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猿：人類真的比較優秀嗎？打破人類例外論為何至關重要

當我們以人類的尺度衡量其他物種時，優越感便在不知不覺中產生
那條區分人與萬物的界線一旦被視為理所當然
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對萬物的理解，而是與它們之間的連結
 
這本優美的著作，讓我們拋下使人盲目的自尊，
以及衡量萬物的錯誤尺度
重新喚起我們與地球和所有生命的聯繫
 
這部作品熱情洋溢地頌揚了在生命世界面前的謙卑，引領我們對其他物種――以及我們自身――有了全新的理解。
達爾文認為人類是生命之網的一部分，而非自然階級制度的頂端。然而，如今許多人卻認為，我們是有史以來最聰明、最有德行、最成功的物種。這種錯誤的思考方式使我們能夠為了自己的目的而開發地球，最終導致地球陷入危險的失衡。但這種觀點和生活方式真的難免嗎？《傲慢的猿》表明，人類例外論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更依賴人類文化而非生物學特性，更依賴妄想和信仰而非證據。
哈佛大學靈長類動物學家韋伯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我們現存近親豐富的社會、情感和認知生活。她揭露了許多科學研究對其他物種的偏見，並揭示非人類生命中未被充分重視的複雜性――從鳴禽和草原犬鼠的語言，到黑猩猩和珊瑚魚的文化，再到植物和真菌的敏銳嗅覺。她以引人入勝的故事和新穎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以自身視角看待其他生物的範式轉換方式，這種方式正在徹底改變我們對其他生物以及我們自身的認知。
對人類例外論的批判往往側重於我們對其他物種的道德義務。他們忽略了人類透過打破自身獨特性和優越性的幻覺也能獲得的益處。這種視角的轉變讓我們充滿敬畏之心，滿足了我們最古老、最深切的渴望之一：融入我們所棲息的更廣闊的整體。這關乎一種更美好、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它有可能治癒和振興我們共同的星球。

本書特色
1. 指出人類例外論是一種集體幻覺：作者透過有力的論證，以現代態度對古老物種歧視問題進行探索，認為人類例外論是一種文化建構，是人類以自己為標準測試其他動物的結果，也是透過後天學習習得，以及教育、消費體系強化，因此應放棄這種妄想。

2. 人類例外論是生態危機的源頭，建立自然與我們自己關係的新範式，以及對於動物福利的看法：當前生態危機、氣候暖化、野生動物的滅絕和土壤流失，都是人類合理化自己優越性，以使用資源、開發、為人類服務為名，進行生態破壞，比起改善技術，改變世界觀更能讓我們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和自然的關係。

3. 放下傲慢，救救人類本身：本書作者為哈佛靈長類動物學家，透過研究靈長類的社會、情感和認知，讓我們重新瞭解他們內在生活的複雜性和豐富性。這個觀念的改變不只是讓人類善盡管理之責，反而對人類重新融入萬物和人類身心健康有極大助益，能讓人類避免走上悲慘前進的滅亡道路。在這個對人類和地球都很關鍵的時刻，一定要讀這本談至關重要問題的書。

作者簡介
克莉斯汀‧韋伯 (Christine Webb)
紐約大學環境研究系的助理教授，參與動物研究計畫。她是一位受過廣泛訓練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專長於社會行為、認知和情緒研究。她在不同的環境中研究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並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者合作，重新構想科學在日益興起的賦予其他動物道德地位的浪潮中應扮演的角色。她的研究成果曾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家地理》和BBC等知名媒體報導。

譯者簡介
唐澄暐
政治大學新聞系、台南藝術大學紀錄所畢業。曾任《台灣立報》國際版版主及編譯。喜愛怪獸及幻想作品，目前同時從事翻譯及怪獸小說寫作。譯有《世界觀：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我們的知與不知：探索科學、歷史、人類心智的知識邊界》、《數字公民：如何打造你的識數世界觀，輕鬆成為現代公民！》、《命定：沒有自由意志的科學》、《這樣比太扯！：讓你看穿荒謬比較的思考武器》等書。

專文推薦
黃貞祥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林大利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顏聖紘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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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橫溢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克莉斯汀•韋伯對人類至上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抨擊。她能做到這一點，不是靠著主張我們人類毫無特出之處，而是證明每個物種都驚異特出──每個生物都實行自己神秘奇特的方式與萬物相互關聯。《傲慢的猿》不僅思維清晰，言詞流暢；它還是一部情感深切的作品，富有同理心、好奇心和驚奇。它讓我們敞開心胸看見更謙遜而有合作精神的自然科學――不把自然視作等待被破解和駕馭的一套可計量機械客體來用，而是當成一個往往不可共量卻神奇相交錯的感覺方式總集，當成一個我們只能向其學習的活生生主體社群。」
―亞伯蘭，《成為動物》（Becoming Animal）作者

「《傲慢的猿》以強大說服力主張，人類不一定要――甚至不應該要――在科學、政策或思考人生的每一場討論中都處於中心地位。這本書將重塑你對動物福利的看法，甚至可能改變你的觀感。」
―霍洛維茨（Alexandra Horowitz），《狗的內心世界》（Inside of a Dog）作者

「韋伯明白指出，沒有誰比我們更重要的那種概念――比其他動物更聰明、更優秀、更重要、更獨一無二、凌駕且有別於其他動物──是完全錯誤的。把自己當成某種其他個體和物種要努力達到的標準，這種扭曲的人類觀不僅傲慢，而且格外無知。我強烈推薦《傲慢的猿》。」
―貝考夫，《動物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ves of Animals）作者

「韋伯提出了深思熟慮、自我反思且絕對哲學的動物行為科學研究法。她正帶頭轉變科學範式，巧妙地混入原住民和現象學的觀點，來創造一種混合的經驗求知方法。她的書以現代態度對古老物種歧視問題進行探索，引導讀者邁向充滿希望的呼籲，期望我們能夠驅散從文化得來的人類中心主義，致力以更謙遜的方式理解動物心智以及人類與自然界的聯繫。」
―葛雷格（Justin Gregg），《如果尼采是獨角鯨》作者

「傑出而動人地邀請我們重新思考人與動物的虛幻分別。在這些生動的故事和深刻的思考中，我們不僅發現到自己一路走來多麼狹隘，更重要的是，理解到談及人與其他動物之關係時，我們如何能夠擴展經驗、深化科學觀念，並讓想像奔放。所有熱愛人外世界者必讀之作。」
―哈思克（David George Haskell），《傾聽地球之聲》作者

