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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戰亂中的中國，當時的財政是很不好的，因而審計工作，就變得很重要，但是也非常難以進行。透過學社出版的三本財政史料，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前後對中央及地方各單位的財政支出審查情形。即便是百般困難的戰爭時期，政府的審計工作並沒有因此而中止。 本系列分別為1944年、1945年、1948年的審計工作報告，彙整年度政府歲出歲入及各省收支情況，另外增補許多審計法規。 ★報告書的基本體例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國家整體歲出的概覽； 第二部分為中央政府歲出統計， 第三部分為「自治財政歲入歲出審計概況」，

本書共分兩部，第一部是「史料」彙編，第二部則為親歷者的記載。史料彙編收錄13件檔案，篇幅長短不一，最重要者為第1件「國民政府淞滬自衛作戰經過報告書」，是為國府呈送1932年4月召開的「國難會議」之總結報告，內容反映了國府第一時間的官方說法。特別是關於蔣介石曾否盡力援助第十九路軍抗戰，始終是戰時戰後的爭執焦點。 第二部親歷者的記載，收錄《王禮錫戰時日記1932》相關內容。該篇係摘自前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王禮錫（1901-1939）生前所遺留的手記。起自1932年1月29日，迄至同年3月4日。內容主要記載有關「一二八」事變，以及該段期間之社會百態。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前後，日本軍隊就已經開始試驗各類疫菌的威力，企圖在中國戰場上發動細菌戰。到了1940年，日軍為了突破僵局，調整在華作戰策略，細菌戰因為具有強大的殺傷力，成本低，能夠重創中國軍民士氣，有效降低國軍戰鬥力、折損國民政府威信，使日軍不惜違反1925年《日內瓦國際公約》，在浙江、湖南、江西、雲南等地發動細菌戰。 這其中，又以鼠疫傳播速度最快。日本軍機載運米、麥、粟、棉花，混雜鼠疫桿菌、跳蚤，從上空撒落，進而引爆鼠疫大流行。鼠疫毫無預警地現蹤，讓國軍在抵抗日軍攻擊時，還得嚴防鼠疫的隱形威脅；各省民眾飽受戰火迫害之際，也要留意鼠疫的無情殘害。 作為抗戰領導中樞的國民政府，迅速啟動了防疫機制，將人力、物力投放到鼠疫凌虐的地區，掌握鼠疫疫情、落實防疫工作、分配醫療資源、宣傳防疫知識、指導防疫作業，從而存續中國抗日整體戰力。 本書詳實記錄八年抗戰時期的防疫作為，在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的當下，或許可以作為現今防疫工作的參考。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前後，日本軍隊就已經開始試驗各類疫菌的威力，企圖在中國戰場上發動細菌戰。到了1940年，日軍為了突破僵局，調整在華作戰策略，細菌戰因為具有強大的殺傷力，成本低，能夠重創中國軍民士氣，有效降低國軍戰鬥力、折損國民政府威信，使日軍不惜違反1926年《日內瓦國際公約》，在浙江、湖南、江西、雲南等地發動細菌戰。 這其中，又以鼠疫傳播速度最快。日本軍機載運米、麥、粟、棉花，混雜鼠疫桿菌、跳蚤，從上空撒落，進而引爆鼠疫大流行。鼠疫毫無預警地現蹤，讓國軍在抵抗日軍攻擊時，還得嚴防鼠疫的隱形威


處在戰亂中的中國，當時的財政是很不好的，因而審計工作，就變得很重要，但是也非常難以進行。透過學社出版的三本財政史料，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前後對中央及地方各單位的財政支出審查情形。即便是百般困難的戰爭時期，政府的審計工作並沒有因此而中止。 本系列分別為1944年、1945年、1947年的審計工作報告，彙整年度政府歲出歲入及各省收支情況，另外增補許多審計法規。 ★報告書的基本體例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國家整體歲出的概覽； 第二部分為中央政府歲出統計， 第三部分為「自治財政歲入歲出審計概況」，

1932年初，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2月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5月成立，熊式輝擔任行營主任。這個以新生活運動發起地為人所知的南昌行營，就是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規模圍剿的總司令部。 這個機關不但管轄範圍廣闊，所管轄的事務也不限於軍事，包括各省的黨務、政務都在內。事實上，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陝西十個省，上海、南京、漢口三個特別市，以及軍事委員會所屬的軍政部、參謀本部，都受到南昌行營的管轄。 南昌行營經過一年多的運行，監督指揮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圍剿，迫使共軍於1934年底退出贛南井岡山根據地，往西南「長征」。國民政府隨後在12月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隨著追剿進入四川，運籌、指導、督察四川剿共各軍作戰，以原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出任參謀團主任，可以說是南昌行營的延伸。 「南昌行營」系列，以國民政府行營設置史上最重要的南昌行營為核心，本集收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以下簡稱「參謀團大事記」），共三冊。 「參謀團大事記」是南昌行營參謀團入川期間（1935年）的史料集，由參謀長賀國光本人編輯。內容包括蔣介石之手令、剿匪軍事、各省政治建設等，不僅記錄國民政府軍政力量延伸的過程，也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體現。因此可以增進對南昌行營的軍事與政治地位，以及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甚至國民政府如何建構現代國家等課題的認識。

