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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是什麼？歷史事實又是什麼？ 在面臨外敵的當下，為了鼓舞民心士氣，宣傳是有必要的。但做為後世歷史研究者，則有必要對事實作釐清，留下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在所謂「國家認同建構」的「民族記憶」大纛之下，誤謬流傳「歷史垃圾」。 本書是在發掘大量日軍原始檔案基礎上，對比國內戰史檔案，對1933年日軍熱河作戰（長城抗戰）進行的國際對比考證。曝露了第二十九軍喜峰口大刀隊殺敵紀錄的虛偽，釐正臺海兩岸戰史紀錄中的種種謬誤，並指出以政治宣傳取代歷史事實，將抗戰史作為民族精神教育手段的方法面弊病，是對今日已成為民族抵抗精神原點的長城抗戰史紀錄的顛覆性研究。 利用實證戰史研究，注重使用第一手原始資料，為了重新考證，澄清當今官方戰史紀錄中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實，可以做為利用戰史檔案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的新方法。

橫跨三地的兩代家族故事，雖斷猶連牽的文壇怨偶 詩人父親、翻譯家母親與女兒的生命連結 隔著歲月、誤會與沉默，藏著未竟的愛與相互理解 梁宗岱（1903-1983），詩人、評論家、翻譯家。1924年赴歐洲留學，親炙梵樂希（Paul Valéry）、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等大師，1931年返中國，任教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代表作有《詩與真》、《一切的峰頂》等。 陳鍈（1907-1988），筆名沉櫻，為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1948年到臺灣後，任教大成中學、北一女中。代表作為《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同情的罪》等。 本書由兩人長女梁思薇，以口述方式回望父母的人生軌跡，呈現女兒視角的梁宗岱與沉櫻。而清新可讀的文字，鮮明動人的回憶過往，可看出時代背景與家族關懷。尤其梁、沉交往對象皆是著名文學作家、翻譯家，如沈從文、熊十力、徐志摩、巴金、趙清閣、林海音、琦君、張秀亞等，透過兩人看似平凡的一生，了解他們不平凡的文學歷程。 在梁、沉相愛時到日本葉山旅居，過著有文學有詩意的生活，有文學這個共同的興趣，此時期亦是他們的良辰，梁宗岱最有名的譯著《一切的峰頂》，即是此時的作品，他在沉櫻的陪伴下，在寫作和情感獲得豐收，是他愛情和事業的雙重峰頂。 梁、沉回到中國後於1936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沉櫻轉而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沒有餘裕寫作，但在婚後六年，梁宗岱結識粵劇花旦甘少蘇，為其贖身。之後沉櫻決定帶著子女到臺灣，開啟她的譯寫盛年。梁宗岱在1944年返鄉後潛心研製中藥，與文學漸行漸遠，到文革後才重拾譯筆。 關於他們後來的婚姻故事在坊間傳聞不少，女兒梁思薇透過自身觀察與對父母的了解，另有一番想法，認為梁宗岱與沉櫻是怨藕，兩人之間的情感剪不斷、理還亂，即使第三者的介入，他們在精神上仍是相知相惜。當甘少蘇出現，讓沉櫻對這段婚姻有了掙扎，也因為她堅持平起平坐的婚姻關係，最後決定不為情所困，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兩岸分隔近三十年之後，1976年梁思薇與父親終於再次見面，看到父親捧讀詩集時的眼淚，不只是歲月如流，人事已非，他內心澎湃洶湧的必然還有對沉櫻的愛怨情愁。沉櫻於1980年代曾回中國居住一段時間，雖然兩人自1947年分別後沒有再見面，但仍有書信往來，沉櫻到了晚年體悟到應該彼此珍惜，兩人如同梁宗岱回信引Robert Browning的詩句所說：The best is

來自兩個世界的眼睛 一位美籍華裔教授的文革中國觀察 「我不禁流下了眼淚，或許是因為返回闊別二十四年的祖國而興奮，也或許是出於恐懼――我的朋友們警告說，我可能會被中國共產黨扣押。」 鄧嗣禹清末出生於湖南，畢業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後赴美留學，在內戰期間短暫返國執教，之後一直留在美國工作與生活。 中共建政以後，與美國關係不佳。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為了拉攏中共對抗蘇聯，造訪大陸。此後許多華裔美籍知識分子紛紛回大陸探親或旅遊，鄧嗣禹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事隔多年，重新踏上故土的他心中滿是忐忑。在美國流傳的「文化大革命」情節相當令人不安，有人說代表舊傳統的建築與文物被大量破壞，也有人說知識分子們被批鬥與迫害。雖然這些流言虛實難辨，但橫立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間的隔閡幾乎無法讓人證實或證偽。因此心懷傳統已然消失殆盡（以及可能被中共扣押）的恐懼，他鼓起勇氣「重訪中國」，就為了親眼看看文革的真實樣貌。 第一次訪問是正在文革的1972年，他從香港進廣州，去了包括杭州、上海、北京等各大小城市，以華僑的身分，而非美國人的身分，接受各種招待與行程安排，見了舊時師友、親人，也以教授身分做了學術交流。他除了記下所見所聞，也不斷回想起過去的中國，以及現在正生活著的美國，將他的兩種生活經驗與眼前的「新中國」不斷地相互比較。 而第二次訪問則是文革已然結束的1978年，匆匆一瞥，與六年前又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鄧嗣禹提筆記下的「重訪中國」，原稿是英文，明顯是為了向當時還在霧裡看花的西方世界，介紹文革發生後的當代中國樣貌。因此這本遊記可說是傳統的中國與現代的美國，兩種世界觀綜合後產出的寶貴紀錄。 本書並收錄鄧嗣禹1946-1947年在北京大學教書，以及1956年訪問港澳始末、1985年三度「重訪中國」的相關記述。

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方面對蘇聯，東方面對日本，究竟是防共優先，還是抗日重要，在有限的資源裡，亟需深思熟慮。 此時，中日蘇三角關係，因「疑」、「謀」、「憎」、「鬥」的多重交叉而形成種種錯綜複雜的兩難困境。身處其中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圍繞「抗日」與「防共」兩大難題經歷了怎樣的抉擇過程？日本因素對此發揮了什麼作用？蘇聯因素又予以何種影響？ 本書透過探究以上問題的答案，揭示了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多重面相，以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為基於三個結合──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結合、中日雙邊關係研究與中日蘇德等多邊關係研究的結合、政策演變史研究與人物研究的結合──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書日文版《日中全面戦争に至る中国の選択1933-1937－「防共」と「抗日」をめぐる葛藤》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25年1月出版。中文版不僅年代從1933年至1937年，延長為1931年至1937年；在內容方面，也由九章擴大為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