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主因是石化業還是畜牧業？影響比較、預測分析與政策建議

◎代理經銷 白象文化
畜牧業對環境的致命影響，至今尚未被 IPCC（聯合國氣候變化跨政府委員會）或各國政府充分處理，這些機構主要將氣候變遷歸咎於石化燃料。這種偏誤顯而易見，無論在過去的氣候政策中，或在國家自定貢獻（NDC, UNFCCC, 2024; NDC, 2022）所列出的未來承諾中，皆是如此。雖然《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Montreal, 2022）已提出四大目標和23項具體指標，強調大自然的重要性，但卻缺乏具體解決方案，而畜牧業對生態系的重大影響更是完全被忽視。
本研究探討畜牧業是否為氣候變遷的根本原因，指出 IPCC（2022）及現行模型僅依據官方記錄的數據，而這些官方數據亦僅囊括大自然總二氧化碳移除能力的5%，剩餘95%則被IPCC視為非人為因素。考量到全球生物多樣性已下降75%（UNEP, 2022; Richie, 2020），導致自然吸碳能力衰退，進而破壞「淨零」等式平衡，使大氣中的 CO₂ 濃度上升並加劇氣候危機，IPCC這種劃分方式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儘管目前的氣候模型，包括 IPCC 的整合評估模型（IAM）和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已因其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而受到眾多批評（IPCC, 2022; Roberson, 2020; Richie, 2021），但對於氣候變遷的完整根本原因分析及相對應的行動方案，至今仍付之闕如。鑒於在過去30年排放的 CO₂ 中，有一半仍滯留於大氣中，相當於15年總排放量（NASA, 2024），再加上大自然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已下降75%（UNFAO, 2024），因此辨識氣候危機的根本原因顯得至關重要。
本研究採用跨領域方法，運用30年的全球數據，透過實證分析、時間序列普通最小平方法（OLS）、成本會計與財務預測法，評估畜牧業與石化燃料排放的相對影響。除了藉由分類 IPCC 所確認的主要 CO₂ 來源，更整合了 NASA（2022）、UNFAO（2024）、NOAA（2022）、VIMS（2024）等資料，來進行比較石化燃料排放與大自然二氧化碳吸收能力。
統計結果顯示，在達成氣候目標的方程式中，最佳係數為：1單位的石化燃料排放，需搭配2.2單位的大自然 CO₂ 移除能力。石化燃料的市場價格與其估計的外部成本呈1:1，而畜牧業生產的市場價格僅涵蓋其總外部成本的1/462。以2019年全球排放量50 GtCO₂為基準，石化燃料的佔比由原先的70-78%降至38%-46%，而畜牧業的佔比則從12-18%提高至143%-166% (不包括海洋影響)；若將此二者加總作為比例考量，石化燃料僅佔22%-24.2%，畜牧業則攀升至75.8%-78%。這些結果突顯出畜牧業是推動氣候變遷的主要驅動力，挑戰了當前過度聚焦於石化燃料的觀點。
畜牧業實際帶來的經濟與二氧化碳負擔，為研究者與決策者制定有效氣候行動提供了關鍵依據，並能提出具體建議，以強化自然界的 CO₂ 吸收能力，同時處理畜牧業相關排放問題。

◎朱蕾 博士 – 個人簡介
朱蕾博士， 畢業於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政治經濟與公共政策博士學位。另擁有該校的財務金融碩士（MBA）以及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與美國聖約翰大學取得國際政治碩士學位，於台灣淡江大學獲得法國語文學士學位，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她的學術與研究領域涵蓋氣候變遷政策、全球政治經濟、永續金融與國際治理。博士論文揭示了畜牧業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關鍵影響，挑戰了以化石燃料為主的氣候敘事，並提出跨領域的政策解方。
在職涯方面，朱博士曾擔任Grace THW集團的財務長，並於中國生產力中心與泛亞管理顧問公司擔任企業經營顧問，為政府機關及企業提供策略規劃與營運效率提升建議。
她著有《越南經濟發展》一書（中文版），亦長期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在台灣報刊發表詩作、散文與政治評論。她精通中文、英文與法文，並具備基礎西班牙語與韓語溝通能力。其專業技能包括財務策略、公共政策分析、問題解決技術（PDCA、PSP、BPM）與多語言溝通。

