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人物畫像紋青銅器綜合研究（簡體書）

人物畫像紋青銅器最早見於春秋晚期，盛行於戰國早期，分布範圍甚廣，多出土於吳越、齊魯、三晉、燕地和巴蜀地區中不同等級的墓葬。過去對於這類青銅器的研究多僅關注於某一類工藝手法、某個區域中的發現或某種圖像及其所反映的與史書契合的內容。本書則對人物畫像紋青銅器及出土這類青銅器的墓葬進行年代序列研究，再按不同工藝對人物畫像圖像進行精細分類、分析，探討其首次出現、發展以及相互交錯交流的脈絡。在此時空框架上，考察春秋晚期至戰國早中期間東周各個區域的文化交流細節，探討這種工藝及其紋飾與北方地區草原文化之關係，分析其藝術風格如何被吸收並體現於楚地漆器藝術、漢代繪畫與青銅工藝的發展路徑。

黎婉欣，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教研室主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考古學和中國研究一級榮譽學士、英國牛津大學世界考古學碩士、考古學博士。研究商周考古、中國青銅器和博物館學。出版英文專著《相近與排拒：約前1300年至約前1050年間商文明與南方地區間的聯繫》（Contacts Between the Shang and the South During c. 1300—c. 1050 BC: Resemblance and Resistance. Oxford: Archaeopress, 2019）；英文論文《從兩部出土《蒼頡篇》探討中國研究的不同視角》（“Two archaeological copies of Cang Jie pia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China Studies” , 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 中文論文《騎馬術在歐亞草原的流行與在中國的興起》《論商後期與西周早期青銅器的人獸結合紋飾與造型》等。

此書有助深入了解東周青銅器的區域特徵、中國青銅器藝術與工藝發展的進程，無論對中國青銅器文化、先秦藝術研究，還是對探討古代中國與歐亞草原文化之關係的研究，都有重要學術意義。由於相關銅器於海內外皆有精品收藏，此書對從事考古學、青銅工藝、博物館學、古代藝術等領域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序論

在先秦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與繪畫（painting）相關的材料少有發現。商周青銅器上所見的紋飾(motifs)計有鳥紋、?龍紋、蟬紋、渦紋等, 它們有著多種形象，以不同的組合方式於青銅器上布局，但各個圖案之間卻未見強烈的內在關係，這些紋飾多是單元式的圖案。人像在早期出土的器物中則更為罕見，河南安陽殷墟小屯M5婦好墓所出的小玉人（如M5:371、372等） 、四川廣漢三星堆二號器物坑所出的青銅神人像（K2:②：149，150） 、山西翼城大河口M1出土的漆木人俑 等都僅是一些零星的或區域性的發現。繪畫是自然的行為，商周時期應也存在繪畫甚至是以圖載事的傳統，但是目前相關考古材料缺失，對於先秦時代所流行的繪畫內容、繪畫風格等問題仍未能有所深入。
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之間，青銅器上始見有以人物活動為主題的紋飾圖案，一變了自商以來突出神獸紋飾的傳統。這些紋飾圖案有著多個不同的主題，也首次表現出強烈的敍事性，生動地表現出人和動物、人與自然界之間的互動，以極為精煉的方式呈現祭祀場景與宗教觀念。這些青銅器上的圖案布局緊密相扣，圖案內容也大抵相若，顯然這些圖像已經歷了一段較長時間的發展。目前，東周青銅器上的人物畫像紋飾為年代最早且最為完整的繪畫材料，但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圖像都是以尖器鏨刻於青銅器的內壁，圖案幼細精巧，卻不易被觀看，也不易於保存；再考慮到青銅禮器在古代中國禮祭傳統中的特殊地位，這類飾有人物畫像紋飾的青銅器的出現無論對於青銅器藝術還是其所代表的人文觀念來說都是重大變革。而且，這些飾有人物畫像圖案的青銅器的分布範圍很廣，吳越、三晉、齊魯、燕地、中山和楚地均有發現，尤其流行於戰國早期。因此，刻畫人物畫像紋銅器的研究不僅能了解新興起的青銅工藝與藝術風尚，更是能對兩周之際的區域文化的發展和互動情況提出一些新的認識。
在刻畫鍛造銅器流行的同時，傳統的範鑄類青銅器也始興起使用題材相近的人物畫像紋飾，學者們研究這兩類青銅器上的紋飾內容，多認為其圖案的含義是相近的，同樣是描繪了當時所流行的一些關於戰爭與祭祀的場景。不過，根據這兩類青銅器的考古出土地點，它們的主要流行區域存在明顯差異，兩類銅器在器類、形制甚至是紋飾圖案上均有著不同的發展軌跡。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兩類青銅器上的紋飾圖案是否有著相近的功能和含義似仍可需作深入分析，這也是本書的旨在探討的問題。目前，關於這些青銅紋飾的命名仍需謹慎，本書認為部份圖案未必直接與禮書上所記載的內容有關，故建議採用較中立的命名方式。朱鳳瀚先生於1995年出版的《古代中國青銅器》，建議以 “人物畫像紋” 作為統稱，並強調這些紋飾與傳統青銅紋飾之間的區別，尤其是這些紋飾具備圖畫性，有著連續無間斷鋪開的特性 。更重要的是，東周青銅器上的人物畫像紋飾影響了楚地戰國中晚期的漆木繪畫，對漢代刻紋青銅器甚至是漢畫像石的的藝術風格也有傳承的意義，當然這些議題需另作深入研究，但目前似可以 “人物畫像紋” 統稱這些同見於刻畫和範鑄類銅器上的圖像紋飾。

