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茹

從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港口市街便在全球史上扮演推手的角色，也是移民、族群接觸、商品、技術、制度、資本以及新舊文化最早的匯聚地。臺灣也在這股洪流中，躍上世界舞台。進入清朝統治時期，陸權性格強烈的清廷，港口政策趨於保守，又因距離遙遠，對臺統治嚴守正口對渡之制。然而，正口政策無法符合臺灣各地對外貿易的需求，造成走私盛行、私口崛起；加上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幅衰微，港口管理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政策和管理雙軌制的現象。另一方面，即便在官方政策限制之下，閩、粵移民仍大舉遷入，促使臺灣各地進入積極拓墾的狀態，全島出現了近兩百個港口。由於政策、條件、區位的差異，部分港口進一步變成市街，甚至是全球型（條約港）、全島型或區域型（正口）以及地區型（小口）的港街或港口城市。臺灣港口市街的發展，除了一般影響港街變遷的各種原因外，由於臺灣社會的移墾性質，不能忽視族群關係這項要素。而從族群的衝突和合作來觀察港街變遷或港街間的競爭，是過去全球港口城市史較少注意的面向。本書即試圖從全球史視野，透過梳理清代臺灣港街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面向的嬗變，呈現前近代港口市街發展的共相和殊相。

長崎泰益號文書(來自長崎陳東華先生寄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為長崎華商泰益號所留存之明治後期至昭和中期商業文書。此批文書於1974年被發現，其中留存了萬封以上、數量龐大的貿易書信。泰益號創始人為金門新頭的陳國樑（1840-1908）與陳世望（1869-1940）父子。本書此次出版的1901年至1904年臺北大稻埕陳源順號商業書信，一方面反映日治初期臺灣與日本商業貿易的情形；另一方面，顯現臺灣內部市場的商業變化與商品需求，甚至可進一步探討臺灣商人的經營手段。本書編排上，包含導言、信函內容與圖板及參考書目等三部分外，更整理信函中的關鍵人、事、時、地、物，以利後人之研究，有助於20世紀初期臺灣商業史、交通史及海洋史的研究。

長崎泰益號文書(來自長崎陳東華先生寄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為長崎華商泰益號所留存之明治後期至昭和中期商業文書。此批文書於1974年被發現，其中留存了萬封以上、數量龐大的貿易書信。泰益號創始人為金門新頭的陳國樑（1840-1908）與陳世望（1869-1940）父子。本書此次出版的1901年至1904年臺北大稻埕陳源順號商業書信，一方面反映日治初期臺灣與日本商業貿易的情形；另一方面，顯現臺灣內部市場的商業變化與商品需求，甚至可進一步探討臺灣商人的經營手段。本書編排上，包含導言、信函內容與圖板及參考書目等三部分外，更整理信函中的關鍵人、事、時、地、物，以利後人之研究，有助於20世紀初期臺灣商業史、交通史及海洋史的研究。

本書從政府投資項目及其績效評價的概念、相關範疇和基礎理論入手，系統介紹了政府項目績效評價的內涵、依據、指標體系、方法、評價報告與結果的應用，並運用案例說明政府投資項目績效評價的實操過程。特別是，本書融合了“新時代”背景下的政府投資項目績效的新需求，將“數字化”及“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等內容納入研究體系之中。本書對政府投資主管部門、相關企事業單位開展項目績效評價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可供投資管理和運營領域的實際工作者、高等院校師生學習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