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 吉奧喬 阿甘本

本書是由三篇文章組成的一本書：《什麼是裝置？》《論友愛》《教會與王國》1．在《什麼是裝置》中，阿甘本解釋了什麼是裝置這個概念，裝置就是權力關係與知識關係的交點2．《論友愛》中，阿甘本對愛做了解釋1.有一種純粹的存在感，一種存在的感覺[aisthēsis]。2.這種存在感本身是甜美的(hēdys)。3.存在與生活之間，感覺到某人的存在與感覺到某人的生活之間存在某種對等。如此的陳述定是尼采論題的預備：

“沒有第一真理，只有第一個錯誤。”★一本睿智而優美的箴言錄★思想家阿甘本晚年哲思總結與精粹，簡體中文版首次出版★中文譯本首度公開享譽國際的當代思想家阿甘本晚年沈思錄，睿智迷人。人的生命轉瞬即逝，光景所剩無幾。身為一位敏感、深刻的哲學家，阿甘本能看見、聽見、想到什麼？藉由祂的感官，我們又能看見、聽見、想到什麼？阿甘本以詩性優美的箴言，追尋內心的風暴，捕捉他對哲學、歷史、寫作、生活等方面的哲思，記錄他的晚年觀察，以及對當下生活的思考。

在《幼年與歷史》的序言中，阿甘本提到，他一直有一本未完成的著作，甚至他到那時為止的所有著作，都只能算是他這本未完成著作的序言。而在某種意義上，《什麼是哲學？》就是阿甘本口中的那本著作。本書由以下五篇文章組成：(1)《語音實驗》。本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對德裡達《論文字學》的一種回應。在阿甘本看來，我們不能將字母等同於與它對應的發音體系；相反，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原初的語音，一種不能被還原為文字的語音。(2)《論需要的概念》。不同於倫理學對“需要”的闡釋，本文將“需要”視作一個本體論範疇，而非道德範疇。在此基礎上，本文對必要性、可能性、現實等範疇提出了新的理解。(3)《論可說之物與觀念》。本文從柏拉圖的《書簡七》出發，借用斯多葛學派的“可說之物”，重新闡釋了柏拉圖的“觀念”。正如阿甘本所說：“哲學不再通過觀念在語言中追問自身，也就失去了它與可感世界之間的必然關聯。”(4)《論寫序》。本文同樣受到《書簡七》的啟發，在對柏拉圖作品的重讀中，阿甘本向我們展示了哲學的序言性、間接性、非教條特徵。毫無疑問，這也是阿甘本自身哲學所具有的特徵。(5)《至上的音樂。音樂與政治》。乍看起來，這篇討論音樂的附錄在本書中顯得有些另類。其實不然。通過阿甘本對音樂史的獨特解讀，我們得到了一種全新的音樂概念。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恰恰可以將這視為本書標題所提問題的答案。

1938年3月25日晚上十點半，埃托雷·馬約拉納在那不勒斯登上了提萊尼亞公司的蒸汽船，出發前往巴勒莫。當時他已在那不勒斯大學教了一年的理論物理學。從船出發的那一刻起，這位同代物理學家中的佼佼者就消失了，僅留下些無從查證的傳聞和推測。我們想作出的假設是，如果量子力學有賴於實在必須被概率性遮蔽的慣例，那麼失蹤就是真實從概率計算中逃脫並不容置疑地被確定為真實的唯一方式。馬約拉納讓自己成為真實的本質在當代物理學概率性的宇宙中一個典範的獨特符號，並以這種方式製造了一個既絕對真實，又不太可能的事件。在1938年3月的夜晚，他決定消失得無影無蹤，並讓關於自己失蹤的線索變得撲朔迷離、無法驗證。他以此行動向科學提出了一個迄今仍然難以回答又無可逃避的問題：什麼是真實？

本書為阿甘本的美學專著，他通過對詩歌、散文、語言、政治、正義、愛與恥辱等主題之間一系列碎片的分析，進入了哲學與詩歌的區別這一主題。這些論述沒有形成貫穿全文的一致說法，但他通過打破邏各斯的限制，使詩歌與哲學之間的區別不再明顯。通過使用各種文學手法，包括寓言、格言、謎語、短故事以及各種“簡單形式”，阿甘本在實踐中演示了一種批評方式，它帶來的是一種經驗、一種覺醒，在這裡，思想的問題成為詩的問題。

本書是阿甘本美學―哲學研究的一部新作。共分五章：科學與快感、真與美、享受的知識與認識的快感、溢出的知識、超越認識主體。第一章中，阿甘本辨析了“品味”（gusto）一詞的詞源，並從科學史的角度分析了品味在人類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中的演進，由此探討認知的快感。第二章中，阿甘本的視角回到美學的兩個基本問題，即“真”與“美”上面。在這裡，真實與美感是一對辯證的關係。第三章中，阿甘本重新思考知識本身的問題。也就是說，在認知真實的基礎上，美感的培育問題。第四章中，阿甘本思考了當下知識的氾濫和深度的匱乏問題，由此又回到第一章中提出的問題：在認知過程中，如何享受知識帶來的快感？第五章中，阿甘本提出，若要獲得更真實和美好的知識人生，則需要將認知這個行動內化為本己的活動，由此超越狹隘的自我主體，將自身放到更為真切的認知體驗之中，這才是美學和美育的根本路線。本書以阿甘本擅長的散文短章寫就，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頗為生動、有趣。

《例外狀態:二之一》適時且令人折服地探索了國家權力撤回對於法律保障與法律權利之確保的能力，同時既將其屬民棄置於法律暴力的即興之下，又強化了國家的權力。阿甘本靈敏地思量這個權力的歷史與哲學意涵，提供了關於“生命”和其與規範性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卓越思考。這是一本博學而挑戰主流觀點的書，呼籲我們“讓機器停擺”，並且打破法對於生命所施加的暴力束縛。