1932年初，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2月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5月成立，熊式輝擔任行營主任。這個以新生活運動發起地為人所知的南昌行營，就是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規模圍剿的總司令部。 這個機關不但管轄範圍廣闊，所管轄的事務也不限於軍事，包括各省的黨務、政務都在內。事實上，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陝西十個省，上海、南京、漢口三個特別市，以及軍事委員會所屬的軍政部、參謀本部，都受到南昌行營的管轄。 南昌行營經過一年多的運行，監督指揮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圍剿，迫使共軍於1934年底退出贛南井岡山根據地，往西南「長征」。國民政府隨後在12月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隨著追剿進入四川，運籌、指導、督察四川剿共各軍作戰，以原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出任參謀團主任，可以說是南昌行營的延伸。 「南昌行營」系列，以國民政府行營設置史上最重要的南昌行營為核心，本集收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以下簡稱「參謀團大事記」），共三冊。 「參謀團大事記」是南昌行營參謀團入川期間（1935年）的史料集，由參謀長賀國光本人編輯。內容包括蔣介石之手令、剿匪軍事、各省政治建設等，不僅記錄國民政府軍政力量延伸的過程，也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體現。因此可以增進對南昌行營的軍事與政治地位，以及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甚至國民政府如何建構現代國家等課題的認識。

1932年初，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2月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5月成立，熊式輝擔任行營主任。這個以新生活運動發起地為人所知的南昌行營，就是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規模圍剿的總司令部。 這個機關不但管轄範圍廣闊，所管轄的事務也不限於軍事，包括各省的黨務、政務都在內。事實上，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陝西十個省，上海、南京、漢口三個特別市，以及軍事委員會所屬的軍政部、參謀本部，都受到南昌行營的管轄。 南昌行營經過一年多的運行，監督指揮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圍剿，迫使共軍於1934年底退出贛南井岡山根據地，往西南「長征」。國民政府隨後在12月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隨著追剿進入四川，運籌、指導、督察四川剿共各軍作戰，以原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出任參謀團主任，可以說是南昌行營的延伸。 「南昌行營」系列，以國民政府行營設置史上最重要的南昌行營為核心，本集收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以下簡稱「參謀團大事記」），共三冊。 「參謀團大事記」是南昌行營參謀團入川期間（1935年）的史料集，由參謀長賀國光本人編輯。內容包括蔣介石之手令、剿匪軍事、各省政治建設等，不僅記錄國民政府軍政力量延伸的過程，也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體現。因此可以增進對南昌行營的軍事與政治地位，以及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甚至國民政府如何建構現代國家等課題的認識。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1946年印度臨時政府成立之際，即率先將駐印專員公署升格為大使館，隔年初發布由學者羅家倫為首任駐印大使；原印度駐華專員梅農也升為大使，1948年由潘尼迦繼任，成為尼赫魯在中國的「耳目」，其於國共之觀點與評價尤具影響力。除官方檔案資料外，羅家倫、梅農、潘尼迦三位大使均留有豐富的文字記述供後人憑據考察。 隨著國共內戰加劇，政府情勢日益嚴峻，1949年4月首都南京淪陷，潘尼迦未隨行政院遷往廣州，7月政府駐藏辦事處被逐出藏，10月毛澤東於北京宣布成立新政權，尼赫魯政府電告周恩來將「謹慎考慮」局勢發展，12月30日即致函中共外長周恩來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隨之宣布與印度斷交，羅家倫降旗撤館。1950年元月印度結束自治領階段，共和國成立，同月印度投票贊成蘇聯提案將中華民國逐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4月中共與印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大使。 駐印大使館撤館前，吳俊才於新德里完成《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書稿，隔年於香港出版，羅家倫作序，感嘆國人對現代印度缺乏認識。有關印度獨立前後對華政策之演變，由於兩岸長期分治，長期不被學界所重視，直到近年來亞洲崛起、中印爭雄，中印關係研究才又受到注目。 本書廣泛蒐集取材中華民國政府因應印度獨立，於對印關係決策形成過程之原始檔案，分為「邊界問題」、「印巴僑務、商務、黨務」、「救濟新疆撤退入印巴人員」、「印度承認中共與國府後方布置」，四個大類。從宏觀視角及脈絡，研析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轉折及延續之核心議題、關鍵因素，及其於兩岸分治後中臺印關係發展與亞洲冷戰史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冷戰初期面臨美蘇在亞洲形成對峙、國共勢力消長，與中印之間的多邊應對與連動性，期能以史料為據、從史實出發，思考政府對印關係的承先啟後意義。

