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誤解關鍵字：中歐思想家對話（簡體書）

阿蘭‧樂比雄，法國人類學家，跨文化國際研究院主席。

婷卡‧萊希曼，德國萊比錫大學翻譯研究教授，跨文化國際研究院歐洲區主席。

趙汀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現任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院長。

《跨文化誤解關鍵字》涵蓋「美、身、約、死、債、人情、陰陽、義、天下、平等、永恆、面子、家、友誼、禮物、福、和、心、遺產、歷史、仁、象、己、自由、一神論、國、私產、進步、關係、禮、法治、社會、時間、書寫」。這些關鍵字大多是中歐思想傳統中具有普遍性與爭議性的概念，既深嵌在各自的歷史文化經驗中，又在跨文化交流中一再成為誤解與衝突的焦點。

作者通常透過歷史追溯與跨文化比較，揭示這些關鍵字在不同脈絡下的語意層次和價值意義，並非為這些概念提供單一的解釋。中歐雙方的學者們嘗試正視誤解，而不是規避誤解，並在指出不可化解之處的同時，也尋找在概念轉換和翻譯中可能形成的新理解。這種處理方式突破了傳統的「關鍵字辭典」模式，使誤解成為生產新知識與新理解的機會。

《跨文化誤解關鍵字：中歐思想家對話》是一項倡議的成果。它開闢了一條促進跨文化理解的全新路徑，即透過研究受文化製約的關鍵字來推進彼此理解。其核心理念在於：有意識地面對一種通常被極力避免的東西──誤解。

這項試驗始於文化層面。文化沒有民族國家那般僵化的邊界，而是更靈動且蜿蜒，開放且可翻譯。關鍵字與文化一樣，浸潤著歷史、長期經驗、價值觀以及集體情感。它們承載著大量無需刻意解釋的默會知識與隱含公理。

梳理中歐關鍵字的各層語意，可以為跨文化對話創造更透明的語言。這種語言正是雙方產生、溝通並化解誤解的結果。在跨文化框架中，誤解最終顯示出其創新價值：讓我們能夠透過「他者」之眼審視自己，從而實現相互學習。

目前，全球學者亟須合作轉譯核心概念。每一次翻譯都是一次轉化，它在標示異同的同時，引導我們發現新想法、新價值和新實踐。這種非常規對話之所以極具啟發性，正在於它能夠穿透固化的預設與誤讀，打破模式化思維，帶來意想不到的洞見與新的連結點。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 ）

德國康斯坦茲大學英國文學與文學理論教授

前言

導言

Beauty美

Body身

Contract約

Death死亡

Financial Debt債

Human Debt人情

Dialectics陰陽

Duty義

Empire/Tianxia帝國/天下

Equality平等

Eternity永恆

Face面子

Family家

Friendship友誼

Gift 禮物

Happiness福

Harmony和

Heart心

Heritage遺產

History歷史

Humanism仁

Image象

Individual己

Liberty 自由

Monotheism一神論

Nation國

Private Property私產

Progress進步

Relation關係

Ritual禮

Rule of law法治

Society社會

Time時間

Writing書寫

大約在23個世紀之前，在古埃及發生了一起文化事件，它以會議、座談會和研討會的形式，明確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並留下了印記。這次會議牽涉法老托勒密二世，在亞歷山大城召集了72名希臘化了的猶太學者。希臘和猶太這兩種全然不同文化的相逢，將以七十士譯本——希臘文版的《聖經》——的產生為結果，並將最終改變希臘的思想與文化，形成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概念之基礎，使西方文化擁有兩千餘年的根基、形式和靈感。

歷史可以證實，每一個發達的文明都很可能有這樣的跨文化經歷，憑藉著不同語言體系和思想的和平對抗，形成更豐富的文化資源。早期中國及歐洲，從其已知之始，就被證明是跨文化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表明，中國在彼時業已學會如何利用中東的許多資源，例如青銅、馬以及小麥。小麥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對其的描繪，成了代表「未來」的最早的象形文字，因為小麥預示著收穫。

另外兩個意義非凡的事件，也有助於加深中國的跨文化性：唐朝（618 — 907年）著名僧人玄奘所主導的“西行”，實際上是去了印度，並帶回了最好的佛教著作集，而過去兩個世紀中國的“西化”也使中國開始學習西方科學和現代技術。

將文化誤解的問題作為（彼此）關係的首要原則，而非作為溝通的疏漏來提出，這是很根本的，遠超個人、機構和文化交流的積極意向。文化概念是人類行為、語言和交流之基，而有關概念的知識，有助於人們彼此理解，甚至超越其（本身）文化、國家或大陸的分野。對跨文化組織的挑戰，是將不同文化概念中發現的差異納入視野之中，如此一來它們不僅能被接受和尊重，還能透過相互認識和理解而被豐富。故而，我們發展出了一種路徑，即選擇文化的關鍵概念，在經年累月的研究中，以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學術交流方式來討論它們。在中歐各層級的互動不斷增加的情形下，跨文化組織在中歐雙方選擇了文化交流之主流的關鍵概念，對這些概念都有著為數不少的潛在誤解。

在這條路徑中，我們遭遇了一些在人類學和一般人文科學中常常出現的、極其困難但根本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被考量，並可以用下述悖論的形式來陳述：

第一個悖論，來自很快便出現的，互惠的人類學的領域，即互惠本身作為一種知識模式。若互惠成為一種知識模式，我們便麵臨全新的問題和巨大的困難。當互惠原則建立基於跨主體性時，這種知識的對象為何？人，作為人類學的對象，不應再被視為一個對象，而應被視為一個主體。人類學的知識，作為一種跨文化和跨主體的知識，是主體間彼此了解的知識。他們不能成為彼此的兩個對象，他們必須是兩個主體。

