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振環

本書對伍光建著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考訂，將184種伍光建著譯分為“文學”(包括小說、劇本、詩歌和劄記)、“英漢對照小說”、“歷史傳記”、“哲學、倫理、政治”、“科學讀本”、“英語讀本”(包括編纂和校訂的英漢詞典和漢英詞典)以及“遺稿”七大類，為其中正式出版者136種一一做了詳細的提要，並製作了《伍光建著譯出版年代分類統計表》，作為附錄一，旨在將伍光建植入其所處的時代語境和翻譯史演變的發展脈絡之中，由此不僅能管窺其所處時代的流變，也為譯者與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史料支撐。

清末民初出現不同「譯道」上的探賾者，包括個體和群體的編譯者，如外國傳教士（如馬禮遜父子、謝衛樓、傅蘭雅）、中國譯者（如孫中山、梁啟超、王國維、奚若、張聞天、馬君武、李達）、譯者群體（如「小說林社」江蘇翻譯群體）及不同類型的贊助人（如廣智書局、「小說林社」、金粟齋、上海東文學社、翰墨林書局、中華書局等）。 本書通過考察十二個譯者、譯者群體和贊助人的個案，把清末民初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出版史視為一個整體看待，既從「蟲眼」對譯者和贊助人進行微觀的細緻考證，也從「鳥眼」的視野宏觀地提出問題意識；既重視「內部史」，又注意「外部史」的研究；著力從脈絡化的方法入手，闡發有關翻譯史研究的新開拓和新思路。

清末民初出現不同「譯道」上的探賾者，包括個體和群體的編譯者，如外國傳教士（如馬禮遜父子、謝衛樓、傅蘭雅）、中國譯者（如孫中山、梁啟超、王國維、奚若、張聞天、馬君武、李達）、譯者群體（如「小說林社」江蘇翻譯群體）及不同類型的贊助人（如廣智書局、「小說林社」、金粟齋、上海東文學社、翰墨林書局、中華書局等）。 本書通過考察十二個譯者、譯者群體和贊助人的個案，把清末民初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出版史視為一個整體看待，既從「蟲眼」對譯者和贊助人進行微觀的細緻考證，也從「鳥眼」的視野宏觀地提出問題意識；既重視「內部史」，又注意「外部史」的研究；著力從脈絡化的方法入手，闡發有關翻譯史研究的新開拓和新思路。

全書除序言和後記外，主要由四篇構成，即“鄭和下西洋與中外動物知識”“典籍中的動物知識與譯名”“動物圖譜與中外知識互動”等，每篇下有三四篇獨立的研究論文。借助明清時期動物知識的交流這一獨特視角，對於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做進一步研究。書稿同時配有相關的圖片，圖文配合，生動活潑，妙趣橫生。

一門學科要有開拓和突破，需要深入瞭解學科自身的發展史。翻譯活動在中國有著近三千年不間斷的歷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譯傳統，但將這一翻譯活動的演變作為獨立的研究物件來進行考察，卻是從20世紀初才開始的。本書是一項關於中國翻譯史學在20世紀形成和發展過程的歷史回顧。作者將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演變過程以“起承轉合”為線索，對20世紀（1902―2000）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步、發軔，如何經過民國時期的承接、

《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主要內容：比如說在基督世界中最有影響的一本書就是《聖經》；在穆斯林世界最有影響的一本書就是《可蘭經》；在共產主義世界最有影響的一本書就是《資本論》；在瘋狂的歲月里對中國最有影響的一本書，不能不是“小紅書”，即《毛主席語錄》。舉出的書愈多，則愈不好定，也愈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所以，這部有重大資料價值的書，還不如取個樸素的書名，更切合實際。否則，例如書中第十八種《造洋飯書

16至19世紀的西學東漸，使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獨特而漫長的文化轉型時期。此間所形成的漢文西學地理文獻，在明清地理學界和思想世界交織出種種特殊和豐富的人文想像。本書以新穎的歷史陳述方法，通過明清間《坤輿萬國全圖》《職方外紀》《坤輿全圖》《坤輿圖說》（《七奇圖說》）與《地球圖說》，以及晚清《四洲志》《瀛寰志略》《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地球五大洲全圖》等一系列相互銜接的論題，從歷時性語境切入明清漢文西學地理文獻的研究。作者通過對地理文本的細讀，展示出有關來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知識人參與各種地理學漢文文本的生產，以及不同媒介、文類和文化贊助者所參與的製作和流通的若干個案，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嶄新的學術議題。本書特別留意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將這些議題放入中國與世界的坐標之中，嘗試梳理出西學東漸宏大和壯闊的歷史畫面之中，明清地理文獻所展開的中西文化之激烈碰撞和交融的複雜面向，引導出不同於以往地理學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知識範疇，提供了一種新的知識史的研究視野。

16至19世紀的西學東漸，使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獨特而漫長的文化轉型時期。此間所形成的漢文西學地理文獻，在明清地理學界和思想世界交織出種種特殊和豐富的人文想像。本書以細膩的歷史陳述方法，通過明清間《坤輿萬國全圖》《職方外紀》《坤輿全圖》《坤輿圖說》(《七奇圖說》)與《地球圖說》，以及晚清《四洲志》《瀛寰志略》《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地球五大洲全圖》等一系列相互銜接的論題，從歷時性語境切入明清漢文西學地理文獻的研究。作者通過對地理文本的細讀，展示出有關來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知識人參與各種地理學漢文文本的生產，以及不同媒介、文類和文化贊助者所參與的製作和流通的若干個案，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嶄新的學術議題。本書特別留意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將這些議題放入中國與世界的坐標之中，嘗試梳理出西學東漸宏大和壯闊的歷史畫面之中，明清地理文獻所展開的中西文化之激烈碰撞和交融的複雜面向，引導出不同於以往地理學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知識範疇，提供了一種新的知識史的研究視野。本稿為國家社科後期資助項目，已經結項。

本書收入的被稱為"三危言"的三部著作：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湯震的《危言》和邵作舟的《邵氏危言》，是近代中國宣傳改良政治、變法維新的論著中影響最大且題名《危言》的三種。"三危言"作為晚清學術思想發展序列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其思想變化的多維聯繫，似乎並未通過以往個案的研究得到充分的揭示。編者選取"三危言"中最富代表性的三個文本合為一書，進行編校整理，無疑更便於我們分析和解讀作為近代學術名著的

《明清史評論》（*輯）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所編，以書代刊，預計今后半年一輯。本輯共收錄文章15篇，包括發刊詞1篇、專題論文8篇、讀史札記1篇、書評2篇、博士論文摘要2篇、會議綜述1篇。作者均為當今明清史研究領域國內外的名家、專家，文章既聚焦于熱點論題，也有新的發現與開拓，代表了當今學界有關這一領域特別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明清史研究的前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