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中的決斷：竹內好傳（簡體書）

作者| 鶴見俊輔(Tsurumi Shunsuke，1922—2015），日本思想家、文化評論家、社會運動者。曾任教於京都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同志社大學。與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人組成“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其主導的刊物《思想的科學》為戰後日本最負盛名的思想雜志。強調“思想·良心的自由”，積極參與反對越戰、推動慰安婦賠償等運動。著有《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戰爭留下了什麼》《漫畫的戰後思想》等。1994年因其對現代思想和大眾文化論的貢獻以及在野思想的確立，榮獲“朝日獎”。

譯者 | 劉峰，1984年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亞洲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曙光學者，兼任中華日本學會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上海市日本學會理事，上海市世界文學多樣性與文明互鑒創新團隊成員。研究方向為日本近代史、東亞關係史。著有《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譯有《三菱財閥的形成》《南京大屠殺：日軍士兵戰地日記》《甲午戰爭》等。在《世界歷史》《近代史研究》《日本學刊》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多次得到《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的轉載，在日本學界『アジア評論』等期刊亦有多篇學術專論。

◆日本戰後傳奇學者書寫日本戰後思想奠基人物，兩位大師的劃時代相遇
◆孫歌專文評述，宋念申、王升遠、商兆琦聯合推薦，一種探究日本近現代史和中日關係史的獨特路徑
◆以鳥瞰歷史的視野、充滿魄力的選材，呈現國族精神史的深層暗面，勾畫複雜個人的思想錨點

一　道德的根據何在 ............ 1
二　從長野縣臼田町到東京 ............ 15
三　善無可報 ............ 29
四　身處鄰邦 ............ 45
五　在北京 ............ 55
六　留學 ............ 65
八　中國文學研究會 ............ 95
九　《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 111
十　魯迅之墓 ............ 125
十一　士兵的步調 ............ 139
十二　回教圈研究所 ............ 151
十三　沉迷於太宰治 ............ 157
十四　所謂戰後的情況 ............ 167
十五　繼承抵抗的場所 ............ 177
十六　“大東亞戰爭”紀念碑 ............ 191
十七　思想的姿態 ............ 205
後記 ............ 229
對後記的補充 ............ 233
附錄
戰爭時期思想再考：以竹內好為線索 ............ 244
竹內好年譜簡編 ............ 271
日文版解說 善無可報 / 孫歌 ............ 291
中文版解說 “從過失中學習”/ 孫歌 ............ 304

【附錄·戰爭時期思想再考：以竹內好為線索（節選）】
人往往會因為想要忘卻而遭到報復。在接下來的新時代裡，日本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吧。我覺得日本人那段戰爭時代的漫長記憶便是如此。從這一層意義而言，戰爭時代發生的事情就會成為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在我所知範圍內，在戰後長達 37 年的時間裡，始終緊緊咬住戰時問題不斷展開寫作工作的就是竹內好。與其回顧整個戰時，倒不如對他的道路做一番思考。
竹內出生於 1910 年，於 1977 年去世。之所以要討論他，是因為其撰文方式和其他人有著天壤之別。比如考慮戰時的問題時，我們往往會去關注“當時誰沒有犯錯”。這是明治時代以來日本學校教育造成的結果。即，完全按照老師說的去做就能得到滿分。抑或是認為老師不會有錯，因此去積極地模仿。通過學校教育，此種作風逐漸普及到了整個日本社會。於是，我們受到了懲罰。在考慮戰時問題時總是去尋找那個不曾犯錯的人並試圖加以模仿。在此種影響下，生存的力量便很難在當今的時代萌發出來。我們正在因為日本學校教育的普及而遭受懲罰。