「韋伯讓我們明白自己的地位（其實是個不錯的位置），讓我們看到，如果我們以真實樣貌看待世界，而不是加以貶低或僅僅當成資源來用，世界會更加迷人許多。」
―福斯特（Charles Foster），《野生的哭喊》（Cry of the Wild）作者

「我們人類有自己最愛的故事：我們與眾不同，我們最棒；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最重要。韋伯一生密切觀察我們靈長類親戚所獲得的洞見，提供我們望向自己時的另一種反思，並為我們畫出一條更明智的自然與自我之路。」
―薩菲納（Carl Safina），《阿飛與我》（Alfie & Me）作者

「這本書精彩傑出，對於我們居住的這個有著多樣智力、多樣語言、多樣感官特長和各種牽連關係的世界，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洞見。韋伯以充分證據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偏誤，這種偏誤把『人做為萬物尺度』，而讓我們看不清地球的現實。選擇放棄這種妄想，讓我們更有德行，得到更多有效的自然知識，也給自己一個機會來與所有生命好好共生存。在這個對人類和地球都很關鍵的時刻，一定要讀這本談至關重要問題的書。」
―克里斯特，《豐饒大地》（Abundant Earth）作者

推薦文1
人類，「猿」來只是「猿」形畢露
黃貞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身為一名演化生物學家，我從入行之初便深信一個看似樸素、卻往往被忽略的事實：人類不過是眾多哺乳動物之一，而且還是大猿的一員。從基因到骨骼，從胚胎發育到行為模式，我們與其他靈長類之間血脈相連、千絲萬縷。這樣的認知，在我看來本應是不證自明、順理成章。然而放眼學界與社會，卻常見畫地自限、層層設防的論述，彷彿人類與其他生命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當然承認，人類確實有其獨特之處。我們能書寫歷史、建構制度、想像未來，這些能力令人歎為觀止。但若因此便自居萬物之靈、獨步天下，未免有些自視甚高。放眼生物世界，鯨魚的聲波、鳥類的遷徙、昆蟲的群體協作、真菌的地下網絡，無一不是各擅勝場、各領風騷。可以說，萬物並立，各有千秋。若說人類獨一無二，那麼其他物種同樣也是獨一無二，各有其不可取代之處。
 然而，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卻屢屢在不同場合聽到同樣的告誡：研究動物時，千萬不可「擬人化」。這句話言之鑿鑿，幾乎成了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久而久之，我心中不免生出疑問：若我們斷言人類所擁有的情感、意圖與理解，其他動物一概欠缺，那麼這樣的前提本身，是否已經預設了人類的特殊地位？這樣的推論，豈不正是人類例外論的翻版？若再推得更遠，甚至隱隱為神創論留下可乘之機，使人類重新被置於某種超然於自然之上的位置。
 這樣的困惑，長期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直到我讀到動物行為學大師德瓦爾（Frans de Waal）的《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動物思考的時候，人類能學到什麼？》（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才如撥雲見日、豁然開朗。他以大量實證與生動案例指出，人類之所以長期低估其他動物，往往不是因為牠們能力不足，而是因為我們的測量方式本就帶有偏見。用錯尺去量，自然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例外論，正是在這樣日積月累的偏差中，悄然成形，卻又被誤認為理所當然。
 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之下，我翻開了《傲慢的猿：人類真的比較優秀嗎？打破人類例外論為何至關重要》。有些讀者或許會將其歸類為一般動物認知或行為科普之作，彷彿只是延續近年來關於動物智能與情感的研究潮流，或是眾多試圖拉近人與動物距離的作品之一。然而隨著閱讀逐步深入，文本的重量與指向逐漸顯現，本書遠不止於知識傳遞，而更像是一部關於人類自我理解的思想之書，一面不甚討喜卻誠實無比的鏡子，映照出我們長久以來習焉不察、甚至視為理所當然的優越感與認知盲點，也逼使我們重新思考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
 作者克莉斯汀．韋伯（Christine Webb）以靈長類學家的專業背景為根基，結合細膩敘事與長期田野觀察，成功地將原本可能流於抽象的科學研究，轉化為具體、可感且富有情境的經驗。她筆下的動物並非冷冰冰的研究對象，而是擁有情感、關係與主體性的生命個體。書中與狒狒「熊仔」的互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那不僅是一段行為觀察的紀錄，更像一次跨越物種界線的理解與回應，使讀者不得不重新審視「理解」這個概念本身的邊界與可能性，也讓人對長久以來被奉為定論的學術假設產生動搖與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韋伯正是在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求學期間，接觸到了德瓦爾的思想與研究。這段學術啟蒙可謂潛移默化、影響深遠，使她得以在日後的研究中，既承襲其對動物心智的敏銳洞察，又進一步推陳出新，發展出更具批判性與反思性的觀點。可以說，她的寫作之所以能兼具科學嚴謹與人文關懷，並非偶然，而是師承有自、厚積薄發的結果。