處在戰亂中的中國，當時的財政是很不好的，因而審計工作，就變得很重要，但是也非常難以進行。透過學社出版的三本財政史料，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前後對中央及地方各單位的財政支出審查情形。即便是百般困難的戰爭時期，政府的審計工作並沒有因此而中止。 本系列分別為1944年、1945年、1946年的審計工作報告，彙整年度政府歲出歲入及各省收支情況，另外增補許多審計法規。 ★報告書的基本體例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國家整體歲出的概覽； 第二部分為中央政府歲出統計， 第三部分為「自治財政歲入歲出審計概況」， 針對各省縣財政進行抽查，並通報缺失要求改善。 第四部分，針對該年度的調查繪製各種圖表， 呈現國家審計的概況，報告的最後附有檢討及建議事項。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1946年印度臨時政府成立之際，即率先將駐印專員公署升格為大使館，隔年初發布由學者羅家倫為首任駐印大使；原印度駐華專員梅農也升為大使，1948年由潘尼迦繼任，成為尼赫魯在中國的「耳目」，其於國共之觀點與評價尤具影響力。除官方檔案資料外，羅家倫、梅農、潘尼迦三位大使均留有豐富的文字記述供後人憑據考察。 隨著國共內戰加劇，政府情勢日益嚴峻，1949年4月首都南京淪陷，潘尼迦未隨行政院遷往廣州，7月政府駐藏辦事處被逐出藏，10月毛澤東於北京宣布成立新政權，尼赫魯政府電告周恩來將「謹慎考慮」局勢發展，12月30日即致函中共外長周恩來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隨之宣布與印度斷交，羅家倫降旗撤館。1950年元月印度結束自治領階段，共和國成立，同月印度投票贊成蘇聯提案將中華民國逐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4月中共與印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大使。 駐印大使館撤館前，吳俊才於新德里完成《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書稿，隔年於香港出版，羅家倫作序，感嘆國人對現代印度缺乏認識。有關印度獨立前後對華政策之演變，由於兩岸長期分治，長期不被學界所重視，直到近年來亞洲崛起、中印爭雄，中印關係研究才又受到注目。 本書廣泛蒐集取材中華民國政府因應印度獨立，於對印關係決策形成過程之原始檔案，分為「邊界問題」、「印巴僑務、商務、黨務」、「救濟新疆撤退入印巴人員」、「印度承認中共與國府後方布置」，四個大類。從宏觀視角及脈絡，研析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轉折及延續之核心議題、關鍵因素，及其於兩岸分治後中臺印關係發展與亞洲冷戰史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冷戰初期面臨美蘇在亞洲形成對峙、國共勢力消長，與中印之間的多邊應對與連動性，期能以史料為據、從史實出發，思考政府對印關係的承先啟後意義。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8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從1944年的伊寧事變開始，在蘇聯的策動下，位處中蘇邊界的伊犁、阿山、塔城三區紛起叛亂。即使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新疆的情勢卻不見好轉，叛軍步步進逼，已兵臨迪化城下。新疆在抗戰勝利年的內外局勢，俱見於本年日記中。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本年度吳忠信仍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並擔任黨政工作考察團團長，帶隊前往甘肅、寧夏、青海三省考察黨務、政治等各項工作情況。他藉此機會至甘肅致祭因抗戰遷移該省的成吉思汗陵墓，到寧夏會晤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又居中協調中央與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之關係，使「馬家軍」勢力退出河西走廊。這些攸關邊政與西北國防的大事經過，俱見於本年日記中。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本年度吳忠信隨蔣介石前往西北地區考察，再訪成吉思汗陵墓，並陪同宋美齡乘機飛往新疆，會晤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西北局勢遂轉趨穩定。至於西藏方面，達賴喇嘛雖已坐床，但因年幼尚未親政，在攝政主持下，與中央關係日趨緊張，於是中央開始調動青海與西康兩省軍隊，為西藏變局預作準備。西北地區與西藏兩處政局的變動，俱見於本年日記中。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本年度蒙藏委員會所主管的蒙古與西藏都不平靜，蒙古爆發伊盟事變，西藏與中央關係也更趨緊張。吳忠信身為蒙藏會委員長，如何應變與善後，俱見於本年日記中。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本年人稱「新疆王」的盛世才，卸下新疆省政府主席職務，至中央任農林部長，其主席遺缺由吳忠信接任。主掌處中蘇交界，民族、語言、宗教複雜的新疆，確實是極大的挑戰。內政方面，需要處理前任主席盛世才的政經遺產，吳忠信也從他人口中獲得許多盛世才與蘇聯、中央關係的情報，例如盛世騏案的細節。外交方面，在蘇聯的策動下，從該年年末的伊寧事變開始，位處中蘇邊界的伊犁、阿山、塔城三區，情勢也逐漸不穩。吳忠信身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如何應變，俱見於本年日記中。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5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6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7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上距七七有八年，距九一八為時十四年，距甲午之戰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也」。中國戰勝意義自是重大，但蔣中正委員長在當天廣播中，則不無憂慮的指出：「抗戰是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勝利。」顯然國共關係惡化、戰犯處置之外，東北接收與中蘇交涉等棘手問題，均將一一出現。本書資料重在日本投降經過，接收東北、接收旅大與中蘇交涉，張莘夫被害案（1945-1947）。