第一節 青銅器人物畫像紋研究概況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河南汲縣（今衛輝市）山彪鎮和河南輝縣（今輝縣市）琉璃閣兩處春秋戰國時代墓地發現飾有人物畫像紋的青銅器。山彪鎮M1大墓出有一對飾有 “水陸攻戰紋” 的青銅鑒；琉璃閣M56等墓出有多件範鑄 “狩獵紋” 青銅器；而琉璃閣M1則出土有一件刻畫青銅奩形器 。在1951～1952年，輝縣趙固村M1戰國墓再出人物畫像紋青銅器，為一件刻畫青銅鑒 。與此同時，故宮博物院 、上海博物館 以及在日本 、歐美 等地的公私營博物館的相關收藏器物也陸續刊布，學界開始關注這類青銅器的使用與流行。
林巳奈夫對青銅器上的這種特殊紋飾做了一些疏理和討論，並稱其為 “畫像紋” 。徐中舒對當時所見飾有鑲嵌狩獵紋的銅壺之年代、工藝、紋飾做了系統研究，以極開闊的視野論及狩獵紋與西方工藝及圖像之關係，認為出現在青銅器上的狩獵紋圖案有可能首先自北方傳入燕、趙地區 。馬承源分析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和上的紋飾，認為這是當時所流行的繪畫的微縮影，與楚地帛畫流行時間相近，同為古代中國繪畫的開端 。美國學者韋伯（Charles Weber)收集海外所收藏的東周青銅器人物畫像紋材料，試從美術史的角度進行系統疏理。他指出中國青銅紋飾具有著區域性的發展傳統，自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紀之間各地開始大量吸收北方式的動物形圖案。韋伯認為這個轉變有可能與北方地區甚是更遠的草原區域的交流活動有關，不過他強調青銅器上的這些動物紋飾和人物形像卻不見於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應是本地吸收了外來紋飾後所發展的特殊風格，反映了當時的文化傳播與吸收的情況十分複雜 。這些早期的著作綜合研究刻畫類和鑲嵌類青銅器上所見的人物形像，分析這種紋飾的出現與春秋戰國之際的青銅器鑄造工藝發展之間的關係, 部份則從繪畫的角度探討個別圖案中關於祭祀的內容。惟當時的考古出土材料有限，無法根據這兩類青銅器的形制與出土年代作進一步的系統分析。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飾有人物畫像紋的青銅器陸續於各地出土，相關的研究開始出現了專題化的現像，多數選取某一類青銅工藝、某一處墓地所出的青銅器或某類人物畫像紋飾中的圖案而展開討論。
目前所知青銅鑲嵌工藝於春秋中期前後已發展成熟，只是以此工藝表現人物畫像紋飾的傳統大概是進入戰國以後才開始出現的 。鑲嵌工藝的常用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鑄鑲法，山東棗莊徐樓墓地所出的鑄嵌紅銅青銅器便是採用此法 ，紅銅紋飾片通常是預先鍛制或鑄造，其厚度約為器壁厚度的一半，以支釘固定於陶模並與青銅容器同鑄，經過磨錯便得出器表光滑的效果 。棗莊徐樓墓地墓地的年代約在春秋中期末 ，類似的鑄鑲法亦見用於河南淅川徐家嶺楚墓M10所出青銅敦（M10:73） ，而徐家嶺M10年代約在戰國早期偏晚。目前採用鑄鑲法的人物畫像紋青銅器只見於河南淅川和尚嶺M2楚墓所出銅壺（M2:26） ，該墓的年代稍早於距之3公裡外的淅川徐家嶺M10，目前雖未有關於和尚嶺M2銅壺的鑲嵌工藝分析報告，但可根據對徐家嶺M10所出青銅敦的研究結果，估計和尚嶺M2銅壺也應是採用了相似的鑄鑲工藝。第二種鑲嵌青銅工藝則見於著名的汲縣山彪鎮M1所出的一對“水陸攻戰紋” 銅鑒，工匠首先在青銅器表鑄出凹槽，待青銅器鑄成後再捶嵌入紅銅絲等金屬填充物，然後進行打磨和拋光等工序 。這種工藝首先見用於春秋中期的三晉地區 ，適用於鑄造線條細致、流暢的紋飾，進入戰國時期以後才套用於鑄造人物畫像紋飾。由近年關於鑄嵌工藝的研究可見，人物畫像紋飾的出現與鑲嵌工藝的發展並非同步，鑲嵌工藝流行的時間較早，後來才開始吸收這種特殊的圖畫形紋飾。這一點對於了解鑲嵌類人物畫像紋青銅器的起源有著一定的幫助。
針對刻畫類人物畫像紋青銅器的工藝研究較多，尤其是近年相關出土器物較多，通過成分分析和X射線成像技術等方法，刻畫類青銅器上的線條清晰可見，其長短與深淺程度通常不一，都是利用尖頭粗細少於0.5毫米的工具（多數認為是鐵器）進行鏨刻。刻紋青銅器的器壁均很薄，通常不超過0.2厘米，多數通過熱鍛冷卻的方式焊接成形 。山西隰縣瓦窯坡M30所出的刻紋帶柄筒形器為目前年代較早的刻紋青銅器，該器的內壁刻有魚紋，而外壁則為三角形等幾何形紋飾。瓦窯坡M30的年代約為春秋中期 。近年，山東滕州大韓墓地發現有較多的刻紋青銅器，成分分析結果顯示這些鍛制器物均為錫青銅，青銅含量通常83%～89%不等，余皆為錫以及極少量的鉛，其比值與瓦窯坡M30刻紋筒形器相若 。江蘇淮陰高莊墓葬也發現有較多的刻畫紋青銅器，根據其成分分析結果，高莊所出的鍛制青銅器銅含量較低，通常為72%～84%不等，但鉛含量明顯偏高，部份數據達到6%～11%不等 ，其成分比值與滕州大韓墓地和隰縣瓦窯坡所見的存在明顯區別。這項發現對於了解刻紋青銅器的製作很有幫助，反映了山東南部與江蘇北部有著不同的鍛制銅器鑄作坊。目前尚未有其他地區所出刻畫紋鍛制青銅器的成份分析研究，這些數據對於判斷刻紋青銅器的鑄造地點將會一定的幫助。
鏨刻技術於商周時期並不普及，上述的隰縣瓦窯坡M30所出的刻紋筒形器是目前年代較早的考古出土發現，棗莊徐樓M2亦發現有一件內壁刻有交錯龍紋紋飾的青銅和 ，有著近似形制和刻龍紋的青銅和亦見於湖北襄陽余崗M237 ，兩件銅和的年代均在春秋中期末至晚期早段。這些早期的刻紋青銅器出土地點分散，曾有意見認為這種工藝或與吳越或楚地相關 ，但目前似乎仍缺乏可靠的材料為鏨刻工藝的起源提供可靠的依據。鏨刻工藝在戰國時代的流行時間不長，也未有形成具規模的系統，這種工藝更似是一種外來傳入的技術，流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卻未有被傳統的青銅或其他金屬工藝所吸收。而且，刻畫人物畫像紋青銅器的圖案比較複雜，在青銅禮器上加入繪畫紋飾，對於祭祀儀式和祭祀觀念都必然有著一定的深化意義，故這種飾有祭祀圖像的刻畫青銅器是否直接從早期的幾何刻紋青銅器發展而來似仍可作討論。早期刻畫紋青銅器的發現仍有所欠缺，鏨刻工藝的起源問題目前仍未有足夠的材料可作深入探討。
研究刻畫類和範鑄類人物畫像紋圖案的學者，較多從兩個方向進行討論。第一個是將人物畫像紋飾按題材進行分類，探討個別如弋射圖、采桑圖等圖案中所呈現的內容，並試分析畫像內容與禮書內容之間的異同 。也有學者參考這些青銅器的出土地點，認為三晉與吳越地區所出青銅器上或部份反映了南北兩地的不同貴族生活、祭祀活動與宗教思想，據此對這些青銅器的傳播方向和方式提出一些看法 。第二個研究方式是觀察個別地點出土青銅器上的布局方式，考察其中關於祭祀的方式與思想 。關於青銅器上的人物畫像紋飾的研究較多，多數意見認為它們是同時代的遺物，應是反映了相近的祭祀活動或祭祀思想，較少考慮其中可能出現過仿造與改造的情況。以上諸家論著，對今後東周青銅器人物畫像紋的進一步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仍有若干重要問題有待再思考與再深入，如前文所述，這些圖像研究多集中關注刻畫或範鑄青銅器上所見的紋飾圖案，沒有對同時流行、彼此間有聯繫的各類人物畫像紋做全面研究。此外,這些對圖案在青銅器上的使用方式以及各個圖案中所曾出現過的變化仍可作深入探討。

