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

本書是金觀濤、劉青峰繼《興盛與危機》《開放中的變遷》之後，第三部關於“超穩定結構”學說的著作。該書延續前兩本著作的方法理論，繼續從中國是一個超穩定結構假說出發，討論中國歷代政治文化的特點及其演化機制。通過比較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入與近代西方文明擴張這兩次重大的外來文化沖擊，探討中國文化融合消化外來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模式，並進而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

金觀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名譽研究員。主要著作有《我的哲學探索》《歷史的巨鏡》《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消失的真實》《真實與虛擬》。金觀濤與劉青峰長期合作研究，合著代表作有《興盛與危機》《開放中的變遷構》《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觀念史研究》《中國思想史十講（上）》等。
劉青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創刊編輯。著有《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公開的情書》。

金觀濤、劉青峰於1980年代出版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提出對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解釋體系，在海內外學界引起巨大反響；金觀濤任主編、劉青峰任常務編委的《走向未來》叢書(1983—1988)，已被公認是啟蒙了一代人、極具影響力的一套叢書。

序（節選）
自從1993 年我們完成了《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後，就開始了本書的寫作。想不到這是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探索。就在這漫長的寫作過程中，我們迎來了世紀之交。而且正是在這段時間，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發生了靜悄悄的變化。隨着80 年代思想啟蒙的中斷和市場經濟迅速發展，中國知識界似乎不再對重大的理論問題感興趣。「歷史無規律」成為新信條，任何探討社會變遷宏觀模式和思想文化深層結構的研究都有「科學主義」嫌疑，或乾脆斥之為空疏和缺乏學術水平。但我們則頑固地拒絕思想探索已不再時興的事實，仍然對那些未曾解決的重大理論和思想問題抱有熱忱。六年多來，我們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任憑草稿在身邊堆積如山、積滿灰塵，留下一層又一層的鉛筆印痕……
其實，在這廣告、演員、政治作秀盛行的市場社會中，思想研究不僅在中國是多餘的，即使在西方學術界，觀念史和思想社會宏觀結構的探討也不再時興。大多數高明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者，把眼光集中在經濟史、區域史和各種文化以及生活架構方面，思想史成為一小撮知識分子的事。似乎思想在歷史上的作用正如它在今日市場社會中的地位一樣是無關緊要的。在很多人看來，這些歷史上存在過的過於精巧的思辨似乎只是少數人有興趣的純學術，不可能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因此，思想史研究在今天常常被看作一種脫離社會的學院式隱士工作。自從柯林武德（R. G.Collingwood）去世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再也沒有人敢如此自信地宣稱：「一切歷史都是理念的歷史」。然而在這種潮流中，我們毅然從社會史轉向思想史領域卻不是心血來潮，更不是什麼「從思想向學術退卻」。相反，我們深切感受到，如果知識分子要重新恢復思想的能力和批判意識，就應該先到思想史研究中去尋找資源和磨煉自己的分析武器。
今天，社會最普遍的病症正是批判意識的喪失。20 世紀末的知識分子是如此侏儒化：不僅19 世紀的思想巨人不復存在，20 世紀上半葉的行動巨人亦無影無蹤，甚至連橫跨幾個學術領域的雄心都蕩然無存。知識分子已成為市場、分工和專業的奴隸。喪失批判意識的根源之一，是人們失去了從整體上把握知識和思想的自信和能力。過去人們擁有這種能力，但卻是憑藉上一個世紀或20 世紀初思想家的創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馬克思主義和韋伯學說。馬克思主義產生於現代市場社會剛剛興起的時代，當時資本主義遠沒有表現出今天那樣的全球性和複雜性，但現代市場社會的種種問題和對文化的挑戰已經顯現。馬克思用經濟決定論建立了有關現代資本主義起源、演進和未來的宏大理論。展望人類社會的走向，並以一種「問我們從哪裏來」的徹底反省精神指點江山。韋伯（Max Weber）為了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倚重經濟角度的觀點，致力於揭示觀念如何推動社會變遷。雖然，他是採用諸如資本主義精神起源和宗教社會學等細緻的分析，來勾劃西方現代社會如何形成，但其理論架構背後仍然有一幅宏觀整體的圖畫：這就是認為人類社會的變遷有一個基本方向，就是現代化；現代化的本質乃是工具理性擴張，即理性化。然而，令人感慨萬千的是，這兩種基於19 世紀人類社會變遷經驗的理論，都不能涵蓋20 世紀的歷史經驗，以至於當21 世紀即將來臨之際，當代人不得不面臨我們先輩從未有過的歷史整體圖畫的粉碎。