◎認識朱蕾女士是我在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政務次長期間。當時, 我正積極推動全國性的校園素食政策，這項政策在實施當時，便達成了高達93%的採用率，使全國超過三百萬名中小學生能夠每週一日改採植物性飲食。這項大膽的舉措對於地球資源的恢復、保護與保存，做出了一些貢獻。
儘管我們取得了這樣的進展,但台灣乃至全球的肉品消費量仍持續上升。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全球超過30%的肉類被浪費或丟棄。此外，全球動物性蛋白質的攝取量已超出建議每日攝取量的兩倍。這種既不永續又浪費的生活方式，多年來對地球資源造成了極大壓力。
這本由朱蕾女士所撰寫的書，詳細掲示了畜牧業對經濟與環境造成的巨大成本，包括其對大氣中二氧化碳累積的關鍵作用。研究結果顯示，畜牧業實際造成的影響，比公開報導的數據高出四十倍以上。然而，這些驚人的數字卻常常被忽視或隱匿。如果不正視並處理動物性農業的問題，各種減碳努力最終都將無法奏效，而氣候危機也將無解。
在此誠摯呼籲全球各國政府嚴肅看待此一議題並且具體行動。我也希望本書能幫助讀者了解全面轉向植物性飲食的迫切性--這是修復我們破碎環境、確保地球永續與人類未來的關鍵一步。

南華大學名譽校長
林聰明
中華民國114年8月1日

◎面對處理氣候變化的歷程，可用幾個字來形容——既簡單，也困難。簡單的是：解決氣候危機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困難的是：將巨額資源投入在成效有限的項目上鴂徒勞無解，而全世界並不知道，解決之道其實就近在眼前。
2010年，在墨西哥坎昆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16）上，我曾在全球政府與來賓的大會上直言不諱地向主辦國元首——墨西哥總統卡德隆指出：全球以遙遠目標對抗當前災難，將引來氣候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我當時公開表示：純素是唯一可行的氣候解決方案。因為：人類可以沒有電車與人工智慧而存活百億年，但沒有水與糧食，滅絕就在眼前。
2011年在法國尼斯的G20上，當我得知墨西哥將主持2012年的G20高峰會時，便再次建言卡德隆總統：若不將氣候納入G20議程，所有經濟討論都將淪為空談（void）。自此，氣候議題首次被納入G20，成為歷史轉折點。
然而，十餘年過去，UNFCCC仍原地踏步。全球的氣候主力依舊集中在減碳上，對於土地與森林的碳吸力大幅減弱視而不顧，在數據上，竟只納入5%；另對海洋的處理，也僅止於名詞，與實際行動相去甚遠。
若連小學生都懂的光合作用公式，在“淨零”公式中竟缺失了“自然吸碳”這一項，那麼，淨零只是表面口號，錯誤的方向只會讓災難加速到來。您或許會驚訝：全球195國聯合所組成的UNFCCC，竟停留在如此粗淺的階段。
這或許是因為，全球將氣候會議錯認為二十世紀初如火如荼的世界貿易大會 (WTO)，以政治角力視為主軸。然而，兩者的本質差異天壤之別。因為氣候議題不只是經濟， 它關乎整個地球的存亡。2025年，我們已身處全面性毀滅的邊緣。若各國不立刻展開合作、解決氣候問題，無論是個人或國家，都難逃劫難。
飲食當然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但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當自由造成生存威脅時，節制（discipline）就是必要的手段。
本文的目的，正是要昭告天下：
氣候解方，原來如此簡單。
然而，口說無憑，於是我設立了嚴謹的時間序列模型，運用各種經濟成本並換算大自然失去的機會吸碳總量，引用聯合國農糧署（FAO）、美國太空總署（NASA）、與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原始資料，將畜牧業的二氧化碳責任具體化為：
可數（Measurable）
可報告（Reportable）
可驗證（Verifiable）
的數據。本研究報告揭示了畜牧業在全球碳排與經濟外部成本中的驚人比例。研究中並將這些發現結果對照較先進的對土地，森林
與海洋不同領域的衛星探測文獻，比較結果本研究的發現數據和透過衛星探測而推演的大自然失去的百分比數據是一致的。UNFCCC和IPCC並沒有跟上這一個進度。本研究特此公開，貢獻給各國政府與全體公民，作為制定氣候行動政策時的參考。