讓人意外的是，竹內雖從大學畢業，其著作看上去卻不像是大學畢業生所寫。裡面富含著一位“生活者”對普通日常生活的感想。我曾和竹內打過交道，仔細想來，他的厚重比我母親要少幾分。我想表達的意思是：從出生以來我就經常挨母親揍，甚至感覺自己會被打死，真是勉勉強強才活到了今天。這份厚重，讓我終生難忘。而竹內給我的厚重只比母親少幾分而已。其原因並不在於和他的多次會面交流，而在於他的文字進入了我的內心。現在他的全集剛剛出版問 世，所以接下來，我想圍繞其第 14 卷—戰爭期間竹內文章著述中已得刊出的部分來談一談。

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
一言以蔽之，竹內的著作在滿洲事變—也就是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後，就始終帶著一種“對日中開戰感到不安”的情緒。不過到了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以“大東亞戰爭”的名義向美國、英國、荷蘭正式宣戰之後，他的心態卻突然發生了改變，走向了全面支持戰爭的立場。所以，我想試著去回溯上述一段時期竹內的文章。那應是他二十歲至三十四歲的時候。
你們現在也差不多是這個年紀吧。你們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自己處在當時的環境，會怎麼去做。這樣一來，就應該能夠把自己再次置於本源的位置。當然，要真的做到這一點也是非常困難的。讓·蓋埃諾（Jean Guéhenno）的《讓 — 雅克· 盧梭》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蓋埃諾是現代人，比盧梭晚出生 200 年之久。但他在反復研究盧梭出生以來的資料時，總是會把盧梭未曾經歷過的事情刻意排除到自己的視野之外。比如在研究五歲的盧梭時，他會把盧梭五歲以後做過的事情，寫過的《愛彌兒》等全部忽略。研究他五歲的情況，就只使用他五歲以前的資料。而關於青少年時代的盧梭，就只會去寫他和瓦朗夫人的那些情事。蓋埃諾的方法就是按照時間順序，依次把事情累積下去。所以他的作品在眾多盧梭傳記中是最為出類拔萃的。這就是想象力發揮的作用。這對我們將來非常必要。不能只是口頭上說以後想當學者或想當作家，這種想象力的發揮，是必須要去具備的。
竹內當時是二十歲至三十四歲之間，我看你們的年齡和他當時也差不多，所以可以試著想象自己身處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日本。九一八事變的原因，根據當事人的手記，政府曾一度宣傳是中國的暴動分子為了給日軍製造麻煩而炸毀了一段鐵路，但事實絕非如此。事實應是：日本陸軍派駐當地的參謀瞞著政府自己偷偷炸毀了鐵路，然後公開宣傳說這是中國人幹的，並發起了軍事行動。事情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此後日本政府也公開宣稱“此事系由中方所挑起”，但 實際上其內部也有人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竹內在當時的日記裡記載過此次事變。他當時還是東大文學部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學系的一年級學生，大學一年級而已。看到自己研究的
國家和自己的祖國發生戰爭，當然是極為關切的。而且從最一開始，他就感受到這是一場“強者欺凌弱者”的戰爭。
在這樣的情感狀態下，“中國文學研究會”創建了起來。這在如今看來是一件平平無奇的事情。但是他當時作為中國文學系的一名學生建立所謂中國文學研究會，卻是一種大膽的行為。因為長輩、教授們都可能提出異議。但竹內終究是走上了這一條新道路。之所以要用“中國”來命名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們反感日本用“支那”這個稱呼。後者不會受到中國留學生們的歡迎。那個時候還正在打仗呢。所以他們的這種想法極為強烈。另外還有一點，就是竹內不喜歡漢學。所謂的漢學在日本指的就是“漢文”。現在我們的大學已經沒有漢文系了。但國語裡面還會有所涉及。竹內之所以討厭漢文，其原因在於：裡面滿是中國漢字，我們日本人總是幻想著稍微把它調整成日語的風格就能完全理解中國人的內心，就能明白關於中國的一切。同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很喜歡直接去引用漢文，從而導致自己說出來的東西既粗略又縹緲，讓人不明所以。當時竹內討厭的就是這些。就好像是在劃船的時候往空中劃槳一樣，確實看上去很風光，也能說出不少冠冕堂皇的話來，但實際上船槳不在水裡。即使不用漢文，日語現在也是能夠成立的。因此他們當時的想法就是要盡量遠離漢文。