序論
第一章 刻畫類人物畫像紋銅器年代分析
第一節 春秋晚期銅器
江蘇南京六合程橋M1
江蘇鎮江諫壁王家山墓葬
第二節 戰國早期銅器
江蘇南京六合和仁墓葬
河南平頂山滍陽嶺M10
湖南澧縣皇山崗M1
山西忻州定襄中霍村M1和M2
山西太原金勝村M251
山西潞城潞河M7
山西長治分水嶺M84
山東煙臺長島王溝M2
山東滕州大韓M39
湖北襄陽余崗M173
河南三門峽陜縣後川M2040、M2042
河北石家莊平山穆家莊村M8101
第三節 戰國早、中期之際銅器
江蘇淮陰高莊墓葬
河南三門峽陜縣後川M2144
河北行唐故郡遺址M53
第四節 戰國中期銅器
山東平度東岳石村M16
山西長治分水嶺M79
北京通州中趙甫戰國墓
遼寧建昌東大杖子M11
四川成都青白區雙元村M154
湖南長沙M186
河南新鄉輝縣琉璃閣M1
第五節 戰國晚期銅器
山西長治分水嶺M12
河南新鄉輝縣趙固M1
第六節 海內外的刻畫類人物畫像紋銅器資料分析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銅盤
洛陽文物交流中心征集銅匜
上海博物館藏刻畫紋銅【钅和】
江蘇徐州聖旨博物館藏刻畫人像紋銅箕
河南博物院藏輝縣采集刻畫紋銅器
香港首陽齋藏銅匜