◎
第一章
緒論與背景

1.1 緒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在於證明氣候政策應優先強化自然界的二氧化碳（CO₂）吸收能力，而非僅著重於減少石化燃料排放。本研究亦將探討與證明畜牧業為環境退化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正如文獻回顧中所強調，過去研究雖曾指出限制畜牧業有助於提升自然吸碳移除能力，但在本研究之前，尚未有對石化燃料排放與畜牧業碳排放量進行詳細比較，亦未明確說明僅靠減排無法解決氣候變化的根本原因。
根據IPCC（2007）論述，氣候變化已被全球權威機構證實為人為活動所致。自工業革命以來，大規模經濟生產、過度資源消耗、浪費及不永續的製造與消費行為不斷加劇，成為氣候變化的主因。有研究指出，氣候變化不僅是氣候或溫度的波動，而是人類不適宜的經濟活動所導致的「地球運行系統的崩潰」（Aubry等, 2022；Bloomberg, 2023；Botha, 2021；Buis, 2019；IPCC, 2018a；Kaplan, 2023；MIT, 2022；NOAA, 2022a；Spencer, 2022；WMO, 2022）。
衡量氣候問題的主要指標是大氣中CO₂的濃度（以百萬分之一ppm計）。巴黎協定要求回到350 ppm的目標，意即在2030年前減掉一半排放量、於2050年前達成淨零。然而，自1990年代的350 ppm以來，全球CO₂濃度已上升至2024年的426 ppm，這表示自然界無法吸收的殘餘CO₂。因此，解決氣候變化的核心在於以下公式：
石化燃料排放量 − 自然CO₂吸收能力 = 0，或等於當年大氣中CO₂的淨濃度。
IPCC資料僅列出石化燃料排放主要來自交通、能源與工業，占全球總排放量約78%；又加上自然界的沒有吸收反而是排放更多的CO₂占3%，其餘19%來自其他來源（IPCC, 2019）。高排放與沒有吸收的失衡導致大氣CO₂年年上升。儘管已有超過30年的國際協議努力，如1992年《UNFCCC》、1997年《京都議定書》、2015年《巴黎協定》，氣候災難仍持續惡化。北京、武漢與加州等地的野火、洪災與極端氣候愈加頻繁（Cheng等, 2023；Czachor, 2023；Peng等, 2020）。
然而，這種失衡不僅遭到忽略，更無視的依舊反映在各國的NDC（國家自主貢獻）中，當中71%仍然集中減少石化排放，僅有29%努力致力於提升自然碳%吸收能力，畜牧業則長期未受任何監管。
「淨零」概念雖已獲重視，但自1992年UNFCCC設立以來，直到2015年巴黎協定才被正式提出，晚了整整23年。全球行動幾乎完全集中於減排，卻忽略了自然生態系統的退化，這種偏頗導致淨零目標難以實現，糧食安全面臨威脅，人類生存亦遭危及。IPCC（2018a）與UNFCCC（Stiell, 2024）警告，人類或許僅剩一年可避免無法逆轉的災難。
儘管IPCC被視為氣候變化權威，其自第四次（2007）至第六次（2021–2023）報告幾乎全聚焦於排放問題，對自然系統的影響著墨甚少。這種偏差反映出其政策制定過程可能存在以下問題：
(1) 問題識別：雖指出排放為核心議題，但未充分揭示人類行為導致自然吸碳能力下降的影響。
(2) 資料整合不足：缺乏將UNFAO、NOAA與NASA等組織關於自然碳吸收退化的重要發現納入報告。
(3) 描述性分析多於量化分析：偏重敘述性結果，缺乏精準度，例如對1.5°C升溫所估計的CO₂濃度範圍為425–785 ppm，跨度過大（IPCC, 2022）。
(4) 過度依賴氣象因子：著重雲層與溫度等天氣因子，卻忽略社會行為與生態系統退化的結構性分析。
(5) 缺乏有效減緩架構：雖援引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但僅1項與氣候行動直接相關，缺乏連貫邏輯。
此外，《昆明-蒙特婁議定書》（2022）雖設定高遠目標與宣示，但依然忽略畜牧業對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使其難以落實。
對排放的過度聚焦與對自然退化的忽略，使畜牧業造成的擾動被大多數文獻忽略，也未呈現禁止該擾動後自然可能回復的潛力。本研究認為，彌補這一盲點是制定有效策略的關鍵。隨著氣候危機持續升溫，這項任務的急迫性也隨之提高。
NDC未對自然CO₂吸收潛力做出實質承諾，資訊與行動皆嚴重不足，導致當前氣候政策缺乏根本變革所需的清晰性與嚴肅性。本研究透過科學數據、有力模型與明確行動方案，