本書通過對共同體概念的深入闡發，創造性地延續了思想目前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世紀神學家、斯賓諾莎直到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論題，也回應了同時代人南希、布朗肖等人關於“共同體”觀念的激烈爭論，探尋了正在從現實世界中來臨並塑造未來世界的人的“獨特性”，以及由此構成的一個“無本質的共同體”的特徵。本書作為有名的“牲人”系列研究的起點、阿甘本哲學的宣言性著作，幾乎涉及了作者後來通過具體研究進一步發展

《語言與死亡》是初版於1982年的一本阿甘本早期著作。他想破解的，是潛藏在人性的寓所之深處的秘密，那構成西方哲學本體論傳統之根基的東西到底是什麼？那關於語言、死亡和時間性的紐結是什麼？那言必稱邏各斯的生物，他究竟處於怎樣的一種“無根性”狀態？那神聖與暴力、那政治與神學、那聲音與倫理、那話語與邏輯之間的關係，到底處於怎樣的一種交織和互文性之中？聲音是什麼？否定性到底寓居於何處？閱讀此書，如同一次精神

人類歷史的終結是一個事件，一個已經被從聖保羅到本雅明的彌賽亞主義、從黑格爾到科耶夫的辯證學家所預言和宣告的事件。誰是即將來臨（或業已降臨）的走向終結的歷史的主人公？人是什麼？人如何登上舞臺？然後人是如何在眾多動物中成為主人和保持其首要地位的？在《敞開》中，吉奧喬•阿甘本認為，人一直被看成自然的有生命力的身體和超自然的、社會的或神聖的因素的神秘結合體，我們反過來必須將人理解為把人性與動物性從實踐上和

普爾奇內拉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地方戲劇中的一個戲劇角色。18世紀畫家喬瓦尼·多梅尼克·提埃波羅(即小提埃波羅)曾以其為主角畫過一部多達百餘幅、題為“嬉游曲”的系列畫集。本書是阿甘本對這些畫作的研究。在本研究中，阿甘本不僅從藝術史的角度進入，更從古典學的角度切入，探討了該喜劇人物的演變歷程，以及這個人物在西方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意義。但阿甘本的落腳點卻在哲學上，他將普爾奇內拉作為某種生命形態的象徵，融入了

《裸體》一書由10篇各自獨立的論文構成，書名取自其中的第七章，阿甘本在本書中探討了創造與救贖、當代性、威尼斯幽靈、人格身份、復活的榮耀身體、裸體等一系列問題，但看似零散的篇章結構中貫穿著的是同一個主題，那就是用非功用性概念來探討各種既有秩序對工作和功用的建構，從而在批判現實和觀念的基礎上打開各種可能性。這也是作為政治哲學家的阿甘本一直以來的理論努力。

本書通過對九篇短文的深刻分析，探討了“主體理論”、“救世論”、天才與自我、戲仿與文學模式、“魔幻的”倫理律典、“欲望”以及“行為和表現論”等重大問題，進而對“瀆神”予以重新定義，即“使脫離普通用法而進入神聖領域的因素重新回歸普通用法”。

對方法進行反思，對阿甘本來說意味著一種考古學意義上的警惕：它是一種執著的思想形式，它的途徑是暴露、檢視和闡明那依然晦暗、沒有形成主題、甚至沒有被說出的東西。因此，保持考古學意義上的警惕，也就是回歸、甚至發明一種與一個“由相似和交感、類比和對應的密網支撐起來的世界”相協調的方法。阿甘本在這部簡短卻密實的著作中提及大量的作家和主題，這是為創造一門超越符號學或者說解釋學而進行的探索的範例。 本書是阿甘本

《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內容簡介：如今要探討經驗的問題首先必須承認我們再也無法得到它。任何想在今天恢復傳統經驗的人都將面臨自相矛盾的境地。幼年恰恰是顛倒的引擎，將純粹的前巴別塔時代的語言轉化為人類話語，把自然轉化為歷史。

《羅馬書》在《聖經》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奥古斯丁、加爾文、馬丁·路德等人均受其啟示。本書由阿甘本一系列的討論班課程發展而來，其主導思想始終如一：對文本的詮解，對《羅馬書》第一句話裏的十個詞的逐一解讀。阿甘本試圖把保羅書信從基督教會歷史中分離出來，並將其文本重置於早期的“猶太—基督教”背景，指出它是“西方最具奠基性質的彌賽亞主義文本”。通過對《羅馬書》首句的逐字解讀，阿甘本謹慎地辨明瞭那些經由歷代

在《神聖人》中，阿甘本旨在把關於純粹可能性、潛在性與權力的問題，同政治與社會倫理的問題在以下語境中連接起來：後者已喪失其早前的宗教、形而上學與文化的立基。阿甘本從福柯關於生命權力的碎片性分析中獲得啟示，進而以巨大的廣度、強度與敏銳度，在傳統政治理論史中探查關於一種生命權力理念的隱秘在場。他指出，從政治理論的最早論題（尤其是亞里斯多德關於人作為一種政治動物的論述）開始，並且在整個關於主權（無論是國王

本書是義大利著名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有關政治理論探究的著作，收入在他極具影響力的“牲人”系列中。在此之前，阿甘本已經追溯了主權、神聖性和經濟性的思想的根源，現在他轉向一個也許是不可能的話題：誓言的概念。遵循義大利學者保羅·普羅迪，阿甘本將誓言視為西方政治的基礎，進而在人類經驗中探索誓言現象的根源。他拒絕了在宗教中尋找誓言的起源這一普遍觀念，而是認為誓言指向了一種對語言經驗的特殊回應，這一回應催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