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分析心理學(第2版)（簡體書）

序一：分析科學在情報工作中的應用

中情局情報分局前負責人道格拉斯·麥凱岑

本人初次接觸霍耶爾的著作是大約18年前，它們給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深刻印象。那時正是我整個情報分析職業生涯的中期，之後我繼續幹了15年的情報分析工作。最近幾年，我利用蘇聯和華約國家的政府檔案資料，研究了許多歷史事件。此時，霍耶爾的最新論著引發了我更多的共鳴。

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我知道許多中情局官員對有關分析認識論的文章持懷疑態度。這可以理解，因為這些論文多數會在結尾提出一些模型作為問題的答案，但情報分析工作不是在研討會上開展的，而是在瞬息萬變的政策領域進行的，所以這些模型似乎沒有多少實用價值。但霍耶爾論述的重點並不在此。

霍耶爾清晰而有效地考察了人類思維如何通過建立模型（建模）來處理信息。他的研究表明，上述這一過程是人類認知的一部分，而非情報工作特有的現象。在從藥物分析到股票市場分析等眾多領域，我們都能觀察到這類現象。

分析過程本身加強了人腦的這一自然功能。分析工作常常涉及建模，盡管人們可能並不一定如此稱呼這個過程。我們會闡述有關因果關係的一系列理解和預期，然後通過這些模型或“篩子”來處理和解釋信息。

本書第5章討論了“更多新信息價值是有限的”這一問題，我認為值得特別關注，特別對情報組織而言更是如此。這一章指出，人們往往用現有的分析模型來評估和處理最新獲得的信息，而不是用新信息來重新評判分析模型的前提。這種有害的人類自然傾向源於情報機構存在的理由。人們建立情報機構的目的，在於通過秘密手段獲取特殊的關鍵信息，然後與現成知識結合形成分析成果。

我相信，閱讀本書中霍耶爾描述的這一思維過程（mental process）給分析質量帶來的負面影響時，任何一位經驗豐富的情報官都會回想起若干例子。有多少次我們基於扎實的專業知識提出了完全合理的預設前提，並且幾乎全體一致地做出了某個完全合乎邏輯的預測，但結果卻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有多少次我們事後認定問題並不是出在邏輯上，而是由於我們的某個預設前提（無論它在當時看起來多麼合理）並不成立？有多少次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個錯誤的預設前提並非源自經驗，而僅僅是從結論形成模型中得出的一個結論（又稱假定，assumption）？又有多少次，我們事後才認定，根據當時已掌握的信息，本應對一個或多個預設前提提出質疑，而且如果改變相關的預設前提就會改變分析模型，從而得出不同的預測結果？

為了彌補情報分析和判斷中存在的缺陷，通常的改進辦法是大力加強專業知識，這種呼聲在情報“失誤”出現之後尤其響亮。但是，霍耶爾的研究和他引述的成果對這種傳統方法提出了巨大挑戰。統計數據顯示，專業知識無助於避免人類思維過程中常見的分析陷阱。這一點在情報分析工作之外的眾多領域已被證明。

對一些著名的情報失誤案例的研究表明，專家也會像普通人一樣落入分析陷阱。而且數據顯示，豐富的專業知識使專家對自己充滿自信，別人也對他充滿信心。因此，一旦專家落入陷阱，後果將更加嚴重。

上述觀點並不應被視為是貶低專業知識的價值。相反，三十多年的情報分析工作的經驗讓我相信，盡管總是一直在警告信息過剩，卻從來不存在“信息過量”或“專業知識過量”這回事。而且據我觀察，中情局分析人員完全可以與名聲顯赫的專家們平起平坐，這使我堅信，貶低他們的專業知識是十分錯誤的。上述兩種人的主要區別在於：知名專家通過公開發表文章提高其聲望，而情報分析人員則在封閉的環境中工作，面對的主要讀者是情報世界中最挑剔的那群人——決策層。

霍耶爾的論述傳達了這樣一種思想，即信息和專業知識雖必不可少，卻不是讓情報分析成為特殊工作的全部。我們必須要在分析科學中投入相當大的精力，而出發點就是清楚地理解人類思維這一最主要的分析工具固有的優勢、弱點，以及它處理信息的方式。

我相信，情報分析人員在自我定義時，文化因素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究竟是中情局雇傭的獨立專家，還是通過專業知識迅速應對各種議題和問題，並有效進行分析的專業分析人員和情報官？總體而言，我們掌握的實際專業知識遠遠多於我們對分析科學和人類思維如何處理信息方面的了解。霍耶爾清楚地告訴我們，人類思維過程為分析人員設下的陷阱無法消除，因為它們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能做的就是通過訓練，教會人們如何去尋找和識別這些思維陷阱，並開發可以克服它們的手段。