關於為什麼要和朋友一起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以往是有一篇文章來做解釋的。標題是《關於中國文學研究會》，其中說原因在於沒有掙扎—所謂的掙扎大體是要折騰一番的意思，這也是魯迅經常使用的詞匯。中文的表達方式和日文不同，往往傾向於果斷地、把事情明明白白地寫出來，認為正確的就是正確的。但實際上這個世界裡很多看似正確的事情，會和未必正確的事情保持著密切聯繫。很多事情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不會存在所謂的絕對正義。就是這 種感覺，唉，就是明明覺得自己是在做好事，結果卻是個壞事。這種感覺用漢文是表達不出來的。我說的是日本式的漢文。所以，竹內的文章就是在說如何從漢文學科的做派裡脫離出來，建立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事情。這就是《關於中國文學研究會》一文的內容，撰寫於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而至於“中國”和“支那”的問題，在那個時候的日本，大家都是用“支那”一詞的。因此稱呼“中國”就意味著要另辟蹊徑。這個蹊徑就是明確地肯定中國人並確保與其展開對話。但是竹內後來去了中國，在那裡教授日語，當時他乘坐人力車的時候卻又感慨自己可能終究還是不能使用“中國”一詞。他望著那個車夫的背影想著：我自己的學問對於這個人 來說會有意義嗎，或許還是“支那”“支那人”這樣的表述更貼近自己的感受吧。於是，他此後在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月刊上發文時就又改用“支那”了。
這一點非常重要。竹內從內心而言是想用“中國”一詞的，而且也因此和他的長輩、教授們發生過對立，甚至有過要抹黑他們的心思，但是他的情感本身卻仍然存在動搖。竹內做了用“中國”一詞的決定，但也未必一定要在所有場合都生硬地使用。他認識到這個幻想，隨之迎來了全新的自己。這個陷阱是可怕的。如今的考試仍會灌輸這種幻想。這會導致我們無法估量自己的能力和自我本身。因為這是在空發言論而已。
竹內此後在中國文學研究會月報上發表了《關於支那與支那人》等大量文章。裡面帶有一種“我還不能用中國一詞”的意味。他總是會去選擇那些自己覺得方便的用詞。這樣一來，其內心的反復與動搖就不斷持續了下去。因此他文體的風格就不會帶有“我和長輩們不同，就是要一門心思說中國不說支那”那樣的色彩。對他來說，選擇了某個詞匯，這個詞匯仿佛就能變成孫悟空的金箍棒。柳父章曾說過一件有趣的事情：去城裡租了一間學生房，在那裡聽到了疏遠、揚棄之類很多自己不明白的詞語，覺得挺難的。沒想到有一次自己也突然冒出來一句“那不是太疏遠了嗎”，無意之中用了這些詞，竟然得到了對方的讚同，於是便頓時感到興奮高興。學生們的那種氛圍，就是即便不喝酒，情緒也能夠一下接一下地高漲起來。比如一說“這就是疏遠，你還不懂疏遠嗎”，彼此之間的情緒就上來了。此種情況自明治初年以來就存在， 坪內逍遙的《當世書生氣質》等就是如此。但中國文學研究會卻不是這樣的團體。所以才會剛講了“中國”，過一段時間又開始講“支那”。在那種反反復復、沉沉浮浮之間來回折騰、掙扎。糾結著有沒有掙扎，自己文章裡有沒有掙扎。
這不是說學校的老師會看學生的文章裡有沒有掙扎。小學老師、初中老師、高中老師、大學老師，皆是如此。考大學的時候，計算機的評分也不會去看學生有沒有掙扎吧。它會把文章裡有意義的部分標記出來，從而決定學生是否合格。拘泥於掙扎的人，大抵是要名落孫山的。考試制度本來就是這個樣子。能領悟到要領的青年往往會對自己做兩種區分：在面對計算機時，從掙扎中脫離出來，接二連三地給出正確答案，換言之就是預想到老師覺得正確的答案並流暢地作答；而在其他場合，則是通過掙扎來面對的。能夠做到此種區分的人，就是一個有能的人。當然與此同時也可能有人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這本身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掙扎，終究和明治以後日本的教育體系不符。
在思考現代中國文學時，中國文學研究會關注的是小品文。那個《論語》不是孔子的《論語》，說是的林語堂等人創辦的小型雜志。當然很諷刺的是它居然和孔子的《論語》同名。這份雜志裡面發表了小品文，其文學形式值得關注。如果要用那種龐大形式的文學，比如長篇小說、長篇詩歌等，通過它們形式上的美感和獨創性來批判現代中國文學，那麼可以說，現代中國文學是沒有那麼優秀的。比不上同時代的日本文學。但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者們卻在經歷過自身的苦惱後，寫出了小品文。進而不斷付出努力，最終形成了一個文學雜志的中心。他們沒有拘泥於形式，而是寫著一些身邊可有可無的事情。正是以這種小品文為中心，林語堂也好，魯迅也好，開始嶄露頭角了。而郁達夫，作為竹內畢業論文的研究課題，他的作品和小品文還是有所不同的，屬於“私小說”的範疇。總之，中國方面當時形成了這一體系。
