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後時刻（簡體書）

適讀人群：歷史愛好者
一場甲午慘敗，為何讓「天朝上國」加速崩潰，改變中國乃至東亞的歷史格局？

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從清末新政到立憲運動，清廷為何一次次錯失自救良機，反而將自己推向滅亡深淵？

為什麼說清王朝的覆滅是一種「總體性失敗」？

★著名近代史學者雷頤讀史筆記，全面梳理清朝潰敗歷史進程，剖析傳統帝制崩潰系統性根源，新增五萬餘字最新思考，視野更廣大，內容更豐富，啟示更深刻。

★ 抽絲剝繭，把歷史變成故事說給大眾聽，帶你讀懂清朝敗亡的歷史真相。從甲午慘敗的深層原因，到維新變法中的政治博弈；再到庚子之亂暴露體制頑疾，新政立憲坐失改革契機，繼而紳商離心，催生革命火種，最終武昌一役，王朝轟然倒塌，本書一一講述歷史事件背後的激烈博弈啟示，堪稱一部近代中國啟示錄。了解晚清改革的困局與命運，就了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挑戰與未來。

★三十餘個專題切片涵蓋晚清政治、軍事、外交各領域，既能單獨閱讀，也能勾勒出晚清崩潰的全景，系統梳理清朝潰敗的內在邏輯：揆諸史實，清王朝的覆亡是一場政治僵化、觀念封閉、社會離心的全面潰敗！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亨廷頓的說法：革命「最可能發生在曾經經歷過某些社會和經濟發展，而政治現代化和政治發展進程又已落後於社會與經濟變化進程的社會裡」。

★作者史料運用嫻熟，敘事鮮活，對歷史事件的評斷如老吏斷案，見識獨到，啟人深思，值得反复咀嚼。

★精緻內外雙封設計。採用80g純質紙，鎖線精裝，印裝精良。

甲午戰爭與現代國家建構

一、“現代”與“前現代”

甲午中日之戰中國慘敗於日本，然後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國屢敗於西方列強，但國人實在未想到會被千百年來以中國為師、向來為中國所輕視的「蕞爾島國」日本打敗，自然大為震驚，群情激憤，痛心疾首。戰爭，尤其是大規模戰爭，是兩國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兩國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甚至文化的較量。 「天朝上國」被「島夷」所敗，當非偶然。簡略對比此時的中日國家製度，日本基本上是“現代國家”，而中國總體上仍是“前現代國家”。

在政治體制方面，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4月6日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宣布：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官武一習，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上下一心，四新； 20餘年後，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屆眾議院、貴族院開議，正式開設議院。正如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強調的，「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鬥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舉綱挾領，使天下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舉綱戢」。在書後的《跋》中，他總結明治維新時指出「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於：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朔朔易服以人心數」。甲午戰爭時，中國的政治體制仍是傳統的皇權專制，不是現代國家政治體制。

在經濟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是開商法公議所、辦商法學校和舉辦“帝國勸業博覽會”，鼓勵工商。日本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將原與中國洋務運動類似的「官營」企業出售給私人，由政府對私人企業提供資助。 1874年政府頒布《股票交易所條例》，允許公債的轉讓與股票交易，東京和大阪的股票交易所於1878年開業。 1869年確定了修建鐵路的方針，1870年設立了鐵道事務局，東京—橫濱鐵路於1872年首先通車。電信業開始於1869年，先在東京—橫濱之間開通電報業務，之後發展迅速，開始只供政府專用，1878年後允許民間使用。 1872年從法國購買機器，建造機械繅絲廠，由法國專家指導。 1880年11月，制定了《廉價處理官營工廠概則》。 1884年，政府再次規定以極低的價格和無息長期分期付款的辦法出售，才使處理官營企業順利實施，大大促進了日本現代經濟的發展。中國洋務運動在頑固派的強烈反對下舉步維艱，清政府禁止民辦現代企業，因此現代企業一直是官辦或官督商辦。

在金融體制方面，明治維新不久就於1871年頒布《新貨幣條例》，開始統一幣制。 1870年後，開始引進歐美現代銀行體系。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銀行，到1879年，國立銀行有153家，政府決定停止國立銀行的發展，到1884年，私立銀行與類似金融機構多達955家。 1881年引進歐洲已開發國家的中央銀行體制，發行公債，大大提升了融資能力。而中國一直未建立現代化的金融體制，因此清廷完全沒有現代融資手段與能力。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是甲午戰爭慘敗後才於1897年5月27日成立的。

