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大學出版社

本書業已論證，考古學（不單單是古跡和文物）是民族想像的基礎，是生產業已存在的事實和經驗性、有形性民族真理的工具。考古學為希臘民族創造了真理制度。它通過重新收集碎片，也就是將支離破碎的廢墟重新拼接，來生產出有助於記憶的景觀，但這個景觀同時也充滿了破壞和遺忘。為了讓人們遺忘多樣、多重、混亂、支離破碎的過去，考古學生產出了井然有序、經過淨化的民族記憶。制度化的現代考古學是由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創造的，它通過淨化、再造、劃定、展出等一系列策略生產民族考古記錄。與此同時，民族考古學陷入了一系列悖論和困境：民族考古學需要讓自己的使命顯得客觀、科學（這種客觀主義立場對於掩蓋它的“民族工具”一角非常重要)，但又承認自己的民族角色和民族意義。它自稱具有專業性，但又不得不管理民族實體，即被視為共享民族資源的古物，對這些古物的照管被視為整個民族而不僅僅是考古學家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