面對矛盾，中國主張“公平”原則，但雙方對“公平”的理解不同：中方認為中國海岸線長、人口多應多分，而日本認為“公平”是平均分。2008年，中日雙方就東海油氣田的開發產生的衝突簽訂了協議，在中間線附近劃了“共同開發區”。但隨著2010年東海“撞船”事件的發生，雙方的談判擱置，東海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目前圍繞釣魚島主權的領土爭端和東海大陸架的油氣資源爭奪是中日兩國之間最大也是最難調和的現實利益矛盾，需要兩國領導人和民眾以政治智能和開放心態一起來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三） 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論”

訪談中，日本學者和記者都提到中國的快速發展對中日關係的影響。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和日本的長期停滯，“中國威脅論”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就開始在日本蔓延。相當一部分日本學者和民眾認為中國崛起對日本造成了威脅，主要表現在最近20年來中國以經濟為主，同時也包括政治、外交、軍事、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快速發展變化導致日本人的中國印象發生變化，而且中國的這一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一些硬實力的快速增長，如經濟、科技和軍事能力的快速進步和提高，使中國在解決領土糾紛和臺灣問題上更可能采取強硬立場，進而加強中國對亞洲地區主導權的爭奪。尤其是中國已經在2010年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載人航天等高端科技的發展也成為中國科技進步的象徵，建造航空母艦和打造藍色海軍的舉動也引起整個世界的關注。中國的這些發展雖然顯示了中國的力量，增加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同時也招致日本等西方國家的恐懼和疑慮，導致了日本人對中國印象的變化和“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也使中日之間經濟實力地位的變化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雖然中國持續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推行其軍事現代化，但是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使日本擔心中國會憑借日益增長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大舉擴張並控制東亞地區。日本國際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日中關係的新篇章——克服歷史問題走向共存和共同發展》中指出，中國軍費連續20 年以兩位數增長，同時中國軍費開支和軍事意圖不夠透明，中國近年來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迅速增強，再加上近年來中國海軍艦艇進入所謂的“日本水域”，中國反衛星試驗的成功，這些使得日本和整個東亞地區陷入擔憂之中。在訪談中，一位日本記者的比喻很貼切，他說：“雖然表面上中日之間的關係變差是歷史原因或者體制差異，實際上中國的突然崛起是造成中日關係變差的根本原因。中國的軍事力量提高了，邊界要求也提高了，這使日本人的戒備心理提高。中國人可能感覺不到那麼強烈的變化，但是日本人的感覺變了。正如一個孩子從10歲變成了20歲，能力提高很多，孩子自己對成長的感覺不大，但外人的感覺差異很大。不僅日本人有這樣的感覺，東南亞國家也這麼想。今天東南亞國家普遍害怕中國，因為中國強大了。”

對於日本政府近年來持續炒作和渲染“中國威脅論”的意圖，不少學者和日本問題專家分析認為，主要是想用中國威脅做擋箭牌，以壓制日本國內的反對勢力，為增強日本軍事力量並強化美國及東亞各國對其實施新安保法的理解和支持。對此，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的警惕。

（四） 日美同盟的強化

訪談中，一位日本學者指出，日美同盟的強化也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關鍵因素之一，對東亞地區的安全格局至關重要。日美同盟是依托《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在冷戰初期建立起來的。其核心內容是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根據該條約，如果日本受到攻擊，美國就應該提供軍事保護。日美同盟在不同階段目標不同，冷戰時期主要針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中國、朝鮮。冷戰結束後，日美同盟於1996年做了再定義，將原來主要保衛日本安全擴大到維護日美兩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主導地位。當時美國對華政策主要是既接觸又遏制，日美同盟對中國有戰略預防作用。“9·11”事件後，日美同盟的作用進一步擴大，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揮了關鍵影響，不僅包括了中國臺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而且包括亞太地區公海的安全問題、俄羅斯問題、阿拉伯與穆斯林問題、東南亞問題、反恐問題等。如此廣泛的合作使得日本在美國的東半球戰略上舉足輕重。

日美同盟的強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阻礙了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的解決，對中國構成了一定的戰略威脅，因此日美同盟也成為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重要因素。2005年日美之間開展“2+2”會談，討論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將臺灣問題明確納入會談範圍；2012年11月29日，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決定，在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增加一個附件條款，明確規定《日美安保條約》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問題，明確幹預釣魚島問題。

除了上述提到的影響中日關係的四個原因之外，也有記者和學者在訪談中提到中日政治制度的差異以及中日媒體某些妖魔化對方的報道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不可否認，體制差異和媒體報道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日關係的走向，但這些並不是根本原因。因為體制差異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期也存在，但那個時候並沒有影響中日關係。另一方面，媒體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利益、政策以及國民情緒的影響，目前中日兩國媒體的某些妖魔化報道更多地源於兩國的政治關係和現實利益的衝突。因此，中日兩國實力的對比變化所帶來的現實利益的變化是影響中日關係的根本原因。無論是釣魚島領土爭端、日美同盟的強化，還是中國的崛起和軍事力量的增加，都與兩國的國家利益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