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先有中國與世界脫鉤，再有世界與中國脫鉤，然後兩者互相激蕩、彼此加速。即便有一方想剎車、停止乃至掉頭，卻已經來不及了。二○二○年，是「大脫鉤元年」。即便在一年之前，「大脫鉤」這個想法幾乎就是異想天開，誰能想到一年之後，它就近在咫尺？作者秉筆直書，以《大脫鉤》一書，立此存照。這本書，既是回顧歷史，又是叩問當下，更是眺望未來。此前多年，美國沉浸在冷戰大獲全勝的自得與喜悅之中，失去了聞雞起舞、枕戈待旦的危

西朝鮮比中國更名副其實。西朝鮮之名，不單單是地理位置上相對而言，更是意識型態上的不言而喻、息息相通。習近平的中國，是一個怎樣的社會？迄今為止，沒有人提出一整套認識和定義「何為中國」的概念及闡述體系，這些概念和說法都有道理，卻不足以概括今日中國。在這一高難度的工作完成之前，只好先使用形象的比喻。西朝鮮就是中國的比喻，在這本書中，西朝鮮與中國是通用名詞。儘管所有的比喻都是有限的，都會存有引喻失義的問題──但對於習近平的中國而言，目前再也找不到比西朝鮮更好的比喻。各界好評推薦：「我從余杰的著作中發現，中國夢是習統治愚弄中國人的催眠方法。北韓和中國一樣是僵化的官臉，僵化的口號，僵化的笑容。金正恩跟習近平，統治手段接近，經濟雖有不同，但人民甘為奴隸，兩地是貨真價實的為奴之地。中國不只向朝鮮走，也向世界伸出魔掌。」──詩人　廖永來「余杰聲明：不點名的批判不是批判，不點名的批判毫無意義，所以，余杰在本書中點出了幾十個名字。西朝鮮國歌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唱了七十年，有幾個人起來呢？在古羅馬不願做奴隸的是斯巴達克和他的追隨者們；在西朝鮮從林昭到劉曉波，不願為奴，為此不惜付出生命代價，他們把打開黑暗閘門的鑰匙，交到我們手上。」──香港資深媒體人、政治評論家　金鐘

在本書中，作者介紹了譚松的《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汪春劼的《文革風暴中的九位大學校長》和馮克的《文化大革命》等著作，這些著作揭示了毛時代的中國，幾乎每個階層和族群都成為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地主死於土改，農民死於大饑荒，知識分子死於反右和文革，與國民黨只要沾一點邊的民眾統統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品、成為生不如死的賤民。連戰、洪秀柱、宋楚瑜以及柯文哲、韓國瑜、陳文茜、趙少康、朱雲漢、黃安、歐陽娜娜等各界名流，看不到前車之鑒，自願為奴，以為中共兵臨城下時會對他們網開一面。不讀書才會心存僥倖，我推薦他們好好讀一讀這些書，他們就會明白，無論如何山呼萬歲，到時候照樣難逃中共之清算。書中還挑選了王永寬的《中國古代的酷刑》、黃文雄的《儒禍》、毛姆的《在中國屏風上》、何偉亞的《英國的課業：十九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羅威廉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一七九六至一八九五）》以及馬暘、葉文斌的《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麽？》等著作，作出介紹和評說。這些著作，或呈現中國文化之「醬缸」本色，或諷刺士大夫之偽善虛驕，或研究中國近代化「出三峽」何以挫敗，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中國文化是一種有毒的文化。包括台灣在內的華人世界，必須刮骨去毒，剔除中國文化之毒素。徹底否定中國文化，方能如胡適和劉曉波所說的那樣「全盤西化」（全盤英美化、全盤基督化），方能如聖經所說的那樣「因真理、得自由」。本書中也介紹了余英時、方勵之、管惟炎、趙紫陽、哈金和嘉樂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的故事（他們的回憶錄、傳記或文學作品）。他們當中，有的人以中國人的身份去世，有的人早已在國籍上擺脫了中國公民的束縛，有的人在種族上與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一刀兩斷。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愛自由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奔向自由，並成為黑暗時代的持燈人。讓我們讀他們的書，讓我們與他們一道前行。

余傑是最早戳破「胡溫新政」肥皂泡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從溫家寶剛任中國總理起，餘傑便開始撰寫《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對溫家寶政府兩屆任期的外交、經濟、文宣、教育、民生等諸多政策作深入的分析與評論。二○一○年七月五日，北京警方將余傑從家中帶走，審訊四個半小時，以威逼利誘等種種手段，企圖阻止此書的出版。此事件受到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被視為中國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狀況持續惡化的標誌之一。余傑不畏強權，仍

胡錦濤的七宗罪—《河蟹大帝胡錦濤》臺灣版自序二○一三年春的「兩會」之後，胡錦濤卸下所有職位，成了名副其實的「歷史人物」。一個名叫西堯的中國「資深媒體人」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一篇題為︽胡錦濤的「禪讓」︾的文章，對胡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文章寫道：「胡真正做到了﹃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為下一代領導集體營造了可以心無旁騖地擴大開放、推進改革、創新變革的施政大格局。此種乾淨俐落的權力交接被譽為﹃禪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