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美術出版社

《熾盛光佛佛會圖》和《藥師佛佛會圖》原為廣勝寺下寺前殿壁畫，現藏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兩鋪壁畫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於1926年至1929年間陸續購得。這兩鋪壁畫中佛像與菩薩像與廣勝寺後殿的元代壁畫相比，一改曹衣描為主的用線特徵，更多加入鐵線描，線條表現更為拘謹、工整，人物形象整體變得相對扁平和瘦削。人物服飾的衣紋較元代更為複雜，裝飾性增強。從用色上看，藍色使用較元代明顯增加。兩鋪壁畫總體風

《熾盛光佛佛繪圖》原屬於山西洪洞廣勝寺下寺後殿壁畫，此後壁畫經過出售，歷經輾轉，於1932年被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購得。此鋪壁畫風格上明顯與元代興化寺與永樂宮壁畫有相似之處，因此被認為初繪於元代，是晉南風格壁畫風格的體現。整鋪壁畫人物形象圓潤飽滿，面闊方圓，線條簡潔明快流暢，用色上以紅、綠、黃色為主，兼以少量黃色，尤其在主要人物上多使用亮色，使整個畫面顯得典雅莊重。此次出版，獲得美國納爾

《陽嘉殘石》是小嫏嬛館所編“稀見金石名品”第二輯中的一件，刻於東漢陽嘉二年（一三三），碑陽隸書十行，行七、八、九字不等。此殘石四周俱有殘缺，因內有“陽嘉二年”（一三三）等字，故名。此碑清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出土於山東曲阜，後歸海豐吳式芬收藏。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吳宅失火，石被燒毀。此碑自出土到被毀，僅十八年，因此拓本流傳稀少，殊為珍貴。此碑隸書為東漢成熟時期的漢隸，用筆瘦勁挺拔，雄健剛毅。結字富於變化，天真爛漫，方整秀勁，波挑誇張，飄逸多姿，兼有《禮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碑的神韻，屬於漢隸中挺峻剛健

《楊量買山地刻石》是小嫏嬛館所編“稀見金石名品”第二輯中的一件，刻於西漢地節二年（前六十八），清代出土于四川巴縣（今屬重慶市）江口鄉武廟後園村。此刻石是現能見最早的買地石劵。原石拓本流傳極罕，晚清即有翻刻本，且頗逼真。清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葉昌熾《語石》、羅振玉《石交錄》等均認為此石為偽作。其銘文“巴州民楊量”，然漢代有巴郡而無巴州，與史不合，應與《朱博殘碑》同為漢刻作偽之成功者。加上原石不存，至今仍有爭議。但因其傳播既久，影響甚大，拓本稀有，亦屬稀有之“漢刻”名品。世傳西漢石刻文獻傳世稀少，自晚清以來

《劉平國碑》又名《劉平國治關亭誦刻石》，是小嫏嬛館所編“稀見金石名品”第二輯中的一件，摩刻於拜城縣黑英山鄉北部的博孜克日克溝口西部一處較為平整的岩壁上。漢永壽四年（一五八）刻。（按“永壽”為東漢桓帝年號僅三年，永壽四年即改元為延熹元年。因西域遙遠，較晚得到改元的信息，所以在這年八月建亭後的刻石中仍以“永壽”紀年）。刻石文字記述了東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帶領內地工匠孟伯山等六人與當地各族人民鑿岩築亭、稽查行旅、修建關城的史實，是研究當時漢代對西域地區管理制度的重要史料。本次以高清拓本出版，並附有釋文，便於讀者臨

《延熹石刻》是小嫏嬛館所編“稀見金石名品”第二輯中的一件，刻於東漢延熹七年（一六四）。晚清時期出土，原石不知今存何處，書法介於草隸之間，頗有逸趣。漢代是漢字字體演變最為劇烈的時代。西漢初年的“古隸”，沿著正、草兩條線索發展。正體發展成為字形扁方，蠶頭燕尾、波磔分明的標準的隸書；草體則日趨減省，成為使轉、波磔分明的字體，漢代將這兩種字體合稱為“隸書”。後世人則分稱其為隸書和章草。東漢中期以後，隸書更加標準化，成為官方昭示典重的規範字體。而章草則逐漸減去波磔和勾挑用筆，從而漸漸萌芽出楷、行兩種字體。漢代時期，秦

安陽殘石四種：（正直等字殘碑）八行，行十字，中鑿孔作柱礎，半約三十餘字。（歲在辛酉三月十日等字）一行八字（劉君殘碑）二石。一石五行，行三字。一石四行約二十字。石中鑿孔作柱礎。（遺孤元孫等字殘碑）三行，首行七個半字，二行八字，三行六字。皆出土于安陽豐樂鎮西門豹祠，也被稱為“豹祠四殘碑”。大多已被改造為建築構件，所存文字信息有限，部分碑主的身份、立碑年代無法確切考證。雖然都為漢代遺物，但書風卻各不相同。

