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普森

英國以其偉大的文學聞名。法國和義大利則分別以繪畫和雕塑享譽世界，但論及音樂方面，這殊榮必須頒發給德國和奧地利。世界樂壇有史以來非常負盛名的三位作曲家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他們彼此的年齡相差不到半個世紀，都曾經於維也納或其附近工作。盡管他們的生活閱歷和職業生涯各不相同，卻都反映出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的社會巨大變革。 海頓是他們之中非常年長也是非常長壽的，大部分人生在舊政權的資助下愉快度日。他的雇主埃斯特哈齊親王對他十分器重，並給予他一定的自由權利，只是當親王需要音樂時海頓還是得不停地作曲。海頓能跟隨這樣一位寬宏大度的雇主，而且旱澇保收，也真是幸運。 莫扎特比海頓小24歲，成長於同樣的社會體制之下。他為薩爾茨堡大主教工作。不同的是，他堅決抵制這種束縛制度，為了贏得獨立和自由，他勇於嘗試，在維也納成為一名自由職業演奏家和作曲家。1780年代的奧地利仍然處在一個階級森嚴的秩序當中：貴族把持經濟命脈，平民們卻需要使出渾身解數，拼命掙扎以求生存。盡管莫扎特才華橫溢，但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被一群藐視他且靠自命不凡發跡的人掌控。最終，他招來其他音樂家的妒忌，他也不甘做一個卑躬屈膝的臣子，這些都使他的事業毀於一旦， 年輕的貝多芬處在1790年代。那時社會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變革。就在他出生的1770年，歐洲落成一樁書寫命運的婚姻。這樁婚姻的雙方分別是法國王位繼承人-15歲的路易王太子和奧地利皇後13歲的女兒——瑪麗·安托瓦內特。這是當時歐洲兩個非常具權勢家族的重要聯姻。人們歡呼雀躍地大肆慶祝，煙花爆竹、晚宴，一應俱全。

乍看之下，巴洛克晚期以來的西方音樂主流似乎牢牢地扎根於歐洲中部地帶。巴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納、馬勒——他們全都生活或工作在德國或奧地利。這條偉大傳承的線路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生出枝節，擴散範圍。比如俄羅斯涌現像柴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瑪尼諾夫、普羅科菲耶夫還有肖斯塔科維奇這樣的音樂大師；波西米亞則培育了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及雅納切克；還有來自匈牙利的巴托克；來自英國的埃爾加及布裡頓；來自義大利的威爾第；以及來自法國的拉威爾、梅西安和柏遼茲。法國音樂一貫被看作是種娛樂消遣：迷人、容易入耳，但有失嚴肅。這種局面又被一個叫作克洛德·德彪西的法國人打破了。他用自己探索出的一種嶄新的音響效果粉碎了德國壟斷。雖然他的作品量相對比較小，但他卻將音樂從傳統體裁——比如交響曲、奏鳴曲——的束縛中釋放出來，他的創作靈感多來自詩歌、心情和自然風光。德彪西使用不同尋常的音階與和聲，從固有模式的大小調音階中掙脫。他為20世紀音樂開辟了一條寬廣的充滿無限可能的探索之路。 德彪西出生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小村莊，自從大革命時期他們的國王被流放後，法國人似乎再也沒有在其他任何一種政府形態下安居過。他們嘗試過快速繼承帝國／獨裁制和共和國體制，甚至復辟了一兩次君主制，均不奏效。在德彪西孩童時，拿破侖三世第二帝國政權下的法國曾經一片繁榮，成為全世界大銀行家，後卻因為一場損失慘重的普法戰爭而變得一貧如洗。法德在聯盟和領土的問題上爭論不休，法國受盡德國的凌辱，最終割讓了很多土地。法國工人階級伺機奪權，然而，這一冒失的嘗試並未取得成功，隨後，一個第三共和國誕生了，從那以後法國實行總統制至今。19世紀末，歐洲列強之間又下了一盤致命的棋局——成立西半球董事會，將他們殖民的利爪伸向任何想要的國家。於是帝國迅速擴張：遠東的印度、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被英國殖民，非洲大陸和中南半島被法國殖民。與此同時，德國忙於集中精力裝備武力，鞏固經濟實力，加強軍事力量，其勢力越來越靠近宿敵法國的邊界。這個即將在1914年粉碎歐洲文明的戰爭機器已經蓄勢待發。