 這種書寫方式，使科學不再只是冷靜的描述，而帶有一種近乎敘事文學的張力。我們在閱讀時，既是在理解知識，也在經歷一種觀看世界方式的轉換。這種轉換並不劇烈，卻潛移默化，往往在閱讀結束後才逐漸發酵，令人回味不已。
 本書論述的核心，在於對「人類例外論」的系統性反思與解構。韋伯指出，人類之所以長期被視為智慧、道德與文化的最高體現，並非純然來自客觀證據，而往往源於以人類為中心所設計的衡量標準與研究架構。當研究設計、問題設定乃至評價機制，皆圍繞人類能力展開時，其結論自然傾向於強化既有信念。此種近乎自我驗證的循環論證，使人類優越性的觀點得以長期鞏固，並被誤認為理所當然，卻未必經得起更嚴格與多元視角的檢驗。
 書中對科學偏誤的剖析尤為發人深省。當我們以人類熟悉的工具與情境，去測量其他物種的能力時，其結果往往只是反映出「他們不擅長成為人類」，而非真正揭示其自身的適應與智慧。這種以己度人的思維，久而久之便成為一種無形卻根深蒂固的知識結構，不僅限制了科學理解的深度，也在無形中合理化了人類對其他物種的輕忽甚至支配。
 進一步來看，這種偏誤不僅存在於實驗室之中，也滲透於教育、媒體與日常語言之中，形成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文化背景。當一種觀點無處不在時，它便不再被視為觀點，而被當成現實本身。
 更具啟發性的是，韋伯並未止步於批判，而是進一步提出轉換視角的可能性。當人類願意暫時放下自我中心的定位，轉而以各物種自身的演化脈絡與生態位置為理解基準時，世界將呈現出一種截然不同的面貌。那不再是一條由高低排列的階梯，而是一張錯綜複雜、彼此依存、互相影響的生命網絡。這種觀點的轉變，不僅具有知識上的意義，也帶來情感與存在感的重塑，使人重新感受到自身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於一個更宏大的整體之中。
 閱讀過程中，我亦有一段頗為震撼的體會。書中關於生命共同體的討論，使我驚訝地意識到，人類身體內外共生的微生物，其總重量竟與我們的大腦相近。這一事實不僅在生理層面令人驚異，更在哲學層面引發深刻反思：我們所認為的「自我」，其實早已與無數其他生命緊密交織，難以分割。所謂個體，或許並非一個邊界清晰、可以獨立存在的單位，而更像是一個由多種生命形式共同構成、持續流動與變動的系統。當這樣的認知逐漸浮現，人類中心的世界觀也隨之出現裂縫，甚至開始鬆動。
 此外，韋伯對文化與語言如何形塑認知的分析亦極具洞見。從「資源」、「開發」等日常用語，到教育制度與媒體敘事，皆在潛移默化中鞏固人類中心的世界觀。這些看似中性的表述，實則蘊含強烈的價值判斷，將自然界轉化為可供利用與管理的對象，而非具有內在價值與主體性的存在。語言不僅描述世界，也在無形中界定了我們與世界的距離與關係。
 然而，在政治與社會日趨對立的現今語境下，也有必要提出一點保留與提醒。當前關於「去人類中心」與「重新定位人類」的思潮，確實具有重要的反省意義，甚至可說是面對當代生態危機不可或缺的一步。但若推進過度，或缺乏對現實脈絡與社會感受的敏感度，亦可能流於另一種形式的失衡。當批判逐漸轉化為姿態，當「覺醒」成為某種道德標誌，這類論述反而容易被社會大眾視為學術菁英的另一種優越感，甚至形成新的距離與隔閡。
 這樣的情況並非危言聳聽。在公共討論中，若語言過於抽象、概念過於密集，或立場過於鮮明，往往會削弱溝通效果，使原本具有啟發性的觀點被誤解為說教或指責。當人們感受到被評斷或被排除時，防衛心理便會升起，對話的可能性也隨之降低。如此一來，原本旨在促進理解與連結的思想，反而可能適得其反，甚至加深既有的對立與不信任。
 更進一步而言，任何形式的「中心」一旦被批判並取而代之，新的中心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形成。若缺乏持續的自我反省，所謂的去中心化，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話語權的再集中。因此，如何在批判中保有謙遜，在反思中避免自我正當化，是當代思想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因此，本書最值得珍視之處，或許不在於提供一套新的「正確立場」，而在於開啟一種持續反思的能力。它提醒我們，任何看似理所當然的觀點，都值得被重新檢視；任何自認穩固的立場，也可能隱含偏誤。如何在謙卑與理性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批判與共感之間維持張力，仍有賴讀者在各自處境中細細體會與拿捏。
 全書在敘事節奏與知識深度之間取得良好平衡。科學研究與個人經驗交織，使論述既具說服力，又不失可讀性。從鳥類的溝通方式、靈長類的文化行為，到植物與真菌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韋伯以層層推進的方式，逐步拓展讀者對「智慧」與「意識」的理解範圍，讓人不禁重新思考何謂知覺、何謂思考，也重新界定何謂生命。
 《傲慢的猿》不僅是一部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深刻檢視，更是一種關於如何重新定位自身於生命網絡之中的邀請。閱讀此書，未必會帶來立即而明確的結論，卻會在思考層面留下持續發酵的影響。當我們再次面對自然世界時，或許會多一分審慎與敬意，並開始意識到，人類並非居於頂端的存在，而是萬千生命之中一個相互依存、彼此牽動、共同演化的節點。

