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

《對活人的治理》這門課程像一個接合點。一方面，它延續了貫穿于福柯法蘭西學院所有課程中的對真理機制的研究：另一方面，它又標誌著一個重大拐點的出現：在之前的課程中，福柯對真理機制的研究起初聚焦於法律和司法領域，然後轉到政治領域(知識一權力、治理性等主題)，但是從這門課開始，研究進入到了自我的實踐與技術領域，也就是福柯之後再也沒離開過的倫理學領域。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對人的治理除了要求被指導的人採取服從

福柯的《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一書，繼續對古代哲學的闡釋工作，開啟了“直言”（parrêsia）概念的系統探究，深入論述了“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或者“關心自我”與“關心他者”）及其內在關係。通過直言（實話、真話、坦言、忠言、誠言）概念研究，福柯回到古希臘，重讀經典，並在闡明“說真話的勇氣”何以構成雅典民主那被遺忘的倫理基礎之際，重新追問希臘公民資格。在全新解讀柏拉圖第七封信的同時，福柯進一步描述了隨著城邦的衰落，說真話的勇氣如何轉化成為君主個人面對靈魂的方式。 什麼是現代哲學？福柯認為，現代哲學是一種實踐，它與政治的關係，使其現實性受到考驗；它是一種實踐，在對虛幻、誘騙、欺騙、諂媚的批評中，找到其真理功能；它是一種實踐，它在主體由自身轉化和主體由他者轉化的過程中，發現其實踐的運用物件。作為外在性，哲學與構成其現實檢驗的政治有關；作為批判性，哲學與挑戰其構成真實論說的幻象場有關；但是作為苦行，也就是作為主體自身的構成，這才是哲學的現代存在。

在1976年底提出的生命權力問題的基礎上，福柯打算研究在18世紀采用的這種新的權力技術。這種技術不同於規訓機制，其物件是人口，並在了解其具體規則的基礎上對人口進行管理。安全技術與以“放任自流”原則為治理合理性的自由主義密不可分。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從第四節課開始，福柯選擇把自己的問題域轉到治理史的框架下。這是一場理論政變，它突然改變了課程的前景:不再是關於安全部署的歷史，

本書為法國著名思想家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之一，授課時間為1972-1973年。授課中，福柯提到自從監獄被發明以來，刑事問題被看做是唯一的對犯罪行徑的解決方式。福柯在本課程中，首次著手研究監獄形式的司法和社會特徵，從長期以來不作為刑罰而是作為懲罰的監禁如何在社會中迅速轉為刑罰這一問題開始深入，指出在過去監獄並沒有被包含在刑法理論中，它在別處產生，為了其他的原因而形成，在某種意義上，對監獄的接受過

本書是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一本經典之作，是20世紀法國著名思想家米歇爾·福柯的代表作性經驗史的第四卷，也是最後一卷。本書基於對歐洲古代基督教的思想家、哲學家（查士丁、奧古斯丁等）的相關文本研究和解讀，闡述了中世紀性概念的形成，以及性關係、婚姻的製度規範、倫理，等等。在哲學上看，本書是福柯的慾望主體解釋學的“一個章節”。從歷史上看，本書側重於講解早期基督教教父對主體性的重塑，福柯認為，這些教父們著手將真實的人類話語的經典邏各斯轉變為神學的。這些規則和學說的本質是對西方古典時期和古代晚期希臘和拉丁哲學家所闡述的自律性的重新加工的遺產。本書的內容廣泛而深刻，是一位哲學大師的力作。

米歇爾·福柯的《精神病學的權力》課程，既延續了《古典時代瘋狂史》中對精神病人與非精神病人的區分的研究，同時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計劃：繪製一個精神病學的譜系、一個它所構成的“權力—知識”形式的譜系。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可能從關於精神病的醫學知識出發，因為這種知識在實踐中是無法操作的。我們只能從皮內爾、夏爾科等精神病學家圍繞著精神病治療所組織的各種權力配置和技術出發，來解釋對精神病的驗證問題。精神病學的誕生，並不是因為對精神病的認知有了新的進步，而是強加各種懲戒裝置的結果。 福柯經常質疑精神病學家話語的虛妄，而這卻在當代的司法鑒定中仍然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精神病學的權力》仍舊繼續著人文“科學”考古學的計劃。 19世紀末，在神經科醫生和精神分析師之間散布著對瘋癲的雙重的“去精神病化”。課程的內容終止於此。但米歇爾·福柯所撰寫的課程概要，包含了他沒有時間在這門課上要闡發的精華。因而甚至可以說，《精神病學的權力》提出了一個成為“1960年代”標志的反精神病學運動的譜系。

本書是福柯在法蘭西學院1980-1981年的授課演講。其中，福柯向聽眾展示了有關古代希臘―羅馬人的快感經驗的研究的主要結果。這次演講中，福柯將視角轉向“關心自己”，由此來解讀超越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的範圍：不再是西方的現代性，而是古希臘―羅馬；這不是一種根據權力機制所做的政治解讀，而是一種根據修身實踐的倫理解讀；它不是一種對各種體系的考古學，而是一種對主體的質疑。

本書通過重新採用一些已使用過的方法，試圖把自由主義當作使治理活動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則來分析，當作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來研究，課程的目標就是指出自由主義如何成為生命政治的可知性條件，貫穿自由主義的原則是：“我們總是治理得過度”――或者至少應該總是懷疑我們治理得過度。授課通過對自由主義的分析，從中引發出生命政治的問題，探討的是在18世紀思想中，經濟人作為不同於權利主體的利益主體之觀念的誕生，以及與自由主義

本書是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最後兩年的授課演講，是“對自己和他人的治理”的續篇。在書中，福柯強調“把真實的話語變成永久的和主動的原則”，談到“把所傳授的、學到的、複述的、吸收的邏各斯變成行為主體的自發形式”。福柯不斷地向前追尋直接表現在正值的行為和與自己的關係中的一種真實話語。

本書根據1976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演講而整理。書中，福柯為我你勾勒出“不正常的人”的譜系。“不正常的人”這個概念已經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他到底從何而來，他在歷史上的祖先是誰？我們依據什麼判斷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標準來自何處?福柯在演講中提出了這些問題，並且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本書是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講授的第二門課程。本課程延續了對知識意志的探討，仍以法律和司法制度為基礎作研究。繼“尺度”之後，福柯以對於整個中世紀的制度的研究為基礎，引入“訊問”的主題。該課程的目標在於：司法作為國家鎮壓機器產生，確立鎮壓體系，它的作用不再是像在中世紀一樣保障財富的流通，而是通過對人民的隔離來達到制度的目的。懲罰變為監禁。在司法經濟學中發生了改變，即從對財產的征收過渡到對人的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