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亮

解讀日本動漫，除了從娛樂或產業經濟層面之外，可以更深入探索文化層面。就讓我們在令和的新時代，回望江戶到平成的動漫記事，來趟心靈的壯遊！「外國人之所以不看漫畫，就是他們的國度沒有手塚治虫。」日本朝日新聞以這句話向手塚治虫致敬。相對來說，身為台灣人，對日本漫畫再熟悉不過，許多人的孩提記憶中，絕對少不了租書店，在書架上挑本《怪醫黑傑克》或者《原子小金剛》，然後鑽入靜謐而神祕的漫畫世界裡，度過大半時光。手

最完整、最詳實的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1895年，電影開始轉動，日本也開始統治台灣，在帝國的推動下，台灣開始有了自己的電影史。 台灣電影史的開端，與歐美乃至日本的脈動息息相關。1895年，法國盧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電影，被視為電影史的起點。也在這一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被併入新興的現代帝國。日本統治台灣，粗略可分為日治之初高壓又懷柔的摸索階段、1920年代內地延長主義、1930年中後期戰爭動員等階段。 日本很早就注意到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作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意識到影像的力量，特別請高松豐次郎到台灣放映電影並進行政治宣傳。日俄戰爭爆發之初，台灣民間謠傳日本將會戰敗，高松豐次郎便放映日俄戰爭場景的電影，傳達日本的強大。1907年高松豐次郎為宣傳總督府的政績而拍攝《台灣實況介紹》，影片雖已佚失，但透過《台灣日日新報》可看到殖民者眼中的台灣。影像是視覺的呈現，隨著日本國內博覽會的熱潮，台灣也在其中展示。然而，無論是影像或博覽會，原住民始終是被高壓觀看的焦點。 1910年代，台北電影常設館僅芳乃亭與世界館兩家，放映片目在《台灣日日新報》都有報導，因此電影館無需刊登廣告。隨著日本電影的發展，芳乃亭與世界館的競爭逐漸白熱化，兩家都設法引入日活、天活的作品，甚至刊登主打辯士的廣告。到了1920年代，兩家電影館持續進化，修建新館，台灣的電影生態進入新的境界。 在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的想像是什麼？在1920年前後來台灣拍攝的《虛榮之夢》（1918）與《佛陀之瞳》（1922）裡，台灣洋溢著異國情調。其中根深柢固的想像則是原住民乃至吳鳳神話，從《哀之曲》（1919）、《阿里山俠兒》（1927）到《義人吳鳳》（1932）都是如此。日本總督府一手打造吳鳳的神話，也成為日本國定教科書的內容。 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掀起一波上海電影熱。受歡迎的類型主要有武俠奇觀（如《火燒紅蓮寺》）、階級差異的愛情悲劇或家庭倫理劇。而台灣的在地通俗文化維繫了這兩類電影的人氣，如《三六九小報》將電影化為小說連載、蘭記書局販賣武俠小說與連環畫。 1927年美國好萊塢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問世，標示著電影進入有聲電影的年代，在台灣則是有聲與默片共存。隨著日本電影進入有聲時代，電影館也加裝新設備。雖然上海電影都是默片，但辯士的言說、加上唱片業的興起、作詞作曲家為電影譜寫詞曲、甚至歌仔冊也有以電影為主題，在

隨著《感官世界》、《愛的亡靈》、《浮虜》等經典作品，近年以全新修復的面貌在台上映，逝世至今十週年的日本導演大島渚，又再度成為影迷之間的話題，這些不凡的傑作即使經過四十餘年的歲月，依然能感受到大島渚堅韌的影像意志，正如其一生永不妥協的創作精神。　出身自保守的松竹大船片廠，曾是活躍學生運動份子的大島渚，不願依循公司僵化的製片方針，從導演首作《愛與希望之街》即挑戰松竹通俗劇的敘事傳統，而後又因《日本夜與霧》的政治批判與松竹決裂，走向獨立創作的道路，1970年代，當大島渚建立起國際聲望之際，大膽露骨表現男女情慾的《感官世界》，仍受到日本官方審查的打壓甚至以公然猥褻物陳列罪起訴，卻在海外獲得廣泛讚譽，也開啟大島渚1980年代跨國製作的拍攝模式。貫穿在大島渚四十年的導演生涯之中的，正是勇於對抗社會框架的不滅意志，其作品中不斷出現的太陽意象，更是對日本國家有形或無形暴力的強烈控訴。　本書收錄的五篇專文，將剖析這位無畏的電影創作者如何在體制的逆境中勇敢衝撞，用銳利的眼光反思現實，以及大島渚電影作品與台灣觀眾接觸的歷史脈絡，從不同面向全面回顧大島渚其人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