若被問及誰是自己心中非常心儀的作曲家，許多人會回答：“柴科夫斯基。”他的音樂總是流露出一種特別的品位：余音繞梁的曲調——無論是情意綿綿表現力俱佳的作品，抑或當代流行的典雅之作；狂放不羈的廢棄舞曲；諸如眾人皆知的《di一鋼琴協奏曲》開篇以及《1812序曲》這樣的熱情澎湃之作；加之他對龐大管弦樂多重音色組合的把控。這些皆是他音樂深入人心之處。相比較對音樂要求苛刻的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音樂簡單明了——似乎音樂裡只有愉快，即使在音樂中欲表現非常悲劇、非常極端的情感時。 柴科夫斯基所處時期的俄國是一片廣袤無垠、不適合居住的土地。西部與波羅的海、普魯士和奧匈帝國接壤，東部則與日本海毗鄰。北部的疆土覆蓋了西伯利亞冰區，那裡是狼群和政治流放犯人的專屬地，大部分都屬於北極圈的範圍。南部則延伸至於旱的蒙古高原、土耳其斯坦山脈和高加索山脈，以及具有地中海氣候的黑海和裡海。幾乎所有重鎮位於西部。被奧匈帝國與烏拉爾山脈環抱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絡方式非常落後；直到19世紀中期開通一條鐵路連接俄國兩個重鎮——莫斯科與聖彼得堡，才結束以上局面。那時候農夫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馬和手推車；貴族和中產階級夏天使用馬車，冬天則使用眾人皆知的三套車，馬具艷麗，清脆的鈴鐺聲蕩漾在深深的雪地。

1827年3月29日，貝多芬的遺體被安葬在維也納郊外的瓦林村公墓。送葬隊伍中的火炬手裡有一位30歲的小伙子，他身材矮小，但卻結實健壯，一頭深色的卷發配上斯文的眼鏡——他就是弗朗茨·彼得·舒伯特。盡管舒伯特一生都與貝多芬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但他只在前一周才首次見到貝多芬。對他來說，傳遞火炬只是一種個人和公眾對音樂家表示敬意的行為，但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這其中還蘊含著更為深刻的意義。貝多芬的天賦，也如這火炬一般，傳遞到了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維也納最後一位偉大作曲家身上。 古典主義時期，有四位著名的作曲家都圍繞著維也納這座城市生活、工作。其中，約瑟夫·海頓是非常年長也是壽命非常長的一位，他於1809年去世，享年77歲。莫扎特在35歲便英年早逝，還不到海頓壽命的一半長。貝多芬活到56歲，雖不算長壽，但也年過半百。舒伯特是這幾人中壽命非常短（也可能是非常悲慘）的一位，就在他參加完貝多芬葬禮後不到兩年的時間，便去世了，並且如他所願，他也被安葬在貝多芬長眠的公墓內，享年31歲。 但在短暫的一生中，他卻創作出了常人需要花70年才能完成的作品。他那令人驚訝的作品表中包含了超過600首歌曲，多部歌劇、彌撒曲以及其他一些教堂音樂，9部交響曲，還有數量龐大的室內樂作品和鋼琴作品——總量超過1000首。這麼多的作品都是在短短的18年中創作出來的，平均下來，幾乎每周都有一部作品誕生！ 盡管舒伯特與貝多芬生活在同一時代，但由於他比貝多芬年輕得多，所以他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因時代更迭所帶來的劇烈政治波動的影響。拿破侖戰爭結束的時候，他才18歲，成年後都生活在後拿破侖時代，也就是所謂的畢德麥雅時期（Biedermeyer），這一時期崇尚的風格與英國“攝政時期”（簡·奧斯汀風格）相呼應——追求時髦的家具和服裝。18世紀那種精致的發型、帶蝴蝶結的假發、飾有緞帶的裙子和鍍金的毛皮裝飾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模仿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簡約、經典的風格；許多陳舊僵化的階級劃分也被掃除，有更多的中產階級人士能夠過上相對舒適的生活。