1.2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比較自然界 CO₂ 吸收能力與石化燃料減排在氣候治理中的相對重要性，進一步釐清石化燃料或畜牧業何者對氣候危機的影響更為關鍵。研究使用三十年來的全球數據，包括排放量、能源、土地、森林、海洋、畜牧業與糧食體系等，運用次級資料、統計分析與會計方法來評估各項因素的比例貢獻、歷史趨勢與未來潛力。本研究的整合方法可深入探討各變項間的關聯，提供有效的氣候策略建議。
因此，本研究旨在彌補現有文獻的重要缺口，具體方法如下： (1) 採用獨特的雙邊模式，納入淨零方程式的兩個端點——排放與自然吸碳量，來同時建立模型與預測。與此相比，IPCC 僅使用排放資料來預測未來溫度。 (2) 採用2024年至2030年的務實時間框架，嘗試於七年內解決氣候問題；相較之下，IPCC 的預測延伸至2100年。 (3) 鑑別氣候危機的根本成因，並強調需採取對應的氣候行動與策略。 (4) 提出達成巴黎協定350 ppm目標的實際時間表，精確指出所需CO₂濃度的減量數值及其來源。 (5) 相較於IPCC模型僅納入5%的自然碳吸收能力，本研究透過外推與實證資料，全面估算全球自然界的吸碳能力，並運用統計、會計、財務與經濟等跨學科工具進行分析。
根據UNFCCC歷屆COP大會，儘管年年宣示理想承諾，實際成效有限。COP26（2021）承諾於203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與終止森林砍伐；COP27（2022）聚焦於開發中國家的氣候損失與損害基金；COP28（2023）提出將再生能源提高三倍、能源效率提高兩倍並保護生態系統；而COP29（2024）作為首屆「氣候金融COP」，雖籌得3,000億美元資金，卻未在淘汰石化燃料方面取得進展（Economic Forum, 2024）。
儘管有這些承諾，過去三十年在石化燃料減排或自然生態復原上的具體行動仍極其有限。能源依舊是全球經濟競爭的核心，而中國與美國作為最大能源消耗國，皆未表現出減少能源消耗的意圖。
在生態復育方面，若不處理畜牧業問題，雨林無法重生，75%已退化的可耕地也無法恢復。以目前綠能發展速度推估，要全面替代交通與工業用能的石化燃料，還需再花費三十年。
此外，UNFAO與NOAA警告，至2050年全球生態系統可能已瀕臨崩潰。在此情境下，要兌現COP歷年承諾，幾乎是不可能任務。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提出一項具統計成效、且無需成本的具體方案：停止畜牧業。
此舉將使自然系統（包括土地、森林與海洋）得以恢復，進而於數年內實現淨零排放目標。限制畜牧業亦有助於落實中美氣候協議中的甲烷減排目標。畜牧業對自然系統的嚴重破壞，早在Smith（1996）即被提出，並於UNFAO（2006）報告中擴大說明。Steinfeld（2006）更具體主張全球應減少一半以上的肉品消費。2011年，UNFAO與UNEP聯合聲明呼籲全球轉向非動物性食品，世界衛生組織（WHO）則於2019年發布兼顧健康與永續的飲食指引。