第二個悖論是翁貝托‧艾柯當時便強調的，也就是翻譯的悖論。這一點依照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概念和參考。艾柯曾主張，世界上沒有一個概念，可以在兩種不同的語言中被發現是同一的──這是一個激進的主張。他也提出這樣一組問題：我們要如何回應它？我們該如何處理維根斯坦提出的同一個問題：「那些來自（別的）文化的觀察者，他們不實踐任何我們的語言遊戲，將會如何看待我們？」對於他們將表達自己的理解而言，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他們呢？這些來自域外的觀察者，使用的是他們自己的語言遊戲和範疇。我們如何確保能夠獲知它們的意義？

在不同語言的語詞和概念之間缺乏絕對同義的情形下，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去深切了解文化的參照，接受它們之間的差異，並在對話和合作寫作方法的動態過程中，以元語言的資源來填補罅隙，進而形成趙汀陽提議的，以跨主體性概念為基的“綜合文本”（syntext ）。所謂「綜合文本」，是為了克服主體間的衝突，創造「跨文化的聚點」，這些聚點既可以是會面場所，也可以是從人類學的視角去看的象徵性的焦點，也即有著相當程度的象徵性。這種跨主體性的概念，可以在與中國的關鍵概念「化」的「跨主體的對話」中覓食得​​，「化」可被字面翻譯為「融化和重鑄」，或更常被翻譯為「轉化（以適應彼此）」。在大多數情形下，它顯示了在文化的相互接受面，主體間性之敵意的一種解決（方案）。跨主體性發展出一種「互鏡之效果」，這是一種譬喻，描述了每種文化如何反映其他文化，並互惠地分享知識。

趙汀陽如此定義跨主體性：（1 ）一種文化鏡像了其他文化，可被解釋為其他文化「被映射到」自己的系統之中，故此（2 ）其他文化可以被每種文化有意義地解釋為自身系統的配置的增殖；因而它要求（3 ）一種文化所提供的鏡像，應具有無限的）就我們從人文而非數學的角度而言，文化映射允許「合理誤解」的存在，這基於一個可能的世界比數學系統更豐富、更複雜的事實，因此一個文化中的可能世界，不可能映射到其他文化之中而不失真；故而（5 ）文化映射進程，可能會在每種文化中產生基因的重組效應，進而令每種文化都被重新教養。

關鍵字的選擇

《跨文化誤解關鍵字》是基於這樣的觀察，在世界的（任意）兩種語言中，無論它們為何，在用作翻譯的關鍵字裡層之中，沒有兩個全然等同的概念，尤其是在意蘊方面。這便是為何它們中的許多，被視為不可翻譯的。許多作者，如洪堡（Humboldt ），將語言的功能視為不僅限於代表或是傳達業已存在的觀念和概念，而且是一個「思想的形成性器官」，故此，它也有助於產生新的概念，若是沒有語言，那些新的概念就不會出現。於洪堡而言，語言間的差異不是「聲音同符號」的差異，而是最終「對世界表徵方式的差異」。

為建立跨主體性的模式，我們必須先解除最大的阻礙，也就是建立互惠的知識。因此，我們採取的路徑便會涉及對關鍵字的關注，因為語詞就是一切，它對我們如何闡釋世界負責。我們的世界觀因而受到塑就它們的詞語的限制，這意味著來自其他文化的詞，會豐富我們自己的世界，擴大我們的視野，使我們看見更多的東西。關鍵字的選擇，則依據中國的格言，“善張網者引其綱”。因此，我們決定選擇那些最有可能被我們的認知模式誤解的關鍵字。

我們在選擇至關重要的關鍵字時，顧及了以下兩點：1.較少聚焦於那些意義僅限於地方和傳統的特殊詞語，因為這本書並不打算介紹早期人類學家所發現的那些稀奇和神秘的異國詞語。2.更關注那些意義可以普遍化的，或是對理性分析與討論有意義的特殊字詞。

例如，大多數中文詞在歐洲語言中都沒有被使用過，也無法在歐洲詞彙中找到其位置。許多中文語的翻譯往往非常奇怪，甚至曲解了實際的意思。另外，歐洲的關鍵字已被翻譯得足夠妥帖，所以它們中的大多數，在現代漢語中都是生機勃勃的，並能被很好地使用，儘管它們依舊被部分地誤解，或者沒有被全然理解。這本書可算是對構成中歐溝通基礎之互惠知識的一種有意義的努力。雖然大多數中文詞語和概念在歐洲語言中沒有對應的詞語和概念，但若是我們止步於「非等同」本身，那麼這裡就沒有對話了。故此，我們必須在中歐關鍵字間建立有意義的聯繫，以促成作者間的對話。

在這場互惠知識的遊戲中，「玩家」或夥伴，必須逐漸調整彼此的位置，直到他們找到正確的措施，正確的部署，以及最大可能的和諧，以在其中建立相互間的認同。而後我們便來到了跨文化修辭的時刻，來到了對話的時刻。這可被視為在互惠的知識中尋求和諧，進而為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曾喚起的智慧的普遍性鋪平道路：「聖賢之間的聯繫如此之密切，誰在法國用晚餐也同時讓他在埃及的朋友用了晚餐；誰一伸第 17 篇文章：所有可住之地的聖者（米歇爾·德·蒙圖斯》（米歇爾·德·蒙圖斯. Michel de Montaigne］，卷三，第九章，《論虛妄》）

在這跨文化知識的稜鏡中，我們必須確立自身互惠視野的尺度。兩個靈感來源，兩個故事，兩種模式，都有助於重建另一邊，都有裨益於一個新模式的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