本書包含1943年同盟國準備成立戰爭罪行調查會至1948年中國戰犯處理委會工作報告相關文件。

交戰雙方和約簽訂，戰爭才算結束。中華民國對日和約，遲至1952年日降後六年又八個月才在臺北簽字，原因涉及戰後中國變局。1945年日本敗降，1949年12月，中國共產黨勢力席捲大陸，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這時蘇聯在東亞勢力擴張，國際局勢鉅變，戰勝的中、美、英、蘇、法五強，對東亞新秩序的建立，有複雜考量，同盟52國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和會，直到1951年9月8日，才有蘇、波、捷之外的49國參與簽訂的金山和約。當時中華民國未獲邀參加，次年（1952）4月28日在臺北正式簽訂中華民國對日和約，結束了中華民國與日本的戰爭狀態。由於戰後美國在東亞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也可看到中、美、日三方外交穿梭的足跡。本書主要有一、中國對金山和約立場表示（1950-1952）與金山和約的簽訂；二、中日雙邊和約前的籌議，包括美方意向、實施範圍、中日雙邊交涉及名稱問題的討論。

二戰結束後，冷戰接踵而來，1949年後中國形成一國兩府的分裂局面，蘇、英、美對誰能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和約有分歧看法，1950年韓戰爆發，英、美獲得妥協，同盟國對日舊金山和會不邀中國參加，在美方折衝下，日本決定與中華民國政府商訂雙邊條約。1952年2月，日方代表河田烈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在臺北磋商，最後雙方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雙方互換大使，直到1972年9月，遷移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維持了約二十年的正式外交關係。本書包含雙邊和會的一次籌備會、十八次非正式會議及三次正式會議紀錄，完整呈現會議自籌備至締約的過程。

原汁原味、一字未改的抗戰情話！ 八年抗戰時期，國難當頭，許多人秉持著救國第一、兒女私情第二的愛國想法，但廣大單身兒女們，依然對愛情、對婚姻有著無限憧憬。 當時大量青年由各地湧入四川、貴州與昆明等大後方，他們脫離原生家庭與故鄉的連結，甚至也與原本的婚約對象分離兩地。加上自由戀愛之風興起，新對象或透過親友介紹，或由工作場合認識覓得，大膽者還會直接登報徵婚，期望能覓得如意的人生伴侶。 關於王貽蓀與杜潤枰 本書收錄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王、杜兩個家族成員抗戰期間來往的書信，其中大半是王貽蓀與杜潤枰兩人的情書。當時王貽蓀住重慶，杜潤枰住貴陽，兩人雖是同鄉，卻素不相識，直到1944年始由杜潤枰之兄牽線，藉由通信認識，進而滋生愛苗，至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中秋節正式結婚。算算兩人由相識到結婚的二十個月中，實際會面相處僅有一週，其餘時間都是透過魚雁往返發展感情。信中不乏令人臉紅的熱情詞語，烈火般的情感，今日讀來仍熾熱地燃燒，完全顛覆我們對老一輩情感含蓄的刻板印象。 除了濃烈的情意外…… 信中還可見到戰時小民們的日常生活。雖然物質不充裕，日子還是得過，吃什麼？怎麼穿？住在哪兒？平常有什麼娛樂？例如衣服，由於布料的價格波動過大，再加上為了省工費，許多日常穿著及用品都需由自己親手縫製。甚至枕頭、被套等，自製都比購買成品來得經濟實惠。然而這些日用品也會成為小偷竊賊下手的目標，足以想見當時的艱困生活。 所以我說，那個家書呢？ 後續的家信部分包括同在後方的親友通信，以及後方與日本控制下的淪陷區間來往的信件。雖然一東一西已由不同政權統治，但雙方依舊來往，音信走得稍慢，卻不若鐵幕般一隻麻雀也飛不出。由於當時雙方是交戰狀態，都設有信件檢查機制，信裡只能漫談無關政治、軍事的安全話題，雖然無法暢所欲言，內容依舊勾勒出當時的社會景象，以及每個成員的人生故事。 戰火中數百封情書與家信，熊熊的戀情與真摯的家庭關愛，躍然紙上，道盡了離亂中人生的至性、至情。也讓我們多少看清了一點隱藏在兵燹後方，那模糊而巨大的「民眾」圖像。