1.3 理論架構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結合統計模型、實用會計與財務方法，對石化燃料排放與畜牧業影響進行全面比較分析。方法奠基於經濟學原則，包括機會成本、成本效益分析、理性選擇理論與功利主義（Buchanan, 1991；Hutchison, 2017；Khan Academy, 2016），為制定有效氣候策略提供細緻的觀點。
「機會成本」概念強調，在各種可選擇行動中排序的權衡（Buchanan, 1991）。在氣候變化情境中，將資源優先投入石化燃料減排，往往犧牲了處理畜牧業對環境重大衝擊的機會。根據權衡分析（Deng等, 2016），全球普遍將交通、能源與工業視為主要排放來源，忽略了畜牧業雖僅占排放20%，卻透過破壞森林、土壤與草原等自然碳匯，導致高達80%的碳吸收喪失。這些被忽略的隱性成本即為失去復育自然系統的機會，造成嚴重錯失。第4與第5章將進一步探討此議題。
從理性選擇理論角度（Scott, 2000）來看，決策者通常因石化燃料排放可立即觀察且具經濟核心地位，優先處理該項。然而，這種作法忽視了畜牧業長期造成的生態損害與碳匯退化。若能鎖定畜牧業的環境足跡，不僅有助碳吸收，亦促進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復原，是邁向永續氣候解方的關鍵。第6章將深入闡述。
面對未解的氣候危機，我們必須問：什麼才是真正的氣候變化？「淨零」是否等於排放減去自然吸收？若忽略自然系統的衰退，僅聚焦於CO₂數值，當自然吸碳能力已下降75%、而大氣中CO₂等同15年排放量時，僅靠減排將無法奏效（WMO, 2022）。
基於此，研究提出四個關鍵問題： (1) 大氣CO₂上升與氣候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碳吸收能力下滑，還是石化燃料排放上升？ (2) 氣候危機的根源為何：石化燃料或對自然吸碳能力造成嚴重衝擊的畜牧業？ (3) 若現有數據不準，石化燃料與畜牧業的真實CO₂貢獻為何？ (4) 全球目前的氣候行動是否真正有效？
本研究依據IPCC所列的12項CO₂來源，劃分為兩類：「石化燃料排放」與「自然CO₂吸收能力」，以便進行對比分析。
本研究的四大目標及對應假設如下：
1.評估石化燃料排放與自然吸碳能力在淨零架構中的相對權重，並探討現行政策是否足以實現氣候成功。 假設：石化燃料排放與自然吸碳能力對淨零結果的影響不成比例。
2.將石化燃料歸為「排放因素」、將畜牧業歸為「影響自然吸碳能力的因素」，分析其外部成本並揭露資料落差。 假設：目前的外部成本評估低估了畜牧業對自然吸碳的衝擊。
3.重新計算因畜牧導致自然吸碳喪失與排放之CO₂責任比，找出可能被忽略的比率。 假設：重新計算的CO₂責任比與官方統計有顯著落差，顯示被忽視因素。
