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人類學

文化，是一個不斷生成（becoming）的過程James Clifford 人類學反思三部曲今日的人類學作為一門精通特殊、差異、異質的學問，該如何展現這項有別於其他學科的專業，以維護這個複雜社會不至於傾向單一的見解？田野調查是否淪為資料搜集的管道或封閉場域？人類學家是否有能力保持對流動的異質性與混雜本眞性的現實感？人類學反思三部曲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文化的困境》質疑：即便民族誌經由一連串密集式經驗與對話得以詮釋他者文化，這種研究經驗究竟如何轉化成權威的寫作經驗？這種往返於人類學田野工作和民族誌書寫的異文化認識與策略，《路徑》逐漸以「移轉」指稱之。《路徑》關注於移轉中所銜接的人類差異性，關切在愈來愈連結但非同質的世界中，糾纏的文化經驗、結構與可能性。《復返》試圖描述這個銜接性的多中心總體，藉以彰顯一種多元的時代精神，提出對本眞性的懷疑，從而呈現一種小寫複數形式的歷史觀「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以尋找一個複雜、協商、歷史偶然的眞實。【文化的困境】1977年秋天，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住在梅斯皮「鱈魚角的印第安城鎮」的萬帕諾格（Wampanoag）印第安人後裔，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被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存在，並持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然而，這群印第安人的生活早已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教徒、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20世紀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紀同樣的印第安人？或者我們該問的是，當涉及權利／力時，究竟該如何表達、或是突顯所謂的族群特徵？1930年代，在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系主任馬凌諾斯基的主導下，建制了這門學科自身知識體系的實踐方式。自此之後，所有人類學研究者都被要求經過「田野工作」這種儀式般洗禮方能獲得專業上的肯認：人類學家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置身田野現場」，從而獲得「在地者觀點」的發言人身分，闡述一個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汙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後續的「拯救」任務。然而，這種研究方式也同時反映了這門學科始終存在的憂慮：面對科學有效性指標的擔憂，

一則關於鬧鬼的人類學研究正是那些被噤聲或被消失的鬼魂，讓我們有一個重新認識歷史的開始1973年9月3日早晨，旗津中洲碼頭，一群急著要去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男性女性，擠上了前往高雄前鎮的渡船，「高中六號」。這類民營渡船通常最多只能搭載10多人，但這艘渡船當時卻擠進了超過70人，在航行中翻覆沉沒。25位年紀介於13到30歲之間的女性不幸溺斃喪生。罹難者家屬和高雄市政府決定將意外喪生的女性合葬，她們被集體埋葬之處稱為「二十五淑女墓」。民間傳說未婚女子去世後會變成無家可歸的女鬼，二十五淑女墓開始出現鬼魂出沒、尋找丈夫的傳言，人們開始避免經過此地，當年喪命的年輕女工也承擔了鬼魅的汙名。2008年，在當地女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高雄市政府為這些不幸的女性正名，將「二十五淑女墓」重新整修並正式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當年25位上班途中不幸溺斃的年輕女性被定位為「60年代為台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藉此宣導兩性平權與勞動安全議題。渡船事件罹難者一開始到底為什麼要合葬？這麼多年過去，為什麼還要挖出她們的遺骨，大費周章整修她們的安息之地？她們的生與死如何影響身邊的人？周遭的社群如何形成對死者的共同記憶？這些記憶與過去、現在、未來如何連結？+++++記憶從來都不只關乎過去，記憶的建構始終是面向未來的過程。有三股力量直接參與了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改造：罹難女性的家屬、台灣女性主義團體，以及身為國家行動者的高雄市政府，三方各自體現了某一種生者與逝者的關係。罹難者父母為了斷開逝去女兒未婚身分與女鬼的連結，他們尋求台灣民間宗教的力量，將女兒的死後地位從女鬼提升為神明。與此相對，高雄的女性主義團體努力消除未婚女鬼的汙名，她們組織社會運動，宣傳死去的女性是工業勞動力的寶貴一分子，曾經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女性主義團體同時也呼籲國家改善合葬地的環境，紀念她們的付出。至於高雄市政府方面，地方官員意識到，在全球經濟環境變遷之下，高雄的城市經濟無法再依賴傳統產業部門，於是響應女性主義者紀念罹難者的號召，將旗津船難二十五位罹難女性的墓地改造成適合遊憩的紀念公園，成為城市後工業大改造計畫的一環。這個脈絡將死去年輕勞工的鬼魂轉變成新象徵，代表高雄前瞻進步的新身分。《女工之死》全書三部，共分八個章節。第一部「緣起：逝去之人」描述當年渡船事故經過、各方後續處理，以及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背景，探討各方基於不

地緣政治下的美墨邊界，如何對一代又一代的母親和孩子造成重重阻礙與創傷？這部私密且坦白的民族誌，同時也是一份深刻的脆弱書寫，女性的聲音躍然紙上，大膽對當權者道出令人刻骨銘心的真相克勞蒂亞・賈西亞是一位墨西哥母親。她的大女兒娜蒂從小被發現聽力有問題，於是她冒險帶著當時才兩歲的女兒越過邊境前往美國。身心障礙的孩子在美國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克勞蒂亞也希望女兒到美國可以獲得比較好的醫療條件。然而，終於抵達德州與丈夫會合之後，克勞蒂亞才發現，沒有合法證件不止影響你的移民身分，也對日後生活和教養兒女形成挑戰，甚至會被原本應該提供醫療照護的機構排除在外。人類學家伊莉莎白・法凡－桑托斯是一位墨西哥女兒，她在美國出生，成長於墨西哥移民工人家庭，在母親及祖母的教養下長大。聽著克勞蒂亞回顧過去的經驗，伊莉莎白不由想起自己母親的故事——另一個深受移民和美墨邊界影響、為了追求更好的未來而越過國界的母親的故事。伊莉莎白和克勞蒂亞的訪談持續了五年，記錄下克勞蒂亞獨自帶著女兒越境的驚險過程，以及抵達美國之後為了替女兒爭取醫療權益遇到的種種挑戰。從克勞蒂亞與醫生和老師之間的拉鋸，我們看到教育和醫療體制如何強化她們的無證身分，以及政治與媒體排外心態如何讓她們的就學與就醫過程一再遭受阻礙，困難重重。伊莉莎白也重新聆聽自己母親的故事。她要求母親說一個更完整的版本，把她自己、她的回憶和她的創傷，放進故事裡；直到這時，她才看見自己母親移民經驗的另一個面向。我們的社會期待母親把孩子跟家人擺在第一位，優先於她們的工作、生活，甚至健康。身為母親，就應該為了孩子的未來犧牲自己的未來，但即使是「犧牲」也脫離不了政治，方方面面都受一個人的種族、階級和政治地位影響。移民母親的犧牲所得到的評價迥異於一般母親，無證移民母親甚至可能因為被斥為犯罪，而陷入無止盡的自責與煎熬。每個母親都有不同的故事，但遷徙和移居過程中，母親角色認同所面臨的種種掙扎，很少得到應有的關注。克勞蒂亞的故事代表一種經常遭人忽略和誤解，本身也無法言說、不被記錄的母職——一種關乎愛、犧牲，以及為兒女爭取權益的母親經驗，雖然不見於親子教養文獻，卻是美國數百萬女性移民的真實經歷。克勞蒂亞與伊莉莎白的母親，兩個移民故事彼此交織，呈現了故事之間相互連結的力量，同時揭露移民母親埋藏在記憶深處的經歷，包括她們在過程中為了家人的未來而必須做的困難決定、各種犧牲，以及支持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