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

※本書榮獲中國歷史學會1997年金簡獎 「革命外交」一辭，顧名思義，就是想以「革命」的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也就是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惟在實際運作上，「革命外交」實有「激烈型」與「溫和型」的不同。本書結論就1925-1931年間歷屆廣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所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廢不平等條約方面的成功與失敗之處，予以評析。

日俄戰爭後中國收回礦權運動的意義，不僅是經濟性的，實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本書第一章內，將先討論甲午戰後以迄日俄戰前期間，中國礦權與外資的關聯；第二、三章則分就各省收回礦權運動的發軔和進展，作系統的敘述；第四章中，並特舉山西收回福公司礦權的交涉，作為該項全國性運動的一項案例，以分析其發動的背景、進展的經過及中國官紳士民諸階層在該項運動中所發生的作用。另在第五章中，則就該項運動所涉及的某些問題，作一綜合性的檢討。

曾紀澤(1839-1890)的外交成就，無論在他生前和死後，都很受到中外人士的稱贊；在清季外交史上，無疑地，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本書的目的，在於探究曾紀澤一生外交事業的開展與成敗。第一章敘述他家世的背景與早年學行，以為研究他此後作為的基本線索；第二章則就他對有關洋務問題的認識，作一全盤性的瞭解；第三章說明他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所作的各項努力，分析他所應用的各項策略及其促致成功的因素；第四章研討他應付中法越南爭執時所採取的立場；第五章著重他使歐晚期的活動；第六章著重他返國後對各項新政的獻替與籌議。最後，第七章則將就他一生的外交事業，作一綜括性的評價，並進而將其外交認識與當時實際主持外交大計的李鴻章，作一比較，以檢討甲午戰前中國外交的全盤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