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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有句云：有人不具看花眼，惱煞飄蓬老病身（出自宋代翁元廣的《金雀花》）。於此可知中國之花卉在中國之人文世界中，究竟佔據了一個怎樣的地位。又《群芳譜》作者王象晉稱：「雖艷質奇葩，未易綜攬，而榮枯開落，輒動欣戚，誰謂寄興賞心，無關情性？」於此我人實亦不難見出中國花卉與中國特有之性情之教間的一大關聯。茲編所論，即著眼於此兩點。在花卉園藝學上，直到目前為止，猶無人從事此種工作。然此種工作，確可在花卉園藝學上，及對歷史文化之認識上，開出一個新的領域。

在《荀子講義》中，程兆熊先生力闢荀子性惡之非，他認為：「若人之性惡，便即無人性之善的可能。而性情之教，非由內發，即使有其重要性，亦將無其必然性。」也就是說，荀子的性惡論無法解決道德的根源與動力問題。在他看來，假如人性是惡的，這就意味著一個人缺乏足夠的道德動力，即使有外在的禮樂教化，也只會顯得被動與無力。並且，如果聖人對禮樂的創制不是基於人性之善的領悟，而僅僅是對治人性之惡的一套外在化規則，那麼禮樂雖然有其存在的重要性，但是卻並不足以導人向善。故而，程先生一方面雖然承認荀子所講的「性」中的本能性因素，卻認為那不可以稱之為「人性」。另一方面他則著重挖掘荀子思想中的性善論資源。（中國礦業大學中文系 胡可濤教授）

《尚書》，原稱為《書》，為先秦時代政事文獻的彙編，內容以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進行宣示佈告的講話記錄為主。《尚書》為中國文學散文創作之祖，文風質樸。不過對後人來說，由於年代極其久遠，其用語「詰屈聱牙」，頗為難讀。 《尚書》早於儒家出現，本與儒家無關，但後世儒家將其追認為儒家經典，並列入十三經之一，為儒學建構其政治思想的源頭，從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開始，確立其長久作為經書的地位。在四庫全書中隸屬於經部。

《大地邊緣人物》所描述的，都是是禪門的大德。我國自晉唐以來，禪門人物，各具風姿，慧光流轉，以啟迪眾生。故本書所述，從達摩的行跡，德山的來勢，雲門的敲門，……以至臨濟的托開，投子的投明，道吾的不道，各有妙諦，各顯神通。禪師們的棲止，起初僅是一個衷心的嚮往，隨後便是一個絕妙的行踪。他們處身叢林，竹窗留影，蓮池印心，語言動定，皆入三昧。外頭儘是天翻地覆的世界，這裏卻是天清地寧的局面；外頭儘管是吵吵鬧鬧的聲音，這裏卻是諄諄懇懇的言詞。禪師們又各有絕大的本頭，凡疑遇難，著手便判，身心世界，全體放下。作者以他敏捷的想像力，把握一刻間的意象，又能創造一份得心應手的活言語，給每一位禪師的風姿，點染一些光彩，收到人物表現的恰當效果。

平心而論，每個人的完成，雖不必太過求顯赫膨脹，亦不必奢求建立豐功偉業，人要希聖希賢，總先要從盡性做起。能盡一己之性，就能盡人人之性。因此，一個人的完成，要能面對現實環境，要能面對人生世局，作深度的體驗，從心靈的深處，呈現人性的光輝，就能得到生命的安頓，創造幸福的生活。本書的內容，從太平的線索說起，接著說到人性的了悟，做人的重量，對人的容量，人情的正軌，內心的均衡，生活的簡單化，歸結到一個人的完成。這一系列的論述，會古今人物於一處，集時空生活於一體，可說是一冊完整的「人學」論著。

民國四十四年暑假，程教授率領教授團七人與學生四十五人，深入當時台中 縣和平鄉、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山地調查園藝作物生長與分布情形，兼及 一般地形、土壤、氣候及交通狀況。關於調查的科學研究成果，已於民國四 十五年結集為《台灣中部山地園藝資源調查報告》(農復會特刊第十六號)。 本書則為程教授於學術研究之餘，以文學心靈與筆法，將山地踏查過程，依 據時間順序與路程，一一記錄臺灣中部山地的人文印象。 尤為可貴的是，當時調查團隊在台中縣行經路線即為日後中部橫貫公路西段 的路線；在南投縣仁愛鄉則為今日台14 線及力行產業道路；在信義鄉則為 台21 線中段。在當時僅為山地保留區之部落間道路，程教授文字間所保留 的臺灣山林地景、原住民部落生活情形、人文經濟活動實況均為極難得的歷 史紀錄，旁及調查過程的艱辛與個人內心感懷，使得全書內容活潑易讀。