 

推薦文2
放不下身段的猿
林大利 (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歷經將近五個小時的航程，目前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上空，即將抵達甘地夫人國際機場。時間是午夜十二點，往窗外望去，可見萬家燈火的耀眼光芒，互不相讓的往天空閃耀。明亮的道路串連更明亮的建築區，形成一幅原本不存在於大自然的構圖，隨著離地面越近，越能清晰地看見箇中紋理。原來，這就是全球人口數第二的國家，首都夜晚的樣貌。人口超過十二億的印度，僅次於超過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兩個國家容納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如果說，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是一場故事，目前正有八十億多則故事在地球上書寫，且毫無停歇的持續增加，有些歷程引人注目，有些故事還來不及細數，便默默的流逝。
 如果我們細看夜晚的地球，可以看見人工光源遍布。然而，有些地方依舊昏暗無光，例如沙漠與高山；有些地方則是五光十射、燈火通明，例如各大都會區。雖然乍看之下是人工光源的分布，但這其實就是人類最具體的分布地圖。有人的地方，晚上就必須有光；人越多的地方，人工光源也就更加集中明亮。看著夜晚的地球，或多或少會感受到，我們已經大幅改變了這個地球。
 即便許多物種曾經在地球上落腳，絕大多數的物種最後都走向滅絕一途，我想，人類也不會例外。翻開一些介紹地球生命史的書籍，時常述說著某個時代由某些生物稱霸，我們也就這樣在腦海中形塑遠古年代的生命藍圖。然而，仔細一想，究竟什麼才是所謂的「稱霸」呢？是數量的多寡？還是站上食物鏈的頂點？抑或是誰稱霸與否並不重要，而是誰能夠在多變的環境中，淵遠流長的活下去？
 生物會影響環境，環境也會影響生物，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複雜，長久以來未曾停歇的相互制衡，形塑今日世界的樣貌。人類不是唯一大幅改變環境的生物，光合作用改變了大氣的組成、河狸啃下一片森林、狼群改變河流……。但是，人口爆炸式的成長，已經大幅改變芸芸眾生所共有的地球。極少生物如人類般，把地球變成適合自己生存的環境，最後卻將自己逼入岌岌可危的泥淖。科普、小說和電影，不斷的用各種手段提醒人們目前面臨的潛在危機。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和波堤切利（Sandro Botticell）的《地獄圖》，都暗示了人類隨時可能從地球上被自己抹去。
《傲慢的猿》是一封提醒信，也是一則警訊。長期下來，作者強烈的意識到，即便是當代的社會，我們依然會無形中將「智人」這個物種，超脫於其他生物之外。或是，無意識中，自然為自己比其他生物來得高出一等。確實，智人這群在地球上最大的優勢物種，可以決定整個地球的走向、決定大氣與海水的溫度、決定地景地貌的長相、決定芸芸眾生的未來。然而，回到現實面，人類終究是生物多樣性的其中一份子，一種靈長類，一種傲慢的猿。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總稱，而生命是一個互依互存且難以分割的整體，所有的生命都需要依賴其他生物才能生存。生物多樣性的概念不只闡述了生命世界的複雜與值得持續探索之處，更提醒人類也是生物多樣性的一員，並非高高在上的王者。
 科學是一種追求真理的系統性活動，也是人類認識這個世界的工具與方法。有個說法認為科學是一個框架，框架內的部分，是我們已知的知識；框架外的世界，則是一片未知的宇宙。因此，人類所從事的科學性活動，就是在努力的擴大這個框架，讓我們對世界的瞭解能更多更廣。至今，這個框架非常地渺小，未知的世界依舊浩瀚無垠。牛頓說：「我就像是一個在海灘上玩耍的孩童，一會兒在那裡發現一枚美麗的貝殼，一會兒又發現一塊奇特的石子。但是，對於眼前茫茫的大海，我卻一無所知。」
 同樣地，在生物多樣性這個複雜的系統內，我們也在面對龐大的未知。對於誰與誰有所牽連？誰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孰正孰負？孰強孰弱？還無法給一個肯定的答案。因此，我們應該盡力維持生物多樣性完整，小心翼翼地避免各種過度的衝擊。我們無法預料，水面細微的漣漪是否會在地球另一端引發海嘯；蝴蝶輕輕地揮動翅膀是否會在遙遠的國度掀起颶風。
 即便如此，世界上仍然有人，揮霍無度的耗盡自然資源，也不願相信來自各界的警告與勸說。畢竟，這些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影響，常常間接、緩慢而細微，不容易立即感受到事情的嚴重性。但是，當事態嚴重時，早已經為時已晚，無論是環境的變遷，還是物種的滅絕，都是難以挽回的永久變化與消失。也許，唯有在沒有能石油與電力的原野地時，汲汲營營求得的名與利、雍容華貴的奢侈品、日新月異的高科技，才都會變得毫無用處。剩下的，只有跑不快、跳不高、無法爬樹、不善游泳、更遑論飛行的人類軀體。
 哥白尼將地球自宇宙中心請出，達爾文將人類萬物之靈的皇冠摘下。不可否認的，人類的能力有限，認知也有限。科學與科技的發展，讓我們踏上月球、泅潛深海，但是，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時，莫忘謙卑與人性。每個生命都會面臨死亡，每個物種也會有終點，黎明般的初生終究會步入瀕臨黑暗的衰頹。演化是生命尋求生路的機制，會有物種的終結，也會有新的物種誕生。人類這個以智慧為學名的物種，不應該親手逼自己滅亡，而是認清自己在生物多樣性中的定位，與芸芸眾生共存，至少回想起當年那群非洲草原上的群居猿。

推薦文3
認為人類更優越，是一種存在焦慮嗎？
顏聖紘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

在漫長的人類思想史中，「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差別到底是什麼？」始終是科學與哲學共同糾纏的重要問題。從古代宗教、哲學體系到近代科學革命，人類不斷嘗試界定自身的特殊性，並以此為基礎建立道德秩序與文明脈絡。然而，The Arrogant Ape（中文書名《傲慢的猿》）提出了一個更為根本、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之所以如此執著於界定「人與動物的差別」，是否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建構，而非純粹的生物學事實？作者Christine Webb透過跨領域的動物行為學、認知科學與環境哲學研究，對「人類例外論」展開系統性反思，並指出這套觀念如何深刻影響了科學研究、倫理體系與環境危機的走向。
 本書所關切的重點，並非否認人類具有特殊能力，而是挑戰一種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人類不僅與其他動物不同，而且在本質上高於其他生命。這種思想可追溯至宗教傳統與古典哲學，並在啟蒙時代、殖民擴張與工業文明中被制度化，逐步形成「人類中心主義」的主流論述。與之相對的，則是近年在生態學與人類學中逐漸興起的「生態中心」（eco-centric）觀點，主張人類只是自然系統中的一環，而非其主宰者。書中反覆指出，這兩種觀點並非抽象的哲學立場，而是直接影響我們如何對待其他生命、土地與整個地球系統的根本差異。
 在科學史上，「人類獨特性」一直是熱門命題。自達爾文提出演化論以來，學界逐步承認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存在連續性，而非絕對斷裂的關係。然而，在大眾文化與部分學術領域中，「人類是唯一具有語言、理性、道德或文化的物種」這類主張仍廣泛流傳。本書指出，許多看似支持人類獨特性的研究，其實深受方法論偏誤影響。例如，大量認知比較實驗是以人類設計的任務測量其他物種，結果自然容易得出「人類更優越」的結論，卻忽略了不同物種在自身生態脈絡中發展出的高度專精能力。
 更重要的是，許多過去被視為「唯有人類才具備」的能力，近年在其他物種中陸續被發現。研究顯示，某些鳥類具有複雜的語法結構，草原犬鼠能以聲音傳遞具體資訊，黑猩猩與珊瑚礁魚類展現出文化傳承，而植物與真菌也展現出感知與訊號傳遞能力。這些發現並非要否認人類的特殊性，而是提醒我們：若以人類作為唯一標準來衡量智能與價值，必然會低估其他生命形式的複雜性。
 書中也強調，對「人與動物界線」的執著，不只是學術問題，更關乎倫理與政治。當人類將自身定位為自然之上的主體，其他生命便容易被視為資源、工具或背景。這種思維不僅為大規模動物利用提供正當性，也形塑了我們對土地、海洋與生態系的態度。作者指出，當語言將動物簡化為「資源」或「單位」，當教育與制度強化人類與自然的分離感，這種觀念便在無形中鞏固，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然而，《傲慢的猿》並非主張人類與其他物種「完全相同」。相反地，它主張應該以更精確、更謙遜的方式理解差異：承認人類在某些認知與社會能力上的獨特性，同時也承認其他物種在感知、社會組織或環境適應上的卓越之處。真正的科學態度，不是為了證明人類的優越，而是努力理解多樣生命形式如何各自演化、各自成立。
 最終，本書提出一個更深層的反思：人類之所以不斷追問「我們有何不同」，可能源於一種存在焦慮，而非純粹的科學好奇。當我們將自我價值建立在與其他生命的區隔之上，便容易陷入優越與支配的敘事。相反地，若我們能將自身重新放回生命網絡之中，承認依存與連結，或許不僅能重新理解其他物種，也能重新理解自己。這不只是知識上的轉變，更可能是一種倫理與存在方式的轉變――從「支配世界」到「與世界共存」。
 因此，《傲慢的猿》不只是一本關於動物與人類的書，它更是一部關於人類自我理解的反思之作。透過拆解人類例外論的文化根基，本書邀請讀者重新審視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並思考一種更謙遜、更具共生意識的未來想像。

