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資料總142號繼續刊登李景銘《六二回憶》,記載1937-1938年日軍侵略中國及華北偽政權的內幕。繼續刊載《孫瑞芹自傳》,記錄了他早年的求學經歷、新聞記者生涯,包括與張太雷的同窗之誼、在華英語新聞機構的狀況等,對於張太雷研究、新聞史研究均頗有史料價值。翻譯資料兩篇:義和團運動時期華勇營英國軍官巴恩斯(Arthur Alison Stuart Barnes)所撰的《華勇營出軍志》(On Act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卷,它為人們提供了杜威的重要著作――《作為經驗的藝術》(Art as Experience)的一個權威版本。《作為經驗的藝術》是由約翰·杜威於1931年2月至5月在哈佛大學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講座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作為詹姆斯講座的首講者,杜威有機會系統地探討一個他曾經被指責為忽視了的領域。從1931年到1934年,他對十次的演講稿進行了修改和擴充;在這期間,他在與阿爾伯特·C·巴恩斯(A. C. Barnes)的通信中,給出了他創作過程的詳細記錄,他也正是把這本書獻給巴恩斯的。這部著作在1934年出版後得到了熱烈的評論。戴維·懷特·普勞爾(David Wight Prall)稱讚,本書具有非凡的“實際成就的廣度”;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中,迪諾·費拉裡(Dino Ferrari)稱之為“對藝術的‘生物學的’方面徹底的、刺激的、輕快的簡潔論證”。歐內斯特·薩瑟蘭·貝茨(Ernest Sutherland Bates)視之為杜威哲學的“王冠”,是“美國所作出的對於美學最為重要的貢獻”;並得出結論說,它將吸引“任何一個關心人類命運勝於自己個人職業的人――任何一個理解藝術與生命的關係的人――任何一個欣賞自己生命最佳瞬間的意義的人”。時至今日,《作為經驗的藝術》仍然在藝術和美學的領域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杜威自己所寫的:“最終只存在著兩種哲學。其中的一種就是,在其所有的不確定、神秘、懷疑以及一知半解中接受生命和經驗,並且把這個經驗轉而加諸自身,以便深化和強化它自己的性質――轉向想像以及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