原汁原味、一字未改的抗戰情話！ 八年抗戰時期，國難當頭，許多人秉持著救國第一、兒女私情第二的愛國想法，但廣大單身兒女們，依然對愛情、對婚姻有著無限憧憬。 當時大量青年由各地湧入四川、貴州與昆明等大後方，他們脫離原生家庭與故鄉的連結，甚至也與原本的婚約對象分離兩地。加上自由戀愛之風興起，新對象或透過親友介紹，或由工作場合認識覓得，大膽者還會直接登報徵婚，期望能覓得如意的人生伴侶。 關於王貽蓀與杜潤枰 本書收錄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王、杜兩個家族成員抗戰期間來往的書信，其中大半是王貽蓀與杜潤枰兩人的情書。當時王貽蓀住重慶，杜潤枰住貴陽，兩人雖是同鄉，卻素不相識，直到1944年始由杜潤枰之兄牽線，藉由通信認識，進而滋生愛苗，至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中秋節正式結婚。算算兩人由相識到結婚的二十個月中，實際會面相處僅有一週，其餘時間都是透過魚雁往返發展感情。信中不乏令人臉紅的熱情詞語，烈火般的情感，今日讀來仍熾熱地燃燒，完全顛覆我們對老一輩情感含蓄的刻板印象。 除了濃烈的情意外…… 信中還可見到戰時小民們的日常生活。雖然物質不充裕，日子還是得過，吃什麼？怎麼穿？住在哪兒？平常有什麼娛樂？例如衣服，由於布料的價格波動過大，再加上為了省工費，許多日常穿著及用品都需由自己親手縫製。甚至枕頭、被套等，自製都比購買成品來得經濟實惠。然而這些日用品也會成為小偷竊賊下手的目標，足以想見當時的艱困生活。 所以我說，那個家書呢？ 後續的家信部分包括同在後方的親友通信，以及後方與日本控制下的淪陷區間來往的信件。雖然一東一西已由不同政權統治，但雙方依舊來往，音信走得稍慢，卻不若鐵幕般一隻麻雀也飛不出。由於當時雙方是交戰狀態，都設有信件檢查機制，信裡只能漫談無關政治、軍事的安全話題，雖然無法暢所欲言，內容依舊勾勒出當時的社會景象，以及每個成員的人生故事。 戰火中數百封情書與家信，熊熊的戀情與真摯的家庭關愛，躍然紙上，道盡了離亂中人生的至性、至情。也讓我們多少看清了一點隱藏在兵燹後方，那模糊而巨大的「民眾」圖像。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面臨戰後的復員與重建工作，其時蘇軍已進入東北，接受日軍投降，東北陷於一種頗為微妙的局勢中。國民政府於1945年8月31日，議決通過「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綱要」，決定在長春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以綜理東北各省收復事宜。派任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負責籌畫自蘇軍手中接收東北之各項事宜。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受命兼任駐蘇聯軍事代表團團長，派駐蘇聯軍總司令部，以資聯繫。 《內戰在東北：駐蘇軍事代表團》以董彥平保存的毛筆原件史料為主，第一冊為「駐蘇軍事代表團交涉報告書」，綜述長達六個月的交涉經過。第二冊為董團長與蘇軍副參謀長巴佛洛夫斯基的15次會議紀錄，以及與特羅增科參謀長的17次會議紀錄。 戰後東北問題錯綜複雜，關係中國時局的發展演變，國共美蘇三國四方縱橫捭闔，外交關係與內政問題互相交織，最終又歸結為國共兩黨之爭奪。此時在中央運籌帷幄的蔣中正、宋子文、王世杰，在東北現地與蘇軍折衝樽俎的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董彥平等人，都是舉足輕重的角色。熊式輝的《海桑集》、張嘉璈的《東北接收交涉日記》，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蔣經國總統文物》、《國民政府檔案》，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陸續公開的「蔣中正日記」、「蔣經國日記」，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內戰在東北：駐蘇軍事代表團》等史料，對戰後東北研究當有相當助益。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面臨戰後的復員與重建工作，其時蘇軍已進入東北，接受日軍投降，東北陷於一種頗為微妙的局勢中。國民政府於1945年8月31日，議決通過「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綱要」，決定在長春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以綜理東北各省收復事宜。派任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負責籌畫自蘇軍手中接收東北之各項事宜。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受命兼任駐蘇聯軍事代表團團長，派駐蘇聯軍總司令部，以資聯繫。 《內戰在東北：駐蘇軍事代表團》以董彥平保存的毛筆原件史料為主，第一冊為「駐蘇軍事代表團交涉報告書」，綜述長達六個月的交涉經過。第二冊為董團長與蘇軍副參謀長巴佛洛夫斯基的15次會議紀錄，以及與特羅增科參謀長的17次會議紀錄。 戰後東北問題錯綜複雜，關係中國時局的發展演變，國共美蘇三國四方縱橫捭闔，外交關係與內政問題互相交織，最終又歸結為國共兩黨之爭奪。此時在中央運籌帷幄的蔣中正、宋子文、王世杰，在東北現地與蘇軍折衝樽俎的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董彥平等人，都是舉足輕重的角色。熊式輝的《海桑集》、張嘉璈的《東北接收交涉日記》，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蔣經國總統文物》、《國民政府檔案》，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陸續公開的「蔣中正日記」、「蔣經國日記」，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內戰在東北：駐蘇軍事代表團》等史料，對戰後東北研究當有相當助益。