「人是多麼了不起的作品呀！」哈姆雷特讚嘆道，「理性是多麼高貴！力量是多麼無窮！……論行動，多麼像天使！論悟性，多麼像天神！……萬物之靈！」
莎士比亞用短短幾句話就讓我們看見西方思想史最重要的主題：人類是地球上最聰明、有道德、最有能力的物種。
但我在想，如果我們真心相信自己比其他物種優秀那麼多，為什麼我們還要花幾千年來強調這一點？
心理學家已經證明，人會過分強調自己的能力和成就，以此隱藏實際的缺失感。那麼在面對其他物種的時候，我們是否也有一種所謂的優越情結？
畢竟我們不是最龐大、最快速或者最強壯的物種。藍鯨、獵豹和兜蟲在這幾個方面都勝過我們。我們也不是數量最多或者最長壽的物種。螞蟻和海綿也很輕易就能在這兩點上勝過我們（這還不提大部分的細菌及植物）。其他物種在無數種面向上優於人類。你就去跟老鷹拚視力測驗看看，或是跟海豚拚回聲定位測試看看。所以我們才回頭來比智慧。就這麼決定了！邊界就該設在這邊。
現代生物分類系統之父林奈（Carl Linnaeus）把我們命名為Homo sapiens，「智人」。今日我們自稱為Homo sapiens sapiens，最有智慧的智人。把自己當成最高級，就完全違背了達爾文的物種相延續概念。
然而，就算時至今日，到處都還找得到知名媒體和學者展露人類例外論的例子。光是留意一下人們有多常在明說暗指中，把人類評為一種獨立於環境且優於環境的實體，那例子真是不勝枚舉。「雖然我們是動物……但我們卻不只是動物，」哲學家史庫頓（Roger Scruton）2017年在《紐約時報》的社論對頁版上寫道。「我們身為一個一個的人，居住在一個不能化約為自然世界的生命世界中。」2018年，遺傳學家拉塞福（Adam Rutherford）在發表於《衛報》的文章〈人類聯盟：是什麼讓我們有別於其他動物？〉（The Human League: What Separates Us from Other Animals?）中聲稱，「把自己的行為跟其他野獸相匹配，還主張我們發展出來的往往只是差勁的科學，這種說法可沒辦法讓我們心滿意足。」就如比較心理學家薩登多夫（Thomas Suddendorf）在一篇寫給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文章中所聲稱的，「我們顯然有一些格外特別之處。」
找出人性獨一無二、有別於他者之特質的這段過程，也充滿了人類例外論。2016年，在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一場命名為「人類為何成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種？」（Why Did Humans Become the Most Successful Species on Earth?）的訪問中，暢銷作者哈拉瑞（Yuval Harari）把「為何我們能幾十億人一起合作，而黑猩猩沒辦法，以及我們為何能登陸月球並把原子切分還破解DNA，而他們卻只能玩棍子跟香蕉？」歸功給人類的想像力。《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則是舉出我們獨一無二的慷慨：「或許我們稱之為『人類善良天性』的理由，是因為世上就只有人類這種善良。」大眾取向的書市中，有一大堆書的書名都聲稱找到了很難找到的那個使我們身為人類的因素，還吹捧我們這個物種無以匹敵的智慧、適應性、友善、語言能力以及創造力之類之類的。
人類例外論並不僅限於大眾媒體。甚至還有不少會議是整場都在討論讓人類如此特別的因素為何。2019年美國心理科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大會上，靈長類學家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在大會主題演講的開頭，就先向大型猿類（great apes）道歉，然後再據理說明我們身為人類的認知優越性。有一整個研究領域都是在研究人類和其他動物之間這條巨大的精神鴻溝，那條鴻溝被生物人類學家豪瑟（Marc Hauser）命名為「人類獨特性」（humaniqueness）。這種獨特性的連串推理是，雖然其他靈長類擁有人類認知的初階組件，但缺乏人類心靈獨一無二的適應能力；而正是那些，讓我們人類得以繁盛。這些特質讓人類能夠主宰地球──人們往往把這種主宰優勢直接跟我們在「演化上成功」畫上等號。都已經是一個頻繁誇耀自身智慧的物種了，你還指望他什麼？似乎我們之所以顯得特別，是因為我們喜歡這樣想；這一點，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樣。哈姆雷特講對了一件事：我們人類真的很難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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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論點是，又稱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或人類至上的人類例外論，是生態危機的根源。這種無所不在的心態，給人類一種主宰自然的感覺，讓我們自認脫離地球和其他物種，自認有權為了自己獨佔的好處而把地球和其他物種商品化。而這種心態如今正反撲著我們，造成了森林大火、海平面上升、大規模滅絕以及新冠病毒這類的瘟疫。
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既不恰當又危險，然而許多人仍一無所覺地被嚴重洗腦。打從人還年輕時，社會就用各種方式把人類例外論的迷思，化為我們內心的一部分鞏固下來──方法包括學校和教科書，講道、選戰、廣告、電影、假日節慶、語言，而且不僅止於此。但或許最令人不安的是，人類例外論甚至滲入我們的科學之中。
我用了整個職業生涯研究現存與我們最親近的靈長類親戚的心智後，親身得知了這一點。
有天早上，在那米比沙漠的邊緣處，一隻叫做熊仔（Bear）的狒狒讀懂了我的心思。前一天，他和其他十來隻狒狒欺負了我的同事，發出巨大尖銳的吠叫聲並拍打了她的雙腿。我們不確定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但熊仔顯然是教唆犯。第二天早上，當熊仔和他的跟班又行過丘脊時，我跟他們保持距離，擔心發生事件再次峭且滿是岩石的斜坡往下走，沒辦法讓出路給他們。我的心跳狂飆，手掌冒汗，但表面上維持冷靜。接著，發生一件我永遠忘不掉的事，這件事讓我對其他動物的看法以及他們有多大能耐從此徹底改觀。儘管我的動作如此平靜，熊仔還是靠了過來，並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腿上。他抬頭望向我，並在一個尷尬而硬擠出來的鬼臉中露出他的牙齒。身為靈長類學家，我知道他在示意安撫，是狒狒有時用來避免彼此衝突並解決問題的舉動――他在替前一天的事情賠不是。這隻狒狒知道我曉得什麼事，並試圖讓情況回復正常。
這場相遇為什麼如此特別？那天後來我平安歸來，在帳篷裡回想這件事時，我回想起以前還是研究生時，人們老是告訴我說，其他靈長類缺乏理解心智的能力──也就是科學家口中的「心智理論」。這是據稱讓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眾多認知能力之一。照理來說，狒狒應該不知道其他狒狒知道什麼，更別說知道另一種物種的其中一員可能在想什麼。但熊仔呢？熊仔讀到了我的心思。那之後，我開始設法拋下許多在學生時代被人們陳述為事實的東西。
