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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商鞅變法改革和《商君書》思想進行綜合性研究。商鞅是戰國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他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國兩次變法，力主“耕戰”“富國強兵”，使秦國迅速崛起，為後來的“秦王掃六合”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商鞅是“為秦開帝業的改革家”，其改革對後世影響深遠。而現傳《商君書》是商鞅及其後學撰寫的著作，可視為商鞅學派的思想總集。商鞅學派雖不必為秦朝速亡直接負責，但他們專制、狹隘的功利主義文化政策和對精神文明、倫理道德的忽視，亦是秦亡的原因之一。本書結合商鞅變法史實與典籍思想，不僅細緻勾勒出商鞅學派的思想內容，深刻指出商鞅變法的歷史意義，同時徹底反思了商鞅學派與秦二世而亡的關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書是一部從整體上對緯書思想體系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根據現存緯書資料，按照中國傳統哲學“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基本架構，本書對緯書的宇宙元氣論、陰陽五行說、天人關係說、禮樂刑德思想、倫理觀、歷史觀、聖人觀等主要內容作系統研究和綜合分析，從而展現緯書豐富多彩的思想世界。宇宙元氣論是緯書思想的形而上學基礎，也是緯書其他思想得以展開的根據。在緯書作者看來，宇宙萬物皆從無形之氣中生出，這種無形之氣就是元氣。 元氣又源於太一，太一在緯書中又有主宰之神的含義。因此，緯書的宇宙觀最終從元氣論走向神創論。陰陽、五行是元氣的重要內容，也是元氣生成萬物的中間環節，因此，在宇宙元氣論之後繼之以陰陽五行思想。禮樂觀、倫理觀、歷史觀、聖人觀等都屬￿人類社會方面的內容。天人關係說則反映了緯書作者對於天人之間相互關係的思考。最後在聖人觀中分析了緯書“為漢立法”的思想宗旨，即證明漢代統治合法性的最終目的。

本書彙集了李存山先生研究現代中國哲學之成果，既有對馮友蘭、張申府、張岱年、朱伯崑、牟宗三、唐君毅、成中英、杜維明等現代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思想的分析，也包括對傳統與現代之關係的思考，以及對改革開放40年中國哲學學科發展的反思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李存山先生的學思歷程和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

在先秦道家的學術譜系當中，心觀念的地位始終與道、氣等觀念相互糾纏，尤其是有關心氣關係的思想通過稷下黃老學而對諸子產生廣泛的影響。如果將先秦道家思想譜系內有關心觀念本身理論構造的闡發稱之為“心論”，則其基於此種理解之上的圍繞心觀念建立的修養方式則可直接利用原有的術語稱之為“心術”，由這兩個互為表裡的層面出發，大體可見先秦道家心觀念思想的邏輯構造，他們關注人心的根本目的在於精神性的提升與轉化，而前者作

本書是一部比較深入研究戰國時期儒家哲學思想及其發展演變的專著。第一章為導論，宏觀地論述了進一步拓展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研究的幾條途徑，在吸收、借鑒新發現簡帛資料的基礎之上，如何進一步認識已有文獻在戰國思想史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尤其是《禮記》對於戰國儒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本書以禮為切入點，比較深入地挖掘了《禮記》種蘊含的豐富的思想內容及其思想史價值，將其放在孔子之後，尤其是孔孟之間、孟荀之間的思想史發展過程中，以《禮記》為主要資料來進一步分析、落實早期儒家的分化與發展，並由此來推動早期儒學史的研究。第二章“禮學與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展開”，通過對《禮記》中的《孔子閒居》《禮運》《儒行》《經解》《鄉飲酒義》等篇的深入分析，具體考察其中蘊含的思想內涵及其在儒學發展過程中的意義，尤其是通過思想史的研究，將其與戰國時期儒學各派聯繫起來，盡可能地還原其學派歸屬和思想史地位，這對於深化早期儒學史的研究，是有比較重要的學術意義的。第三章以政治哲學為主題，集中研究了早期儒學中的“為民父母”“周公攝政稱王”以及歷史哲學中的“三代”和“文質”論。作者認為，早期儒學中的歷史哲學問題是隸屬於政治哲學的，是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議題。本章研究的這些主題都是《禮記》中所包含的儒家政治哲學中的主要內容，因此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和提升對禮的研究。第四章集中探討了禮與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儒家倡導的禮樂不僅是一種複雜的儀式，一套系統的思想觀念，同時也具體鮮明的社會史意義。本章比較具體地討論了禮與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關係，同時也探討了《周禮》的出現與戰國時代變革之間的內在關聯。通過這些社會史的探討，不但可以深化儒家禮學思想的研究，同時對於思考哲學與歷史、哲學史與思想史之間的關係，拓展哲學史的研究，也有比較重要的學術意義。第五章為全書的總結。本書以禮與戰國時期儒學的發展為主題，通過對《禮記》的深入解讀與研究，來進一步深化對儒家禮學思想與儒學的研究。本書通過對具體個案的研究，作者希望對儒家禮學思想的研究在方法論上進行一些初步的總結，同時也對日後的深入研究提出一些展望。

本書較全面地研究了魏晉時代的玄學，對玄學的淵源、背景、流派、人物、經典系統、箋注形式、作品、論題、學說及歷史分期加以探討，對東晉以後的制度化玄學也詳加考辨。書中新見頗多，如說明玄學潮流中何晏與王弼分別開啟了兩個支流，前者注重才性論，後者注重性情論。作者認為東晉以後玄學仍繼續流行，包括玄學在內的官方四學的建置與李充整理四部圖書的史事有密切的關聯。對於玄學與道教的關係、玄學與正統論的關係、玄學與唐代三教的關係等，作者也分別作了新的解說。此書為王葆玹先生最後的玄學研究代表作。

本書上篇討論道家道德哲學。“德”與“道”是道家最重要的哲學概念。老子大量談到道德，並追問道德的根基。“道”作為根基具有超驗性、形式性、包容性、非強制性、普適性、實踐性等特徵。道教繼承並轉化了道家道德哲學，有著強烈的濟世情懷，勸導“頭上三尺有神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承擔了社會教化的功能。中篇以道教勸善書為例探討傳統社會的道教倫理。下篇從生態角度對道教倫理進行新的詮釋。道教生態倫理的哲學基礎是“道物無際觀”。道家道教“無為而治”、“損有餘補不足”、“承負”、“周窮救急”、“貴柔守雌”、“天地財富觀”、“返璞歸真”、立足於責任和義務的弱人類中心論等諸多有關人與自然的思考能夠為構建生態文明提供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