用三個暑假在人煙罕至、交通不便的高山地區摸索前進，時時高切低繞；突 遇惡劣天候，冒雨前行、涉險渡河；親睹原住民部落的生活型態，念其經濟 發展之困頓，並對原住民純樸質直之心靈深感讚許。凡此種種，在靜寂的山 中之夜，調整修養體力之際，仍不忘與家人、師友分享內心感懷，一封封由 山林中寄出的信函，展現了程教授得相交摯友之情、夫妻之鶼鰈情深、身為 人父對子女教育的關懷與叮嚀，尤其以其文哲儒佛之學的細緻觀察、民胞物 與的情懷。此書在在展現出城先生的敦厚純樸與當時的濃郁人情味。

睽違山地調查十六年後，再次重返山林，眼見因以其所帶領的調查報告建議發展後，跨時代的臺灣山地風貌與經濟的變化，再遇當年為他背行李的山胞因種果樹而成大富翁的欣慰與歡喜。以文學之筆，為每一趟的山地旅程賦以詩歌。純樸質實的古詩體例，為科學的山林調查，增添臺灣地景文學的豐富篇章。

天命之謂性，而性即為性天之性；率性之謂道，而道即為性情之道；修道之謂教，而教即為修此性情之道的性情之教。性情之道，是不可須叟離的，如可離，即不是性情之道。這原因至為簡單，此即人皆有性情，若一失其性情，即失其心靈，即失其生命，即失其一切。

《大地人物》一書，作者從《宋明學案》中選出若干突出的人物，運用妙思，塑造成不同人物的類型，引領讀者，同觀先賢風範。 宋明時代的理學家，遭際不遇，時在淒風苦風中過生活；人在風雨裏，心情悲苦，一念及大地生靈，一念及歷史文物，一念及千載之下的未來國家，內心的孤憤幽憂，就化為砥礪志節的力量，激發為偉大人格的光輝了。所以宋明諸儒的德行學問，是從生活實踐中體驗得來的。

接續中部山地調查之後，民國四十五年暑期，程教授再度率領師生溯蘭陽溪（舊名宜蘭濁水溪），深入宜蘭縣太平鄉（今大同鄉）、南澳鄉進行園藝資源調 查。此次路線大致涵蓋今日中橫公路宜蘭支線、蘇花公路北段。尤其自太平 山林場翻越獨立山直抵南澳的路線，至今仍因山林保育因素而未開闢道路， 其間的文字紀錄彌足珍貴。

《憶鵝湖》一文，係一年前應香港人生雜誌社王社長貫之兄之邀約而寫，並分期發表全文三分之二於其雜誌中。王社長本讀者之要求，原欲於香港印成小冊，惟限於經費，未克如願。今由臺中昌文書局之助，遂獲出版。數月前，王社長為錢院長賓四先生周甲紀念，復向我徵稿，因又寫成﹤香火之聚﹥一文，發表於人生雜誌，此文幾可為憶鵝湖之續，故附刊於內。﹤一封書—有關時代﹥，乃本人於鵝湖信江農專初成立時，親赴重慶向教育部辦理立案手續時所寫，曾在「理想與文化」雜誌發表，實啓《憶鵝湖》之端，故以之代序。至其他附錄，亦皆與憶鵝湖有關。

本書是程兆熊先生在晚年寫就的回憶錄，從他的家鄉說起，一路娓娓道來；讀先生之《九十回憶》，可以像看小說和欣賞詩篇一樣，一路隨主人翁的歷練去遊歷程先生的傳奇一生並共吟山川；先生一生筆耕不輟，不只以文救國，亦以身報國。先生談人物是用情與史去抒，寫山川是用考古去談景與象，每每閱之猶如隨行，又如入浩瀚。

本書是從農業上談政治，而其根源，則是在從性情上談農業，因此拙著《中國農業與農民之文化的省察》一書，以及其他有關農業與庭園花木之作，原思總名為「中國農書」者，也是很可以合起來一看的。 從性情上談農業，已有不少人士認為不是當今之所宜。而從農業上談政治，更有許多人們譏之為實乃目前之迂語。其實性情之際，自古難言，何況今日？農業之道，不談則已，談則必迂。只不過難言，終不可不言，迂道更大有異於苟道。以言政治，尤須知其難言，而絕不可安於苟道。本此立論，縱使舉世非之，亦不暇顧。然人若果能平心以觀，靜氣以求，究亦不難見出此心此理，實乃古今聖哲之所同然，本書又何敢逞其私見呢？

本書早於民國四十年冬，由新亞書院至台中農院講授「造園學」時寫成。目的在使研習「造園學」之大學生徒，對中國以前之造園，有較深之瞭解。此所謂較深之瞭解，即將中國以前之庭園，以至花木，與中國性情之教一併論列，俾知中國造園之一大文化精神之淵源，且由此以具體之事物，指點中國文化精義之所在。

大學之道，就是人世的大道。在這大道裡，一個人欲成其大，就必須層層上提。在明明德的一個層次上，那是知其一己；在親民的一個層次上，那是全其一己；在止於至善的一個層次上，那是完成其一己。人能有知其一己之知，即有其清明；有其清明，即有其明德。於此，明明德即是清明在躬，即是通體透明，是即毫無渣滓，即是此心朗然，亦即是無明的突破，又即是心靈的突顯。由此，而使其一己有其超越性，又使一切有其精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