眾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和宗教維持著人類在宇宙中佔據中心優越地位的信念。達爾文用他的天擇演化論革新了這種世界觀，證明眾多物種構成一棵互連的生命之樹，而不是高低階級。人類例外論對人類集體想像的影響力居然可以持續那麼久，可能連達爾文自己都會嚇到。但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威脅到一個一心想維繫這種迷思的社會。就如他在出版《物種源始》的二十多年前在筆記本上所寫的：「傲慢的人類自以為是偉大的傑作，值得神的介入。認為人是從動物創造而來的，是較為謙遜的想法，我認為也是比較接近真實的想法。」
我們對於自己在自然世界的地位有著什麼樣的理解，如今可說越來越仰賴科學的說法。然而，當我們讓人類至上的意識形態一旦滲入科學，就會產生各種讓人類例外論永垂不朽的偏誤，而不是對人類能力產生一種較為謙遜而真實的看法。這便是人類例外論的迷思之所以主宰我們今日思想的主要理由。這是當代學者們（有別於達爾文所主張的，人類與其他物種在精神面有延續性的理論）堅稱有一道鴻溝，將我們的心智與動物區分開來的原因。
《傲慢的猿》這本書是2019年加入哈佛大學人類演化生物學系時興起的念頭。人類如何演化成現在這個樣子，是一個長久以來都讓我很感興趣的問題。這是我在「終生對其他動物有好奇心」之外成為靈長類學家的部分理由。演化觀點強調延續性──物種之間的差異是程度而非類別。然而，「我們這物種共享某種關鍵特質，且僅為我們所獨有（或者也可以說，任何物種都具有某種獨有共享特質）」的這種想法，實在是太過強悍而歷久不衰了。長久以來，人們嘗試定義出某些穩定、獨一無二且普世的「人性」時，要不把其他物種包含進來，不然就是把一群人類（通常是那些在某方面已被我們的社會歧視並邊緣化的人類）排除出去。
然而，只要我們強調的陳述是人類獨一無二，我們就能把這陳述推至其他物種。所有物種都演化出對環境的專精適應。如果人類獨一無二，那麼所有物種也都獨一無二。然而，人類例外論有別於人類具獨一無二的特性。人類例外論主張，人類有別於他者之處比其他生物有別於他者之處，更有價值且更為先進。
有人可能會假定說，隨著科學界普遍接受演化，人類例外論已經入土為安了。但這種世界觀在我們的文化裡實在太根深蒂固，以至於幾乎每個人（包括科學家在內）都不用出於意識就能接受它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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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幾章，我們將處理各種跟我們平常信以為真的世界觀不時背道而馳的想法──那些假定實在太深植於我們內心，以至於我們可能根本查覺不到自己有做什麼假定。人類例外論持續為人所傳頌又鮮有人質疑，讓我們幾乎快認不出它只是種「說法」；我們反而把它內化為一個「現實」。拋下這種世界觀雖然是一大挑戰，但也可能帶來收穫。當我們更清楚意識到自己的偏誤時，我們（以及其他眾多物種）可能會大有收穫。這本書談的是，「認清人類例外論的無所不在」如何能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以及它如何改變了包含我在內的許多人的想法，以及我們的科學研究方式。
從那米比亞那片讓一群驚人的狒狒生長茁壯的乾旱沙漠，到尚比亞境內那片將黑猩猩救出並重新安置的保護區，我把我大半的成年人生，都花在研究非人靈長類豐富的社會生活、情感生活與認知生活上。他們讓我學到許多事。但最重要的是，他們讓我學到，我們認為將人類和其他物種區分開來的那條界線其實是人為的，因為我們畫出那些線的方式基本上是有瑕疵的。
舉例來說，關於「人類認知獨一無二」的主張，大多都是以那種將豢養的黑猩猩和完全自主的西方人類進行能力比對的實驗為立論基礎。這些研究的結論一面倒地認為，人類在各種認知領域都明顯優於其他猿類，包括心智理論、合作、利他行為、後設認知、共享注意力以及利社會行為。但人們實在太常動手腳把爛牌發給其他物種，而假說發想、實驗設計及證據評估都太過偏袒人類。
我們都首先假定關在籠裡的黑猩猩和自由的人類分別是各自物種的代表群體，但他們其實不是。一般來說，這些黑猩猩一生都被隔離在受限的人造環境內，跟一小群團體孤處。我也在這類環境中──實驗室、動物園，還有保護區──研究了非人類靈長類。豢養的黑猩猩跟野外的同類一點也不像。前述的人類群體也無法代表整體人類：近期的研究告訴我們，他們是這世上在心理方面最不尋常的一群人（西方、教育程度良好、身處工業化生活、富有、還生活在民主政體──首字母合稱WEIRD［怪咖］）。因此，這個比對根本揭露不出這兩個物種的認知能力有多不同。
此外，這些研究依靠的是以人為本的實驗設計。實驗裡的課題是其他物種在天然環境中永遠遇不到的，好比說電腦觸控螢幕和塑膠玩具。這種研究只能讓我們知道其他物種在人類擅長的課題上表現如何，卻不能讓我們認識其他物種演化出來的認知適應能力。那就像是，把各種不同尺寸的棍子、石塊和堅果拿給前述的「怪咖」人類受試者，然後把他們在釣白蟻和敲開堅果等方面的表現拿去跟黑猩猩相比，藉以測量他們的智能──而那些課題也都關係到先見之明、操作靈敏度、持續專注力和因果推理。我們會因此得出結論說，根據這批人類的實驗表現，可以得知人類在上述認知能力上劣於黑猩猩？線上諷刺刊物《洋蔥報》（The Onion）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給這種人類中心偏誤作了一個相當好的概括――〈研究證明：海豚在陸地上沒那麼聰明〉。當你用一把打造給人類用的尺來測量世界時，其他物種必然會不符標準。
不那麼人類中心的典範，就不會用一種讓其他物種注定不如人的人類標準去進行比較，而是會讓我們慢慢瞭解到他們演化出來的認知適應力。從過往到現在，走在前頭的科學家都掙脫了人類例外主義思想的壓力和局限。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我的研究來說至關重要。從達爾文這類家喻戶曉的人名，到較不為人所知的先知卓見者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從基默爾（Robin Wall Kimmerer）這類植物學家，到德瓦爾（Frans de Waal）這類靈長類學家；當科學家用謙卑、敬畏和開放的心胸來進行研究時，會發生什麼事呢？他們的研究結果揭露了人們向來低估的非人類生活複雜度──從鳴禽和草原犬鼠的語言，到黑猩猩與珊瑚礁魚類的文化，再到植物和真菌的尖頭。另一種看待生物的方式，一種克服人類例外論概念並從其他物種本身來思考就有可能做到的方式，正在革新我們對於他們和我們的想法。研究成了強大的隱喻，隱喻著理解這個世界並活在其中的方法──原住民長久以來奉為圭臬並加以保護的生活方式。本書主張，這個不那麼人類中心的態度，既可行而且必要。它是邁向更精良科學以及更豐富永續生活方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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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類優越情結
第二章 拋下所學的曲線
第三章 對照差異的衝動
第四章 使人盲目的自尊 
第五章 萬物的錯誤尺度 
第六章 換種方式思考 
第七章 關係很重要 
第八章 糾纏的河岸
第九章 我們的原民遺產
第十章 腳踏實地

