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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父親在鎮上開設雜貨店，販售五穀雜糧。初中畢業後，王貽蓀在江陰縣的民眾學校任職，從事民眾教育工作。不久抗戰爆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他在鄉政訓練班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細讀王貽蓀的日記，內容極為豐富詳細，包括戰時生活的衣食住行，流離中的努力求生存，各種尋工作、覓調職間的酸甜苦辣。1941年，王貽蓀在連指導員任內看盡新兵訓練問題，1942年，在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管人事資料，1943年則調往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至1944年底，後勤部改組的傳聞甚囂塵上，王貽蓀也因而想另尋出路。1944年也是王貽蓀生命史上重要的一年，是年他與同鄉杜潤枰因緣際會成為筆友，進而萌生愛情。雙方一在重慶一在貴陽，即使相隔關山萬里，魚雁往返依然熱烈。王貽蓀在1944年10 月前往貴陽與杜潤枰訂婚，1945年，他除了為自己的未來出路煩惱，也多方設法安排未婚妻杜潤枰調職來重慶，以求結婚與成立家庭。「婚姻問題的嚴重，緊迫著在事業、幸福三大問題的連繫上，實費余之苦心思索矣」（1945年1月26日），這正反映了戰時青年公私兩煩的苦況。

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父親在鎮上開設雜貨店，販售五穀雜糧。初中畢業後，王貽蓀在江陰縣的民眾學校任職，從事民眾教育工作。不久抗戰爆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他在鄉政訓練班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1941年，王貽蓀在連指導員任內看盡新兵訓練問題，1942年，在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管人事資料。1943年，他調往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管理兵站黨部的工作月報。「檢查各級單位卅二年度送工作月報者，僅區黨部十二單位、區分部九單位而已，尚不及全數四分之一」（5月13日），基層黨部工作的不盡確實，使他多所感慨，經數月整頓後，方漸上軌道。在私人方面，王貽蓀原訂的婚約因抗戰日久而取消，他於是面臨了婚姻問題。由於戰時青年多是離鄉背井孤身出走，只能靠自己覓求對象，「囑戀愛可談則談，不可則待至事業有望需賢內助時，為之物色不遲也，以此自苦，殊不值得」（5月9日），處處可見他們的人生煩惱，也顯示了在烽火下，那一代許多年輕人共同經歷過的苦惱。

日記、書信是研究人物及其時代最重要的一手材料，它不只透露著作者的真性情，而且展露那個時代的訊息。與檔案文書、報刊、方志等資料相比，書信、日記類史料別有意味。私人日記一般是當天所寫，也有數日後補寫的，經過逐日、逐月、逐年記錄，累積而成。這種在光陰流轉中逐步形成的編年體文獻，將作者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隨時定格、固化。日記的「原始性」也因此而與眾不同。 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父親在鎮上開設雜貨店，販售五穀雜糧。初中畢業後，王貽蓀在江陰縣的民眾學校任職，從事民眾教育工作。不久抗戰爆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他在鄉政訓練班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1941年上半年，王貽蓀在連指導員任內看盡新兵訓練的問題，1942年，他已調回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任職，主管各種人事資料的彙報與統計。他記下的，除了部隊中既有的新兵逃兵問題，連指導員的逃官問題也在人事報告中出現，另外他也詳細記載了政工人員在政治部的生活。這些點點滴滴的記載，讓人對抗戰時期的政工、士兵及一般平民的生活有極其生動與出乎意料的認識，拼湊出各階層的圖像。

原汁原味、一字未改的抗戰情話！ 八年抗戰時期，國難當頭，許多人秉持著救國第一、兒女私情第二的愛國想法，但廣大單身兒女們，依然對愛情、對婚姻有著無限憧憬。 當時大量青年由各地湧入四川、貴州與昆明等大後方，他們脫離原生家庭與故鄉的連結，甚至也與原本的婚約對象分離兩地。加上自由戀愛之風興起，新對象或透過親友介紹，或由工作場合認識覓得，大膽者還會直接登報徵婚，期望能覓得如意的人生伴侶。 關於王貽蓀與杜潤枰 本書收錄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王、杜兩個家族成員抗戰期間來往的書信，其中大半是王貽蓀與杜潤枰兩人的情書。當時王貽蓀住重慶，杜潤枰住貴陽，兩人雖是同鄉，卻素不相識，直到1944年始由杜潤枰之兄牽線，藉由通信認識，進而滋生愛苗，至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中秋節正式結婚。算算兩人由相識到結婚的二十個月中，實際會面相處僅有一週，其餘時間都是透過魚雁往返發展感情。信中不乏令人臉紅的熱情詞語，烈火般的情感，今日讀來仍熾熱地燃燒，完全顛覆我們對老一輩情感含蓄的刻板印象。 除了濃烈的情意外…… 信中還可見到戰時小民們的日常生活。雖然物質不充裕，日子還是得過，吃什麼？怎麼穿？住在哪兒？平常有什麼娛樂？例如衣服，由於布料的價格波動過大，再加上為了省工費，許多日常穿著及用品都需由自己親手縫製。甚至枕頭、被套等，自製都比購買成品來得經濟實惠。然而這些日用品也會成為小偷竊賊下手的目標，足以想見當時的艱困生活。 所以我說，那個家書呢？ 後續的家信部分包括同在後方的親友通信，以及後方與日本控制下的淪陷區間來往的信件。雖然一東一西已由不同政權統治，但雙方依舊來往，音信走得稍慢，卻不若鐵幕般一隻麻雀也飛不出。由於當時雙方是交戰狀態，都設有信件檢查機制，信裡只能漫談無關政治、軍事的安全話題，雖然無法暢所欲言，內容依舊勾勒出當時的社會景象，以及每個成員的人生故事。 戰火中數百封情書與家信，熊熊的戀情與真摯的家庭關愛，躍然紙上，道盡了離亂中人生的至性、至情。也讓我們多少看清了一點隱藏在兵燹後方，那模糊而巨大的「民眾」圖像。

日記、書信是研究人物及其時代最重要的一手材料，它不只透露著作者的真性情，而且展露那個時代的訊息。與檔案文書、報刊、方志等資料相比，書信、日記類史料別有意味。私人日記一般是當天所寫，也有數日後補寫的，經過逐日、逐月、逐年記錄，累積而成。這種在光陰流轉中逐步形成的編年體文獻，將作者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隨時定格、固化。日記的「原始性」也因此而與眾不同。 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父親在鎮上開設雜貨店，販售五穀雜糧。初中畢業後，王貽蓀在江陰縣的民眾學校任職，從事民眾教育工作。不久抗戰爆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他在鄉政訓練班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1941年，正是王貽蓀戰幹團結訓，開始投入新工作時。他在本年中，先是派駐湖北恩施實習，被指派到部隊中為指導員（職務類似於今日輔導長），而後又調第六戰區司令部政治部任職。在部隊中，他詳細記下所見所聞，以及與士兵對談之內容與心得。派任政治部後，他也對工作與生活有詳盡的紀錄。 這些點點滴滴的記載，讓人對抗戰時期的政工、士兵及一般平民的生活有極其生動與出乎意料的認識，拼湊出各階層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