4.提出畜牧業與石化燃料的外部成本權重與CO₂責任比，評估中美及全球氣候政策，並模擬限制畜牧的情境，探討達成巴黎協定350 ppm目標的可能性。 假設：限制畜牧可顯著提升巴黎協定目標達成機率。
本研究運用30年資料，採時間序列最小平方法進行預測與分析，探討石化燃料排放、自然吸碳能力與大氣CO₂濃度之關聯。基於結果，應用財務預測模型，逐年推估不同排放與吸碳投入情境下能否達成2030與2050年CO₂濃度目標。
藉由比較2024至2030與2050年的預估濃度與各國承諾，評估目標實現的落差與成功可能性。同時推導出最佳的排放與吸碳比例，作為決策參考模型。
機會成本原理亦應用於畜牧對自然碳吸收（陸地、森林、海洋）的影響評估。結果顯示比例關係穩定，證實結論可靠，即便存在資料誤差，也具有研究與政策價值。
本研究假設自然吸碳恢復具有統一的時程架構，並考慮地區間受損程度與復育條件的差異。此模型設計於合理時限內執行，避免自然系統惡化至不可逆境地。
研究限制之一是資料區間僅涵蓋1990至2019年。雖亞馬遜毀林等行動始於1970年代，但官方氣候資料自1990年才逐步公開；且大氣CO₂明顯上升亦始於此時。
另一限制是自然資料類型，本研究僅計算自然面積與吸碳能力，未涵蓋林種、退化階段與海洋溫度等細項。雖目前無完整海洋吸碳資料，但可由大氣CO₂淨濃度、全球總排放與陸地吸收數據推估（NASA, 2023；Poljak, 2023）。
為降低誤差，本研究設計兩項保守策略： 其一，在碳吸收因土壤與作物差異導致能力變異時，模型統一使用最低觀察值，保守估算各地土地碳吸收力。 其二，在毀林地用途（如種大豆或放牧）不明時，僅計算亞馬遜地區放牧造成的碳損失，避免高估。 並另設五組敏感度分析表，呈現不同土地碳吸收詮釋範圍，以提升透明度與準確性。
本章背景與引言為後續研究主題提供背景脈絡。 第二章將回顧本研究的四項目標； 第三章詳細說明資料與方法，包括： 第一目標以時間序列最小平方法（白噪音）探討減排與提升吸碳孰重要； 第二目標以成本會計方法計算石化與畜牧的外部成本與市場價格之比； 第三目標則外推畜牧隱藏CO₂責任比，與石化燃料比對； 第四目標評估中、美及全球氣候政策造成的經濟損失。
第四章回應主問題，分析減排與增吸碳的不同情境與結果，推導年度大氣CO₂濃度計算公式，並建立預測表單供政策參考。 第五章專論第二目標，列舉所有經濟與環境外部成本，呈現畜牧與石化燃料被忽視的隱藏成本。 第六章探討畜牧造成森林、土地與海洋碳吸收喪失之CO₂責任總值，重新分配比例，顯示IPCC與UNFCCC可能遺漏的真實貢獻。 第七章分析中、美與全球氣候政策，應用本研究提出的新指標與自然復育模型模擬，說明減排與增吸碳的潛在經濟與氣候效益。 第八章為整體建構、發現與政策建議之總結。
本研究為首次整合排放與自然、根源與比例之研究，與IPCC在2018年提出12年倒數但無具體原因與解方不同，本研究指出為何僅剩兩年，並提出可執行之具體策略。