第二章 範鑄類人物畫像紋銅器年代分析
第一節 戰國早期早段銅器
河南南陽淅川和尚嶺M2
河北唐山賈各莊M5
河南洛陽西工區M131
第二節 戰國早期晚段銅器
河南新鄉衛輝山彪鎮M1
河北石家莊平山穆家莊村M8101
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學M10
四川宣漢羅家壩M33、M2
陜西鳳翔高王寺窖藏
第三節 戰國中期偏早銅器
河南新鄉輝縣琉璃閣墓地諸墓
陜西咸陽任家嘴1984年發掘墓葬
第四節 其他散見於海內外的範鑄人物畫像紋銅器資料分析
山西臨汾襄汾南賈大張銅壺
2018年山西公安機關追繳筒形器、2018年湖北隨州公安機關追繳筒形器

第三章 兩類人物畫像紋銅器的分布區域與所屬文化類型分析
第一節 刻畫類人物畫像紋銅器的文化族屬與流布方向
（一）關於刻畫類人物畫像紋器的起源地
（二）對刻畫類人物畫像紋銅器的製造地的探討
第二節 範鑄類人物畫像紋銅器所屬文化區域探研

第四章 刻畫人物畫像紋銅器圖像分析
第一節 圖像主題及其年代變化過程
第二節 刻畫紋銅器紋飾布局與含義
第三節 刻畫紋銅器的區域文化歸屬與流布方式

第五章 範鑄類銅器上的人物畫像紋飾圖像分析
第一節 範鑄類人物畫像紋銅器上的紋飾布局
第二節 範鑄類人物畫像紋銅器圖像題材分析
第三節 範鑄類銅器上的人物畫像圖案內涵分析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