致謝

第四章
使人盲目的自尊

紐約市住有八百萬以上的靈長類，而令人訝異的是，其中有一些不是人類。單單計算住在曼哈頓的猴子，就算沒幾千隻，也有幾百隻。你可以在中央公園動物園裡找到他們，或是身為非法寵物跟人住在公寓裡，促使鄰居撥打三一一(非緊急市政服務專線)。但如果你是動物科學圈的一分子，你就知道他們大部分都合法收留在研究實驗室，小心翼翼地被藏著，不讓大眾看見。
每天早上我都會搭地鐵前往西哈林區的一百六十八巷，從地下的旋轉閘門出來，前往一棟聳立在頭頂上的磚深色建築。我會搭電梯到九樓的紐約州精神病學研究所（New York State Psychiatric Institute）附屬機構，那裡會有十來隻獨自關著的恆河獼猴等著我的來到。電梯的鈴聲會響起，然後很規律地，他們會發出巨大的吠叫和尖叫，搖著籠子並快速重複地轉著圈（科學家稱這個為「定型化行為」，一種壓力徵兆）。一旦他們發覺到是我，而不是某個獸醫員工要把他們推去做醫療檢驗或醫療程序時，他們便會冷靜下來。當時我正在研究他們的計數認知能力──研究他們有沒有像人類那種數數和排序的精神範疇。我會把他們一隻一隻轉移到大廳另一頭的不鏽鋼測試間，他們每天會在那裡與電腦觸控螢幕互動一小時，以此來取得食物獎勵。
從我踏進建築物的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這些獼猴沒過著好日子。這些小小的籠子、這個貧乏的環境、這種社會隔絕、他們那些單調枯燥的例行工作──同時下頭的城市卻翻騰著能量、明亮活力和盎然生意。有人吩咐我不要太靠近籠子，以免有猴子猛力發動攻擊，抓我的頭髮、衣服或指頭。所以我很怕進實驗室。我從頭到腳都排斥這件事。其他的實驗室助理大部分也都是想法相近的「動物愛好者」，也因為想要獲得靈長類研究的經驗而在那裡。我們偶爾會討論對這種豢養工作的不舒服感。其中一個人退出了（最終她徹底離開科學界），因為這個研究實在離她想像中該領域對其他物種的尊重太過遙遠。我試圖壓抑我的情感焦慮。那感覺就像是另一場通過儀禮，但我幾乎過不去。但對於那些有志於生物行為科學的學生來說，它是我少數接觸到他們的機會，而我覺得自己藉此能更進一步研究他們的心智和興趣。