1932年初，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2月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5月成立，熊式輝擔任行營主任。這個以新生活運動發起地為人所知的南昌行營，就是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規模圍剿的總司令部。 這個機關不但管轄範圍廣闊，所管轄的事務也不限於軍事，包括各省的黨務、政務都在內。事實上，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陝西十個省，上海、南京、漢口三個特別市，以及軍事委員會所屬的軍政部、參謀本部，都受到南昌行營的管轄。 南昌行營經過一年多的運行，監督指揮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圍剿，迫使共軍於1934年底退出贛南井岡山根據地，往西南「長征」。國民政府隨後在12月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隨著追剿進入四川，運籌、指導、督察四川剿共各軍作戰，以原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出任參謀團主任，可以說是南昌行營的延伸。 「南昌行營」系列，以國民政府行營設置史上最重要的南昌行營為核心，本集收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處理勦匪省份政治工作報告」（以下簡稱「政治工作報告」），共二冊。 「政治工作報告」是南昌行營處理剿共省份政治工作的報告。一般認為國民政府不重視基層社會，才會被共產黨乘機坐大，其實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的輔佐之下，對這些政治工作都有留意。在幾次圍剿共軍的過程中，蔣介石體認到單純以軍事力量無法剿滅共軍，必須配合政治工作，爭取民心，也就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基本方針，力求整飭剿共區域內的政治措施，完成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1932年初，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2月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5月成立，熊式輝擔任行營主任。這個以新生活運動發起地為人所知的南昌行營，就是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規模圍剿的總司令部。 這個機關不但管轄範圍廣闊，所管轄的事務也不限於軍事，包括各省的黨務、政務都在內。事實上，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陝西十個省，上海、南京、漢口三個特別市，以及軍事委員會所屬的軍政部、參謀本部，都受到南昌行營的管轄。 南昌行營經過一年多的運行，監督指揮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圍剿，迫使共軍於1934年底退出贛南井岡山根據地，往西南「長征」。國民政府隨後在12月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隨著追剿進入四川，運籌、指導、督察四川剿共各軍作戰，以原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出任參謀團主任，可以說是南昌行營的延伸。 「南昌行營」系列，以國民政府行營設置史上最重要的南昌行營為核心，本集收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處理勦匪省份政治工作報告」（以下簡稱「政治工作報告」），共二冊。 「政治工作報告」是南昌行營處理剿共省份政治工作的報告。一般認為國民政府不重視基層社會，才會被共產黨乘機坐大，其實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的輔佐之下，對這些政治工作都有留意。在幾次圍剿共軍的過程中，蔣介石體認到單純以軍事力量無法剿滅共軍，必須配合政治工作，爭取民心，也就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基本方針，力求整飭剿共區域內的政治措施，完成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中國近代歷史讀物，時代雖近，卻往往仍予人一股難以親近的距離感。現代讀者大多無法想像，在巨變頻生、戰亂進逼的時空環境，身為一個「人」的個體，究竟是如何去面對、看待，又如何真正生活其中。戰爭的爆發，哪股勢力推進到哪裡，只是一段記載；物價的漲跌，這個月米的價格多少，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交通線的推展，哪條鐵路銜接哪個港口，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這些與那些，是如何伴隨我們的曾祖父母輩、祖父母輩，甚或是父母輩的人生？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人味」的指引視角。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一系列的民國日記，包括本次的吳墉祥戰後日記，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為家屬留紀念，也為歷史留痕跡。 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可惜於戰亂過程中，1944年以前日記亡佚不可得。本次出版雖取名為戰後日記，實則起自1945年1月1日，終於1950年12月31日，以戰後復員為核心，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戰後重慶、復員、接收、抗共被圍於濟南、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濟南淪陷、遷徙臺灣、澎湖煙台聯中案等，按日記載，逐日不斷。在這六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愛鄉、為國的知識分子，在1945年8月如何欣喜於戰勝日本，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包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究。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台聯中案，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且一同加入國民黨，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在煙台聯中案發生後，其與山東各界在臺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於日記中鉅細靡遺，則是當事人口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