在軍事體制方面，甲午戰爭時，日本早在十幾年前就在考察學習西方兵制（先學法蘭西，不久改學普魯士）的基礎上進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實現了武器的標準化和軍隊編制現代化，陸軍以師團為基本戰略單位並有現代後勤體制保障。而此時的中國軍隊，由傳統的八旗、綠營和勇營三部分組成。太平天國時期證明八旗兵和綠營兵已經腐朽不堪，所以在甲午戰爭中沒有起到什麼實際作用。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主力是勇營，始於湘軍的勇營之製，實行的是將帥自招的募兵制度，從武器裝備到編制仍處於從「傳統」向「現代」過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為中國的維新改革者提供了範例。日本明治維新後，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請西方學者參與教育改革。 1872年頒布了《學制》等一系列有關教育制度的規章，興辦了現代的東京大學，全力辦好小學，強調教育平等，強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現代教育體系。 1886年，文部省頒布了大、中、小學令和師範學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國家教育制度。中國的新教育艱難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蹣跚而行，未獲得正統地位。

甲午戰爭時，中國仍屬“非現代國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現代國家”建構，這是中國慘敗的根本原因。

二、後來何以居上？

值得進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兩國分別於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強以暴力打開國門，強行拖入「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早於日本十餘年，為何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已基本建成現代國家，而中國仍是前現代國家？有關研究汗牛充棟，各種觀點林林總總，難以盡道。中日現代化道路的快慢差異因素多

多，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文化、觀念的作用，也就是如何面對現代性挑戰。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時，身處與“夷人”作戰前線，林則徐當然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夷情”，他聘請專門的翻譯為他譯介有關情況，編譯成《四洲志》，對五大洲三十餘國的地理、歷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紹，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外部世界的著作。 1842年至1843年間，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囑托，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更詳細的介紹。但魏源在此書中仍堅持傳統觀點，面對現代地理學，他花了許多功夫“考證”出“自古以震旦為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認中國在地理上雖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他體認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面尚有所長，中國可以師法，所以對其先進的製造輪船火砲之術、練兵養兵之法，有專門介紹，並明確提出要「師夷長技以製夷」。鴉片戰爭使林則徐、魏源等人對外在世界有了初步客觀的了解。但對中國人具有啟蒙意義的《海國圖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強烈批判，因此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當然，林則徐、魏源為“制夷”而大膽提出“知夷”“悉夷”“師夷”，正是因為這種不畏浮議、敢於面向現實的勇氣，林則徐才被後人譽為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這本書傳到日本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短短幾年就再版了二十幾次，日本正是透過這本書對世界大勢有了更多的了解，這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發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日本明治維新的先驅、思考者佐久間象山深受《海國圖志》的影響。在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佐久間象山就非常關注這次戰爭，不久就認真閱讀了《海國圖志》，非常認同「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感嘆自己與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主要是受此啟發，他才提出了對日本明治維新影響深遠的「和魂洋才」的綱領。

佐久間象山的學生，明治維新的先驅、思想家吉田松陰也是受到《海國圖志》的刺激，在1854年為“通宇內形勢”，“探知其實情”，與門生偷渡上美國船，請求去美國實地考察，遭美方拒絕後自首，因違反“鎖國囚獄令”被幕府監禁一年監獄。他在獄中讀書，寫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多次提到讀《海國圖志》的體會。出獄後，1857年興辦松下村塾，學生來自武士、商人、農民等各階層，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都從學於他。 《海國圖志》是這些學生的必讀之書。

《海國圖志》這部旨在啟發中國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國備受冷落，卻在異邦日本大受歡迎，啟發了日本的改革。近代日本正是透過明治維新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並反過來不斷侵略中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是中國的悲劇。而中國在20餘年後，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運動時，才重新「發現」此書，重新刻印廣為發行。中國的大門早於日本13年被打開，但最初的現代化反應「洋務運動」晚於日本近10年，可見中國變革的阻力之大、之難。甲午戰爭，就是中日兩國對「被動現代化」態度大為不同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