1.4 背景說明

本節將從四個關鍵面向切入，揭示解決氣候危機所需面對的核心問題：應對氣候危機所需移除的CO₂濃度總量；達成此目標所需工具的現況；目前被忽略或掩蓋的重要資訊與證據；以及美國與中國當前氣候政策的主要焦點。
本研究藉由這段背景介紹，有助於清晰揭示並理解全球現實，包括現有條件與不足之處，以作為本研究批判觀點的依據，並凸顯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1.4.1 達成氣候成功目標所需的規模

1) 目標規模
目前的氣候行動並未處理已經大量累積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這個問題在多數氣候政策中幾乎完全缺席，儘管有些未來承諾稍加提及，但依然缺乏具體的應對策略。流行的「淨零」做法只計算每年的排放量，並未將長期滯留於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負擔納入考量。
圖1.1說明了當前大氣中淨CO₂濃度與《巴黎協定》（2015）所訂氣候成功目標之間的差距。Y軸顯示大氣中淨CO₂濃度，從350 ppm到超過500 ppm；在1990年，CO₂濃度為350 ppm。X軸標示從1990年到2030年與2050年的時間軸。到2024年，CO₂濃度上升至426 ppm。圖中以大三角形顯示這一差距，約等於全球15年排放量。
若要達成《巴黎協定》所設定的氣候目標，必須將2024年的426 ppm降低至350 ppm，需要移除約593億噸（GtCO₂ eq）的二氧化碳。中間細紅箭頭指出2024年當前的CO₂濃度（426 ppm），而另一紅箭頭則代表將濃度恢復至1990年350 ppm的目標。這對角線區域代表已超出人類可承受的條件。
在2024年，累積CO₂濃度為426 ppm，與1840年的278 ppm相比，相差147 ppm。若以每50 ppm導致氣溫上升1°C計算，則溫度已上升2.94°C，比目標1.5°C超出1.44°C。這種換算方式與IPCC的方法不同（IPCC, 2022），但超出本研究範圍
然而，簡單比較兩種差異：IPCC以10年平均溫度計算地表升溫1.5°C（IPCC, 2022）。本研究認為僅用平均溫度可能因極端高低溫（如-40°C與+40°C抵銷為0°C）而導致重大誤差。根據NASA（2023）與Poljak（2023）的公式，每1 ppm CO₂相當於7.81億噸CO₂。由1990年至2024年滯留於大氣中的累積CO₂達594.56億噸CO₂當量。根據NASA（2022），陸地與森林各吸收每年排放的12.5%，海洋吸收25%。
即便自然完全恢復至100%原始吸碳能力，仍無法承受圖中藍色對角線區所示的過量負擔。

2) 達成目標所需工具的現況：退化的土地、森林與海洋

第二個現實是：去除大氣中碳所需的自然機制已嚴重退化。恢復這些機制不僅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更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否則，僅靠抑制石化燃料燃燒將無法實現淨零目標。雖然「自然復育」常被提及，但現有的方法缺乏針對性與有效的解決方案。自然的 CO₂ 吸收能力，視其狀況不同，可以被視為資產，也可能變成負債。以下數據顯示了 UNFAO（2024）及 NASA（2001）所報告的自然退化情況已達 75%。
圖 1.2 說明自 1971 年以來，一些國家農業用地驟減多達 97%。共有 139 個國家經歷了嚴重的土地退化，損失範圍從 30% 到 97%；另有 34 個國家面臨較低程度的退化，介於 0.02% 到 30%。雖然有 20 個小國家顯示顯著改善，復育幅度介於 3% 到 450%，但其土地面積與退化地區相比相對微小。退化比例遠高於改善比例，極可能在短時間內導致廣泛的沙漠化（UNFAO, 2023；NASA, 2001）。
2.3. 畜牧業與石化燃料的 CO₂ 責任比例

直接量化畜牧業對土地利用、森林砍伐與海洋所造成 CO₂ 責任的研究相對有限。大量文獻探討了森林砍伐與土地退化對碳移除（CDR）喪失的影響，以及海洋碳匯的現況。這些文獻可作為參考，並支持本研究在使用 UNFAO、NOAA 與 NASA 數據推導畜牧業對土地、森林及海洋影響的可靠性。
IPCC（2006）報告明確顯示石化燃料約佔 CO₂ 責任的 78%，但畜牧業的 CO₂ 責任則長期被忽視。根據 IPCC（2022）第六報告中的 SSP 模型，畜牧業對氣候變遷的貢獻主要來自甲烷排放及少部分能源消耗。
計算甲烷的全球暖化潛勢（GWP）對量化畜牧業的 CO₂ 責任至關重要。Lynch et al.（2020, 2021）批評 IPCC 使用的 GWP100 指標，認為其將甲烷列為 100 年期內比 CO₂ 強 28 倍的估計不夠明確。MIT（2017）報告指出甲烷在前 100 年的 GWP 可達 CO₂ 的 100 倍，因此應以 100 作為 GWP 計算比例。此外，Lynch（2020）批評指出，農業不僅涉及氣候科學，還涵蓋經濟、技術可行性、糧食供應與土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