十八世紀三位偉大的古典主義作曲家，都曾在維也納生活和工作過。約瑟夫·海頓是其中非常年長，也是壽命非常長的一位。他出生於1732年，當時正是巴洛克時期非常偉大的作曲家巴赫和亨德爾的事業鼎盛期；他於1809年去世，比他的朋友莫扎特多活了十八年，而且親眼見證了自己優秀的學生貝多芬在音樂事業上的崛起。可以說，是海頓真正建立起我們所說的音樂中的古典主義風格，也正是由於他在交響曲、弦樂四重奏以及奏鳴曲等體裁創作上的示範作用，才促使莫扎特和貝多芬創作出屬於他們的偉大杰作。 海頓在漫長的一生中，不僅歷經了音樂時代的變化，也見證了社會政治的巨大變動。他出生時，正值歐洲處於由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英國漢諾威王朝、法國波旁王朝所統治的時代，在這些王朝自己的小國中，還有形形色色的權利更小的親王們。那時並沒有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德國和義大利，有的是許多小州，每個州都有各自的統治者。那時也沒有民主可言，普通百姓對國家的大小事務都沒有發言權，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沒有養老金、失業保障金。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活是艱難的，而對於從事著“高危職業”的音樂家們來說，更是如此。很多音樂家都在宮廷或教堂擔任歌手、作曲家或演奏家的工作。比如巴赫在萊比錫的聖托馬斯教堂工作，莫扎特的父親以及莫扎特本人早期也曾為薩爾茨堡的大主教工作。那時沒有電視也沒有電影院，所以很多貴族都由自己私人的管弦樂隊為他們提供娛樂。這種互利共存的模式一直發展得很順利，只要雇主高興並能負擔得起樂隊的開銷就可以了。但是音樂家（包括作曲家）被雇主當作仆人：他們必須住在仆人的住處，要穿著制服，隨時聽候主人的吩咐。除非主人同意，不然他們只能按照要求來創作音樂，也不能在私底下自由創作來掙外快。

很多人都堅信，沃爾夫岡·阿瑪多伊斯·莫扎特是世界上非常偉大的作曲家。他在短暫的一生中（享年35歲）創作了大量音樂作品，它們囊括當時所有的音樂類型，包括歌劇、交響樂、協奏曲、室內樂、鋼琴音樂、聲樂和宗教音樂。盡管他的創作速度非常快，但在這些作品中卻很難發現倉促草率的痕跡，全都是高質量的精品。 莫扎特藝術生涯的形成與他生長的環境息息相關。他出生於歐洲各國都被強盛王朝統治時期——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法國的波旁王朝，英國的漢諾威王朝以及莫扎特故鄉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其他地方，一些國家的集合稱為德國，它由五花八門的小首領們統治著的眾多小帝國組成。社會中的“中產階級”——那些我們眼中的專業人才——生活得非常艱辛，因為大部分奴隸以及勞動人員都只為貴族服務。音樂家，尤其是作曲家，是這個階級中一種特殊的存在：他們中的一些人為宮廷服務，但並不作為受人尊敬的、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家，而被看作（他們也自認為）是手藝人，通過特殊的技能來賺取報酬。 莫扎特是一個試圖掙脫權貴束縛，爭取獨立自由的作曲家，成為一個“自由藝術家”。但可惜的是，那並不是一個適合做出這種大膽冒險的時代，他的自由之路不怎麼成功，並最終導致了他的英年早逝。但是，除了他在音樂中表現出的非凡天賦之外，他追求獨立的精神，打破了把作曲家當作仆人的舊觀念的束縛，也提升了藝術家在社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