事先作牌
這間實驗室是我邁向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契機。正式名稱為「心智與行為科學」的心理學，往往更狹隘地定義為人類心智與行為的研究。但就算在納入其他物種而涵蓋範圍更廣的定義中，有些人大致上還是認為，心理學家問的基本問題要和我們自己物種的心理與演化相關才有用處。你去問任何一個靈長類學家，他們都會跟你說，補助的多寡有無往往取決於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會促進對人類的科學理解！
我是在碩士生研究期間開始熟悉起比較心理學領域。比較心理學家一併研究了不同物種的行為和精神流程──最常見的就是把人類的認知跟我們最近的親戚――也就是大型猿類――做比較。
有些比較心理學家研究身體認知：個體如何使用並取得實體世界的情報，包含空間認知、時機掌握力，還有計數能力等主題──這些就是我工作的獼猴實驗室正在做的事。其他研究者專注於社會認知：個體如何使用並取得社會知識，包括心智理論（瞭解他者的知識與信念）以及利社會行為（任何有意讓他者獲得益處的行為）等主題。比較研究往往主張，人類在身體認知和社會認知功能上較優。但人類實在太常先作手腳把爛牌發給其他物種，讓人類打從一開始就有不公平的優勢。我們就來想想靈長類的利社會性，一個我極其關心並研究了許多年的主題。
古典的利社會行為實驗，會去比較人類和豢養的黑猩猩對於面臨危機的其他個體會作出什麼回應。舉例來說，幫助行為的研究有可能會評估受試者會不會嘗試替實驗者撿回搆不到的物體。其他關於利他行為的研究，則是測試他們是否會跟其他個體分享資源（好比說食物），包括與陌生者分享資源。這樣的實驗一般來說得出的結論會是，人類有幫助他者並與他者合作的意願，因此與眾不同。相較之下，他們認為其他靈長類的合作主要限於親屬範圍，而且幾乎從不會延展至不熟悉的個體。根據某些人所言，這就反映出動物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行動，因為該行為對於他們自己的遺傳近親有利。但這邊有個問題。其實應該是好幾個問題。
首先，受研究群體的特徵無法代表這兩個群體。豢養的黑猩猩通常一輩子都待在單一一個小小的社會群體中，待在十分穩定且受限的人造環境裡。這樣的條件跟野生黑猩猩的條件實在天差地別。野外的黑猩猩活在以「分裂─融合動態」為特徵的彈性社會中，這代表說，社會團體的大小和組成會隨時間而變，而動物們會在環境中變遷。野生的黑猩猩團體隨時都包含了三十到一百個從老到幼的個體，而他們居住在龐大的活動圈內，有著至少一八•一平方公里的領土。豢養的黑猩猩出生後便頻繁地與生母分離，相較之下野生黑猩猩的母親待在後代身邊的時間拉長了，而且對於他們的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比較組是由自由生活的人類所構成，他們通常是前述的「怪咖」小孩，跟家人住在原生家庭中，只有參與研究時才會前來研究機構。你或許還記得，「怪咖」雖然是心理學研究最普遍使用的對象，但這群人卻無法代表整體人類。我們知道人類各文化的認知程序──心智理論、空間能力、因果推理等等──可說是天差地別。然而，研究往往把「怪咖」當成人類常態，而研究設計往往反映了「怪咖」的假定。舉例來說，試圖測量人類和大型猿類利他行為的比較心理學實驗往往會去假定，如果自己不用付出代價的話，分享會比不分享更應該是他們偏好的策略。然而，這種假設連在人類全體之中都站不住腳：某些文化就是認為分享隱含著一種合約義務。但以偏概全的陳述（「人類比黑猩猩更利他」）仍然很普遍，而這種陳述不太顧慮研究是否體現了整體目標群體──全人類和全體黑猩猩。
我們怎麼老是對這些不一致的東西視而不見？在我看來，關於物種差異的結論（至少以這種實驗設計為基礎的物種差異結論），能揭露的就只有暗中運行的人類例外論偏誤。我們忠於這套世界觀而遭到蒙蔽，忽視了人如何操弄牌局使其他物種陷於不利──這樣做不只有損他們的能力，也損害了我們理解他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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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猴子認知實驗室開始進行研究後的那個夏天，我決定嘗試實地考察。幸運的是，一個隸屬開普敦大學的狒狒研究計畫正在找研究助理。我應徵了，拿到這份工作，幾個月後便搭上飛往南非的航班。考察的實地位於桌山國家公園（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內的好望角半島。這個地區自誇是「兩大洋交會處」（大西洋和印度洋）。事實上，兩大洋是在東南方稍遠處相碰撞。但一晚總計二十蘭德(南非貨幣，又稱「鍰」，二十蘭德約新台幣三十三元)的住所，還保證在燈塔技師居住區有一張折疊床，外加早上起來就看見周圍全是來回拍打的海岸線，讓我實在很難抱怨什麼。這實在是太划算了。
我們參與的工作，是密切注視一群豚尾狒狒，他們並沒有完全習慣於人類的存在。這代表要從早到晚隔著一段距離跟著他們，並收集他們去哪裡做了什麼的資料。我在這邊學到，一隻野生猴子的一日生活跟豢養的猴子實在是天差地別。他得要知道食物在哪裡，並獲取那些食物。會有鄰近的其他猴群和掠食者潛伏逼近。休眠的地點必須在天黑前找出來並確保安全無虞。我的第一個星期感覺就是像是一種狒狒新兵訓練營。這些動物始終在移動，在丘陵起伏的土地上上下下，像耍雜技般巧手巧腳地穿過濃密的灌木叢，而我只能跌跌撞撞地跟上他們。半島上的氣候瞬息萬變。夾帶雨水的風造成急劇的傾盆大雨。狒狒會神奇地在岩石崎嶇的露頭及時找到遮蔽，只留下我──已濕到能擰出水的我──晚了好幾分鐘才跟著這麼做。我常常在想，是那些狒狒有預知能力，還是城市生活已讓我可悲地對周遭自然環境反應遲鈍，又或者兩者都對了一部分（也是我最終做出的結論）。
這些狒狒學會在本區獨一無二的海岸地形中，透過富含蛋白質的食物來補充飲食，好比蛤貝、笠貝和鯊魚卵──這例子證明了他們的行為與飲食有著不可思議的彈性。海鮮覓食行為會隨環境因素而起伏不定，因素包括潮汐、湧浪高度和風（風力頻繁超出強風範圍，多次讓我暈頭轉向）。整年下來，這一切都受制於顯著的季節變異。他們活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每天都不一樣。
光是複雜的覓食策略，就需要導向、定位、預測和因果推理方面的認知適應力，同時還要考量他們社會生活的認知需求──持續留意敵友動態、養育幼體、從他者學習、處理衝突、協調活動和溝通交流等等。這就讓紐約市那棟貧瘠的附屬建築感覺更像是監獄而非實驗室（……而且，又到底是犯了什麼罪才要那樣被關起來？）的原因。我結束那趟旅程回來後，就再也沒辦法逼自己進那間實驗室了。那是出於十分明白的倫理理由，但更加明顯的是出於科學的理由。
大量存在的證據都證明，不同環境的經驗會影響所有物種的認知發展。幾十年下來的人類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貧困的環境對於精神功能會產生有害的影響。舉例來說，針對監獄囚犯的研究，就揭露了監禁所導致的嚴重認知情感缺陷。我們也就不可能以該群體為基礎來呈現人類認知的情況。那麼，類似的邏輯為什麼就不適用於其他物種呢？
然而直至今日，人們依然普遍認為，在不自然的、貧乏的或受限的環境中養大的動物就是某一物種的認知能力模範。二○一八年，一項由阿姆斯特丹大學格拉比斯尼格（Martin Glabischnig）進行的研究發現，關於靈長類認知的主要評論和理論論文所引用的內容，大部分是來自豢養（非野生）的群體。靈長類學家布胥（Christophe Boesch）在另一項分析中，回顧了頂尖科學期刊上直接比較人類和黑猩猩認知表現的論文，一共回顧了十年分。令人注目的是，這類研究對照的全都是豢養猿類與自由生活人類的表現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