《陽三老石堂畫像題記》是小嫏嬛館所編“稀見金石名品”第二輯中的一件，是現存單字尺寸最小的漢代題記刻石。光緒十四五年間出土於山東曲阜，得之者初不看重，製作的拓本較粗糙。後歸孔氏，再歸端方，歸端方後方有精拓本。此石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因其字小，加上為刀刻，更多表現的是毛筆書寫之外的，刻工鑿刻的意趣。這類石刻小品被晚清以來的金石書家所珍視，延展了傳統書法的取法對象。從經典碑刻、簡牘墨蹟再到這類石刻小品，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書法傳統體系。本次以高清拓本出版，並附有釋文，便於讀者臨摹和研究。

漢建安殘石，此石於清末出土于四川南部綦江縣，為東漢《吹角壩摩崖》刻石，刻石上可清晰辨認“建安六年八月醜朔廿二日”、“守護嚴子男”等字樣。漢建甯殘石，刻於漢靈帝建甯元年（168年），1976年出土于山西省漢丞相翟方進墓中，現珍藏於臨猗縣博物館（董壽平先生鑒定是碑是志時難以確定，故定名“建甯殘石”。）殘石呈不規則形狀，文字也不連貫，書法樸拙渾厚。漢殘碑陰，年份不詳，存字不詳，唯存記錄見宋代歐陽修《集古錄》中記載。

《龍藏寺碑》刻於隋開皇六年（五八六）。碑現存於河北正定隆興寺。碑高一百五十六釐米，寬八十九釐米。碑額高四十二釐米，寬三十一釐米。碑陽正文楷書，三十行，行五十字；碑陰題名楷書，共六截，三十行，各行字數不等；碑額亦楷書，三行，行五字。 《龍藏寺碑》書法上承北碑之眾長，下啟初唐一代書風，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它既不同於魏晉南北朝時魏碑的粗狂雄厚和南碑的婉約韻致，也與講究程式法度的唐楷不同。此碑之書法用筆遒勁多姿，點畫瘦勁，方中見圓；結體方整，中和寬博，意韻幽遠高古。無六朝儉陋粗率的習氣，與魏碑相比，顯得 加端莊，與唐楷相比，又 加古雅而樸拙，歷來被稱為隋代 名碑。 此本為清中期拓本，紙墨精好，神采奕奕。為清代著名金石碑帖收藏家劉喜海舊藏。

《孫遼浮圖銘》又稱《大魏故蘭倉令孫府君浮圖之銘記》，刻於北魏正光五年（五二四）。石高三十三點四釐米，寬六十點八釐米，計三十行，行十六字。民國時期山東省桓臺縣出土。北魏時曾任蘭倉令的孫遼去世後，其後人因其生前篤誠佛事，遂按當時習俗在墓前建浮圖，“願令事與須彌等壽，理與日月齊明，永流懿跡，式傳不朽”。 六朝志銘之類刻石大都形制偏小，書寫者幾乎不留姓名，與出土之簡牘、帛書、信剳墨書比較，差剔不小。其中不少書、刻皆粗劣者，丟失了不少書寫的筆意細節。但也有少數寫刻精美的品種，如傳世的《張玄墓誌》等。《孫遼浮圖銘》也屬於這時期的精品之一，存字完整，刀口清晰，宛如新刻，較為準確地保存了原書者的書寫風貌。六朝碑誌刻石，其風格或奇肆倔強，或稚拙古樸。而此碑清新俊逸，用筆起落排宕，拙中有妍，筆意清健，方正之中略取欹斜之勢，動靜有序，疾徐相問，在整齊中求變化，頗值得玩味。結構上開張生動、寬博舒展，向背、俯仰、露藏、輕重皆顧盼呼應，平中見奇。時見筆斷意連處，用筆控制得鬆緊得度。結構隨筆勢或左大右小，或左小右大，欹斜變化，富於想像力。點畫或經意內捩，或舒展外拓，在虛實相間、斷連交錯中現出妙心與靈氣，與一般魏碑的率直粗俗不可同日而語。 此銘不僅書法藝術價值高，還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孫遼浮圖銘》雲：“君姓孫，名遼，定州人也。綿緒太原，分流樂安。爵土有因，遂居钜鹿焉。”後世之研究者通過銘刻內容與史書所載參證，發現北魏時期居於定州的孫遼一族，乃是出自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樂安之孫書、孫武、孫臏及漢代孫會宗之曾孫孫福嫡裔，為考證《孫子兵法》作者孫武之世居桑梓故里樂安之地望，提供了新的、不可多得的佐證根據。 此本為民國時期舊拓剪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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