中國近代歷史讀物，時代雖近，卻往往仍予人一股難以親近的距離感。現代讀者大多無法想像，在巨變頻生、戰亂進逼的時空環境，身為一個「人」的個體，究竟是如何去面對、看待，又如何真正生活其中。戰爭的爆發，哪股勢力推進到哪裡，只是一段記載；物價的漲跌，這個月米的價格多少，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交通線的推展，哪條鐵路銜接哪個港口，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這些與那些，是如何伴隨我們的曾祖父母輩、祖父母輩，甚或是父母輩的人生？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人味」的指引視角。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一系列的民國日記，包括本次的吳墉祥戰後日記，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為家屬留紀念，也為歷史留痕跡。 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可惜於戰亂過程中，1944年以前日記亡佚不可得。本次出版雖取名為戰後日記，實則起自1945年1月1日，終於1950年12月31日，以戰後復員為核心，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戰後重慶、復員、接收、抗共被圍於濟南、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濟南淪陷、遷徙臺灣、澎湖煙台聯中案等，按日記載，逐日不斷。在這六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愛鄉、為國的知識分子，在1945年8月如何欣喜於戰勝日本，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包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究。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台聯中案，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且一同加入國民黨，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在煙台聯中案發生後，其與山東各界在臺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於日記中鉅細靡遺，則是當事人口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

中國近代歷史讀物，時代雖近，卻往往仍予人一股難以親近的距離感。現代讀者大多無法想像，在巨變頻生、戰亂進逼的時空環境，身為一個「人」的個體，究竟是如何去面對、看待，又如何真正生活其中。戰爭的爆發，哪股勢力推進到哪裡，只是一段記載；物價的漲跌，這個月米的價格多少，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交通線的推展，哪條鐵路銜接哪個港口，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這些與那些，是如何伴隨我們的曾祖父母輩、祖父母輩，甚或是父母輩的人生？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人味」的指引視角。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一系列的民國日記，包括本次的吳墉祥戰後日記，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為家屬留紀念，也為歷史留痕跡。 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可惜於戰亂過程中，1944年以前日記亡佚不可得。本次出版雖取名為戰後日記，實則起自1945年1月1日，終於1950年12月31日，以戰後復員為核心，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戰後重慶、復員、接收、抗共被圍於濟南、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濟南淪陷、遷徙臺灣、澎湖煙台聯中案等，按日記載，逐日不斷。在這六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愛鄉、為國的知識分子，在1945年8月如何欣喜於戰勝日本，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包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究。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台聯中案，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且一同加入國民黨，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在煙台聯中案發生後，其與山東各界在臺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於日記中鉅細靡遺，則是當事人口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

中國近代歷史讀物，時代雖近，卻往往仍予人一股難以親近的距離感。現代讀者大多無法想像，在巨變頻生、戰亂進逼的時空環境，身為一個「人」的個體，究竟是如何去面對、看待，又如何真正生活其中。戰爭的爆發，哪股勢力推進到哪裡，只是一段記載；物價的漲跌，這個月米的價格多少，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交通線的推展，哪條鐵路銜接哪個港口，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這些與那些，是如何伴隨我們的曾祖父母輩、祖父母輩，甚或是父母輩的人生？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人味」的指引視角。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一系列的民國日記，包括本次的吳墉祥戰後日記，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為家屬留紀念，也為歷史留痕跡。 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可惜於戰亂過程中，1944年以前日記亡佚不可得。本次出版雖取名為戰後日記，實則起自1945年1月1日，終於1950年12月31日，以戰後復員為核心，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戰後重慶、復員、接收、抗共被圍於濟南、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濟南淪陷、遷徙臺灣、澎湖煙台聯中案等，按日記載，逐日不斷。在這六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愛鄉、為國的知識分子，在1945年8月如何欣喜於戰勝日本，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包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究。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台聯中案，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且一同加入國民黨，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在煙台聯中案發生後，其與山東各界在臺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於日記中鉅細靡遺，則是當事人口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

日記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素材，不僅可以研究傳主一生經歷與思想，同時也可以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與過往。 《黃郛日記》書寫時段和生命中閒居莫干山、上海，重返政壇處理中日外交談判及國交往來相疊合，表現日記主人讀書讀報所思所想，情緒反應。這包括有關時局及世局發展之認知、理解、因應，以及日記主人之人際交往、聯繫網絡。 1927年間，黃郛重返政界，斡旋蔣介石、馮玉祥徐州相見。7月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處理華洋勢力交匯前鋒重地之政務。1928年2月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任內處理南京國民政府與國際強權有所衝突之「南京事件」、「濟南事件」，因此遭致民間輿論之怨言，再度離開政壇，來往上海、莫干山之間，以讀書寫作、蒔花等活動沈潛消遣。黃郛早年即有寫日記習慣，現今只有少部分內容轉抄存世，其餘已告亡佚。1929年後，黃郛山居，擷取夫婦名中各一字，將莫干山居所命名為「白雲山館」，自許山館主人，已與先前心境、環境有異，得以記下保存至今《黃郛日記》之內容。1933年5月，黃郛復出政界，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與日本政府、關東軍秘密交涉談判塘沽協定。5月31日，最終協定達成。在中國高漲的民族反日情緒之下，黃郛成為輿論及不同政治勢力派系間之指責對象。1935年春，黃郛請長假離京南下休養，就此引退。1936年12月6日即以肝癌在上海逝世。6天以後的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7個月後的1937年7月7日深夜蘆溝橋事件爆發，也開啟了中日全面戰爭。