鑒於分析科學在情報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霍耶爾的這部著作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 ：與其他業務工作相比，我們是否已將對分析科學的研究視為職業要求，並做了相應的投入？與我們在培養分析人員的寫作技巧等方面相比，我們在這一領域投入的精力和資源處於何種水平？

霍耶爾的著作沒有自詡達到了該領域研究的頂峰。我希望它能為更多相關著作的出現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第1章：關於思考的思考

在妨礙準確情報分析的問題中，涉及人類思維過程的問題無疑是最為重要，也是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從本質上講，情報分析是一個思維過程，但由於我們對自身思維如何運行缺乏清楚的認識，因此難以理解這一過程。

認知心理學的一個基本發現，就是人們對大部分思維活動都毫無察覺。與認知、記憶和信息處理相關的許多功能並不受意識控制，且先於人們有意控制之前就已完成。出現在意識中的只是思考的結果，而非思考的過程。

精心設計的實驗可以展現人類思考過程固有的弱點和偏見。有意識地運用一些所有情報分析人員都應學習的工具和技巧，可以減輕這些弱點和偏見可能造成的危害。

“當我們說要改進思維的時候，通常只是指獲取知識或信息，或者指某種應該具有的想法，而非思維的實際作用過程。我們幾乎從不監控自身的思考過程，也不會與更複雜的、理想狀態的思考過程進行比較。”（注釋見原書）

當我們講到要改進情報分析工作時，通常只涉及撰寫水平、分析產品類型、情報分析人員與情報用戶之間的關係，或者是情報分析的組織過程。我們幾乎不關注如何改進分析人員的思考方式。

就像做木工和駕駛汽車一樣，分析性思維也是一種技能。它可以傳授、學習，並通過練習加以提高。這種技能和其他許多技能，比如像騎自行車一樣，無法通過單純的課堂學習獲得。分析人員必須通過實踐來掌握。在接受技能培訓後，絕大多數人不需要刻意努力，就至少具備了最低水平的分析能力。當然，如果分析人員能夠努力投入和刻苦工作，就能出類拔萃。

一、思維的技能

經常跑步可以增強耐力，但沒有專業指導，跑步技巧並不會提高。與之類似，要想修正長期養成的分析習慣，達到最佳分析水平，同樣也需要專業性的指導。而建立一支分析培訓隊伍，指導年輕分析人員磨煉自身專業技能，將是對課堂傳授相當有益的補充。

主觀能動性是成功學習的一個關鍵要素。中情局一些最優秀的分析人員的分析技能之所以能夠提升，是因為他們在職業生涯早期經歷過分析失誤，正是失誤促使他們更有意識地關注自己的分析工作並磨礪思考過程。

本書的目的就是幫助情報分析人員提高工作水平。它展示了人們是如何依據不完整和模棱兩可的信息做出判斷的，並提供了一些有益於提高分析技能的簡單工具和概念。

本書第一部分指出了人類思維過程中一些固有的局限性。第二部分討論分析技巧，即一些幫助人們克服上述局限、使思維更具系統性的簡單工具和方法，其中第8章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章。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些關於“認知偏見”的知識。所謂“認知偏見”，指的是那些由簡化的信息處理策略導致的可預見的思維錯誤。最後一章著眼於塑造一種有利於高質量分析工作形成發展的環境，為分析人員列出了一份清單，為情報分析管理者提出了建議。

二、思維的局限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最先提出了“有界限的”或者說有限的理性這一概念。（注釋見原書）他強調，由於人類自身思維能力的局限，思維本身並不能直接應對複雜的世界。因此，我們會建立一個關於現實的簡化思維模型，然後據此進行思考。在思維模型設定的界限內，我們的表現是理性的。問題在於這個模型並不總是能夠適應現實世界的要求。雖然這一概念不為所有人接受，但也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可。人們認為它既是對人類判斷和選擇過程的準確描述，也是針對人類思維運轉過程中固有局限性的描述的合理修正。（注釋見原書）

大量有關認知、記憶、注意廣度和推理能力的心理學研究證實了西蒙指出的“思維機制”（mental machinery）中局限性的存在。許多學者已經將這些心理學成果運用於國際政治行為的研究。（注釋見原書）一些有關情報失誤和戰略突襲的研究論著也以類似的心理學觀點為視角。（注釋見原書）

與上述著作相比，本書在兩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它是從情報分析人員而非決策者的角度分析問題。其次，它主要是通過認知心理實驗，而非外交和軍事史例來分析思維過程所造成的影響。