對韋伯學說的最大衝擊，正在於20 世紀人類歷史經驗展現了另外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形態。眾所周知，這就是20 世紀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在眾多國家興起並建立政權。而資本主義嚴重危機導致兩次世界大戰，正表明人類社會變遷的主線並不是什麼理性化。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烏托邦社會工程，其運作和組織機制也並不是韋伯學說所能涵蓋的。當然，由於極權主義和烏托邦社會工程的衰落，20 世紀末人類社會再次擺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似乎仍然是工具理性的擴張。但是，除非對20 世紀社會主義的興起和衰亡這一重大歷史現象視而不見，人們很難相信韋伯學說已經勾劃出人類社會演進的普遍圖畫。
在那些宏大歷史理論解構的廢墟中，90 年代初自由主義就以空前未有的自信宣稱：歷史已經終結。固然，自由主義在捍衛個人尊嚴和揭示現代社會組織原理方面是極為出色的，但是它有一個不可克服的先天盲點，就是對現代市場社會的起源缺乏洞察力。無論是柏林（Isaiah Berlin）對消極自由的定義，還是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自由秩序原理》（Constitution of Liberty），都預設了市場機制本身具有無須質疑的合理性。毫無疑問，20 世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主體，對市場機制的研究獲得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成就，正是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形成今天洋洋大觀的全球經濟體系。但當代經濟學尚未解決市場社會起源問題。這樣一來，從知識論上檢討市場社會的局限就成為當代知識體系特別是自由主義的先天缺陷。例如某些經濟學家居然把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的起源看作是為了減少交易成本。在這一假定中，市場和市場機制這種本是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產物，就被想像成永恆的存在：它既是人類社會組織萌發的溫牀，也是支配社會其他組織發展的前提。由於這些理論明顯和歷史事實不符，它們顯得相當貧乏和空洞。儘管如此，出於對市場機制的崇拜，仍有不少哲學家和經濟史家樂此不疲。他們不斷變換名目，用不同的詞語來表達那些本已被證明沒有生命力的概念，建立新理論和發表文章，猶如婦女每日化妝換衣，時髦亮麗，令人目眩，其實毫無新意。
自由主義試圖用具體的甚或虛假的歷史圖畫，來填滿宏大理論解體而讓出的空間，這本身說明人類是不可能沒有關於自身歷史、生存方式和意義的某種整體理論的。不僅對現代市場社會的理解與反思需要依賴這一整體圖畫，而且知識分子恢復價值、道德和觀念上的創造和洞察力，也需要某種對歷史的整體解釋和哲學意識。這一整體歷史圖畫的再呈現，也許是21 世紀理論家最重要的任務。毋庸置疑，重現整體圖畫的關鍵是將人類過去的歷史和20 世紀的經驗整合起來。21 世紀的理論家之所以有可能超過馬克思和韋伯，是因為他們可以憑藉20 世紀的經驗。也就是說，思想家在尋找人類社會演進的整體圖畫時，必須考慮三個方面的整合。首先，它應像馬克思主義和韋伯學說那樣，有一套自洽的理論去說明資本主義的起源和19 世紀以前的歷史經驗；其次，它要涵蓋19 世紀末現代市場的危機以及20 世紀社會主義的實踐，這是馬克思和韋伯都未曾經歷的。另外，我們認為，離開或無視中國文明來勾劃人類社會演進的整體圖畫，根本是不可能的。以中國文明為參照系，不但可以彌補以往理論家基於西方社會歷史經驗來繪出人類社會普遍圖畫時的偏頗，而且更重要的是，無論是革命烏托邦的興起，還是不同於馬克思和韋伯所想像的另一種現代社會形態的實踐，主要是在非西方社會，特別是在對人類文明演進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中國進行的。離開中國的歷史經驗，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20 世紀人類社會的演化以及其中的嶄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