日記、書信是研究人物及其時代最重要的一手材料，它不只透露著作者的真性情，而且展露那個時代的訊息。與檔案文書、報刊、方志等資料相比，書信、日記類史料別有意味。私人日記一般是當天所寫，也有數日後補寫的，經過逐日、逐月、逐年記錄，累積而成。這種在光陰流轉中逐步形成的編年體文獻，將作者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隨時定格、固化。日記的「原始性」也因此而與眾不同。 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父親在鎮上開設雜貨店，販售五穀雜糧。初中畢業後，王貽蓀在江陰縣的民眾學校任職，從事民眾教育工作。不久抗戰爆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他在鄉政訓練班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1941年，正是王貽蓀戰幹團結訓，開始投入新工作時。他在本年中，先是派駐湖北恩施實習，被指派到部隊中為指導員（職務類似於今日輔導長），而後又調第六戰區司令部政治部任職。在部隊中，他詳細記下所見所聞，以及與士兵對談之內容與心得。派任政治部後，他也對工作與生活有詳盡的紀錄。 這些點點滴滴的記載，讓人對抗戰時期的政工、士兵及一般平民的生活有極其生動與出乎意料的認識，拼湊出各階層的圖像。

中國近代歷史讀物，時代雖近，卻往往仍予人一股難以親近的距離感。現代讀者大多無法想像，在巨變頻生、戰亂進逼的時空環境，身為一個「人」的個體，究竟是如何去面對、看待，又如何真正生活其中。戰爭的爆發，哪股勢力推進到哪裡，只是一段記載；物價的漲跌，這個月米的價格多少，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交通線的推展，哪條鐵路銜接哪個港口，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這些與那些，是如何伴隨我們的曾祖父母輩、祖父母輩，甚或是父母輩的人生？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人味」的指引視角。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一系列的民國日記，包括本次的吳墉祥戰後日記，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為家屬留紀念，也為歷史留痕跡。 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可惜於戰亂過程中，1944年以前日記亡佚不可得。本次出版雖取名為戰後日記，實則起自1945年1月1日，終於1950年12月31日，以戰後復員為核心，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戰後重慶、復員、接收、抗共被圍於濟南、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濟南淪陷、遷徙臺灣、澎湖煙台聯中案等，按日記載，逐日不斷。 在這六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愛鄉、為國的知識分子，在1945年8月如何欣喜於戰勝日本，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包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究。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台聯中案，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且一同加入國民黨，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在煙台聯中案發生後，其與山東各界在臺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於日記中鉅細靡遺，則是當事人口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

中國近代歷史讀物，時代雖近，卻往往仍予人一股難以親近的距離感。現代讀者大多無法想像，在巨變頻生、戰亂進逼的時空環境，身為一個「人」的個體，究竟是如何去面對、看待，又如何真正生活其中。戰爭的爆發，哪股勢力推進到哪裡，只是一段記載；物價的漲跌，這個月米的價格多少，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交通線的推展，哪條鐵路銜接哪個港口，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這些與那些，是如何伴隨我們的曾祖父母輩、祖父母輩，甚或是父母輩的人生？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人味」的指引視角。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一系列的民國日記，包括本次的吳墉祥戰後日記，就是為了要讓逝去的時代影像鮮活起來。為家屬留紀念，也為歷史留痕跡。 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可惜於戰亂過程中，1944年以前日記亡佚不可得。本次出版雖取名為戰後日記，實則起自1945年1月1日，終於1950年12月31日，以戰後復員為核心，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戰後重慶、復員、接收、抗共被圍於濟南、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濟南淪陷、遷徙臺灣、澎湖煙台聯中案等，按日記載，逐日不斷。在這六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愛鄉、為國的知識分子，在1945年8月如何欣喜於戰勝日本，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包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究。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台聯中案，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且一同加入國民黨，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在煙台聯中案發生後，其與山東各界在臺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於日記中鉅細靡遺，則是當事人口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維開專文導讀 日記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素材，不僅可以研究傳主一生經歷與思想，同時也可以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與過往。 陳布雷日記每日以敘事性方式記載整日的工作情況，時間、地點、人物相當明確，內容包括處理公務、會客、出訪、談話等，簡要翔實。從政日記部分，開始於1935年3月1日，終止於1948年11月11日逝世前夕，前後十三年又八個月餘。 身為蔣中正最重要的文膽、在大陸時期最倚重的幕僚，蔣中正對他的信任，難有人能相比。除了代擬文稿、參與會議外，陳布雷日常與蔣中正接觸頻繁，也常奉指示，徵詢黨政相關人士對重要決策的意見。讀此日記，不只可以瞭解陳布雷之行事風格，且對蔣中正研究有極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