本書的中心任務之一是說明觀察者自己在判斷觀察的內容，以及如何理解所觀察的事物方面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人們以感覺到的信息為基礎，構建自己所認為的“現實” 。但感官輸入的信息要經歷複雜的思維過程，正是思維過程決定哪些信息得到了處理，信息如何組織，以及賦予這些信息何種意義。過往經驗、教育背景、文化價值觀、自身身份要求、組織規則以及信息的具體細節等等，都會強烈影響到人們所認知的內容、認知信息的難易程度以及在獲得信息之後的處理方式。

這一過程可以被視為是透過鏡頭或屏幕來觀察外部世界，因此所見到的景象可能會扭曲變形。例如，為了獲得最清晰的中國圖景，分析人員不僅僅需要有關中國的信息，還必須清楚自己用來觀察這些信息的鏡頭。這些鏡頭有很多不同的稱謂： 思維模型、思維模式、偏見、分析假定，等等。

與“思維模式”相比，“思維模型”這一概念更為完善，解釋表述也更為清晰，但本書中這兩個概念卻基本上是通用的。“分析假定”屬於“思維模型”或“思維模式”的一部分。本書中指的“偏見”來自思維工作方式，並獨立於具體的“思維模型”或“思維模式”而存在。

三、思維模式

心理分析師在獲得執業許可之前，需要先對自己進行心理分析，以求更為清晰地認識自身性格如何影響和制約對他人的觀察。盡管心理分析行業並沒有成功到值得情報界和外交界仿效其流程的程度，但通過類比卻能發現一個有趣的結論：情報分析人員在了解他人之前，必須首先了解自己。他們需要通過訓練達到以下目的：

1. 對人們如何理解和分析判斷外交事件的普遍問題，提高自我意識；
2. 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指導，並進行練習。

目前，在反觀情報分析人員自身思維過程這方面，並沒有足夠的培訓力度。對情報分析人員的培訓工作，要麼是關於組織流程、方法技巧，要麼就是有關現實問題。我們應該對思考、分析等思維活動投入更多的培訓時間。簡單地斷定情報分析人員明白怎樣分析是不正確的。本書的目的即在於，為與情報分析相關的思考和推理過程的培訓提供支持。

正如下一章將要論及的問題一樣，思維模式和思維模型是無法回避的。從本質上講，它們是我們對某一主題所有已知信息進行提煉的結果。問題是，我們如何在迅速變化的世界中，仍然對不同的解釋保持開放的思維呢？

思維模式的危害，在於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控制我們對某一事件的看法，以致經驗豐富的專家都可能在事件發生新的意外變化之時，遲遲不能認識到事態的實際發展。面對重大的形勢變化，那些對某一主題了解最多的分析人員需要摒棄的固有成見往往也最多。比如，德國統一之前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在兩德統一的過程中，一些德國問題專家是在並非此領域專家的上級敦促下，才認識到許多重大變化的意義所在。

思維模式的優點，在於它們能夠幫助分析人員按時拿出情報分析產品，並在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之前順利有效地進行分析工作。（注釋見原書）

上一代情報分析人員中，幾乎沒有哪個會特別關注自己的分析過程，也沒有誰對此進行過反思。那時，人們普遍接受的是“常識”理論，所需要做的是睜開眼睛、審視事實，克服所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以求做出客觀判斷，並認為這樣就能夠準確認知。

和過去相比，今天的人們已經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情報分析人員在進行分析時並沒有清空大腦。因為在開始分析前，他們對自己所負責領域的事物的發展已有了一系列假定。雖然觀念已經改變並得到廣泛認同，但情報界對此所產生的意義仍認識不深。

如果分析人員對事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觀察這些事件時的思維模式或思維模型的影響，那麼是不是應該進行更多的研究，以掌握並記錄下各種思維模型造成的不同影響呢？（注釋見原書）

雖然多數情況下，情報分析人員擁有的信息數量已超出了可消化的水平，但情報界對於眾多問題的響應仍是搜集更多的信息。分析人員需要的是更為有用的信息，比如來自掌握內幕情況的人士那裡的可靠人力情報，來幫助他們做出適宜的決策。或者，他們需要更為準確的思維模型和更好的分析工具，幫助整理和理解已擁有的模棱兩可或是自相矛盾的信息，從而實現對這些信息的最佳利用。

心理學研究還為情報分析人員提供了超出本書討論範圍之外的更多見解。問題並不僅限於分析人員如何認知和處理信息。情報分析人員通常是以小組形式開展工作，而且常常身處龐大的官僚組織之中。從個人、小組到整個組織的各個層面，在分析過程中都存在固有的問題。當然，由於分析人員個人思維過程中固有問題最具隱秘性，本書將集中對此展開探討。分析人員可能會對小組或組織工作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所察覺，但要想認識到自身思維過程存在的問題卻極為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