中國也有不遜色於日本的優秀長篇小說。雖說是有，但如果去探索一番就能發現，它們並未真正睜眼看到中國的現代。比如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肩的長篇小說、可以和馬塞爾·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比肩的獨創性小說，以及 可以和保爾·瓦雷裡（Paul Valéry）比肩的精致詩歌等，若在中國尋找類似作品的話，將是一種以“歐洲現代”為基準的視角。若戴著歐洲現代的眼鏡去觀察，你或許會發現：日本能打 65 分或 70 分左右，而中國就只能打 35 分了。但這副眼鏡，是應該丟掉的。
到了戰後，我們看到出現了一些每天吃著帶血的牛排、嘗試去挑戰諾貝爾獎的小說家。那都是日本的小說家。當時竹內等人並不是這樣的，他們創辦並經營中國文學研究會，是為了尋找另一種追求文學的方法。
他們曾閱讀過中野重治的文章《齋藤茂吉筆記》。當時中野重治正在遭受長時間的禁筆，但這篇《齋藤茂吉筆記》卻被允許發表。其原因在於：齋藤茂吉是一個讚美戰爭的人物。據說竹內讀過這篇文章後曾深感欽佩，因為其中表達出了某種“態度”。文學就是一種“態度”。這部作品沒有考慮 長篇小說、長篇詩歌等文學形式，缺乏一定的整合性，但能夠看到“文學”，能夠通過其掙扎看到“文學”。換言之，能夠通過一番折騰和掙扎，看到他在當時的環境裡想要去表達些什麼。所以文章結論也不會在“是或否”（Yes or No）中兩者擇一，可以通過其態度發現一些東西。中野重治，此前一度是日本馬克思主義文學的總指揮，此後被關押入獄時發表了“轉向”聲明才得以重見天日。因此他那時是用另一種文學風格來撰寫《齋藤茂吉筆記》的。但竹內卻從中讀出了一種和他“轉向”之前一脈相通的東西，於是才會寫下感想
稱：這裡存在著某種態度，而態度，正是文學本身。
竹內這種看待評判文學的方法，和其關注中國的小品文一事是彼此關聯的。有人認為魯迅比不上馬塞爾· 普魯斯特，也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竹內卻並不這麼想。他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日本大環境之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即，一種和中國文學相互交涉的形式。思考在同一個時代背景下用掙扎來看待問題，和通過原理來看待問題，是彼此對照的關係。
我當時也身處那個時代，也同樣做過一些思考，所以沒有被竹內吸引過去。我和他不一樣。我在那個年代是緊貼標桿（原理）般默默忍受著度過的。我不肯定“大東亞戰爭”，當時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少殺人。甚至經常盼望日本在付出較小犧牲的情況下戰敗投降。我那時的日記還寫了很多艱難的困境，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被軍隊抽查等等。從政治上的結論來說，我和竹內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但到了戰後，我開始對自己那種緊貼標桿般的默默忍受產生了懷疑。 這是因為受到了竹內的影響。
所謂的緊貼標桿，這裡面的“標桿”指的就是康德、斯賓諾莎，以及同時代的羅曼·羅蘭、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等人。如若把目光投向世界，我就感覺能找到縫隙並把自己牽引過去，從而找到那種避免被日本軍國主義洪流卷入進去的可能性。但竹內和我的這種姿態完全不同，他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方法。當然，那肯定是非常危險的。其危險的一面出現在“大東亞戰爭”爆發之際。當時基於原理進行演繹才是更安全的。康德尋找了永恒的真理，發展出永久和平論並據此展開了演繹，這使我如今看似找到了自己應該如何生活下去的鑰匙。但實際上，這並不是人類的生活方式。人類的生活方式，並不是這樣的。
即便有著正確的原則，那也不過是第一原則而已。如果要準確把握身邊的狀況，就應該有一種在經驗上完全不同的判斷。除了康德，從不願屈從於納粹的意味來說還有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他們都曾在各自時代的壓力之下發出過自己的聲音，都展開雙臂向時代發起了挑戰並撰寫了自己的著作。因此，康德和雅斯貝爾斯並沒有“緊貼標桿”。那個時代的壓力轉化成了他們自身的力量。這一點是必須要看到的。如果是學校教給我們的思考方式，那就只會是膚淺地學習康德的東西並加以演繹而已。因為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夠在考試裡取得更好的成績。
在日本，或許是因為學生人數實在太多，學校往往會對其進行斗量篩分。也可能是為了方便處理事務，學校才這樣去做的吧。但是，康德、斯賓諾莎、雅斯貝爾斯等人都曾有過掙扎、扭動的經歷。所以如果不具備將其放在自己身上加以理解的能力，那麼就很難真正領會到他們的思想。在戰爭結束以後我曾深切地感到：再用緊貼標桿的辦法可能已經行不通了。反過來說，我雖然在戰爭時期沒有把竹內的著作全部讀完，但也覺得不讀完並無大礙。因為我確實曾有過被他吸引過去的那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