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本書是通過歷史資料，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早期新加坡的 傳播情況，以及儒家思想與華人社會發展之關係。 全書共六章，對十九世紀的新加坡華人社會與儒家文化的關係作扼要的分析， 並介紹了華人社會在新加坡推行儒家思想的主要方法和途徑，並就新加坡華人 推行儒家思想的努力，分為四個範疇，介紹一些重要的史料：一是傳播儒家思 想的媒介，包括了崇文閣、萃英書院、會賢社、樂善社和好學社的資料；二是 儒教復興運動的計劃及其推展；三是儒家思想普及化的努力，包括了「白話 化」和「本土化」的課程改革及改寫課本的資料，例如張克誠的《孔教撮要白 話》及邱菽園的《新編千字文》等；四是報章的言論，這包括當時幾份重要華 文報章中有關儒學的討論和辯論，這些華文報章包括《叻報》、《天南新 報》、《星報》和《日新報》等。此外，並對八十年代新加坡的現代儒學運動 作一詳細的分析和總結，使讀者對儒家學說在新加坡的傳播有一個整體的認 識，並了解儒家學說與歷史連貫發展的關係。

《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同列為四書，一向被視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更綜合歷代各家註疏，重新編訂，是為後世所稱之《四書集註》。勞思光先生於一九六四年出版之《大學譯註》與《中庸譯註》，不僅是為方便慣用語體文的讀者所作之翻譯與解釋，更重要的是，對二書中之儒學基本概念，就其涵義以至其在儒家思想中的特殊意義均提出獨特的分析。現在編者把《大學譯註》與《中庸譯註》二書合併為《新編》，並將勞先生的分析與朱子集註有重要分歧之處，在「編案」中並列出來，作一對照，並加以說明，以突顯勞先生解析儒家思想時的獨特見解。故本書不單對儒學研究極有參考價值，也是研究勞先生對中國哲學問題所持的基本觀點之學者所必讀。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自1998 年開始，先後建立先秦兩漢及魏晉南北朝一切傳世文獻資料庫，然而部分佚書、佚文則未見采錄。此等佚書、佚文，可以借助類書所引重新蒐集。《唐宋類書徵引古籍資料彙編》即利用已建成之類書電子資料庫，對唐宋類書引錄最多的幾種古代文獻，以句列並排的方式對比相同的文獻資料，蒐集有見於唐宋類書的今本文獻之異文，俾能為學者提供便捷之文本資料檢查工具，據此分析今本文獻與引文之異同，探求文本原貌。類書所引而又不見於今本者，列為佚文，重新編排收錄，以進行有系統之文獻輯佚工作。中心現將所有研究成果編排整理，迄今已完成多種重要文獻之彙編資料，諸如《淮南子》、《莊子》、《呂氏春秋》、《左傳》、《禮記》等，並彙輯成書，收入《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禮記》是記載儒家思想學說的重要典籍，孔穎達〈禮記正義〉云：「《禮記》之作，出於孔氏。」又云：「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 其〈禮記正義序〉則曰：「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足見《禮記》的功能和價值。 《禮記》卷目，歷代所載各異，清阮元「為《校勘記》六十有三卷」，卷目與《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同。《禮記》最早由東漢鄭玄編注，隋末唐初陸德明訓音，唐孔穎達等作疏，清阮元纂刊《禮記注疏校勘記》。《禮記注疏校勘記》最早刻本是嘉慶十三年（1808）文選樓刻本（單行本），《續修四庫全書》本《禮記》即據南京圖書館藏文選樓本影印。嘉慶二十一年（1816），阮元命盧宣旬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糾正前本之紕漏訛誤，存疑補闕，考訂精詳，並於每卷正文後詳附校勘。道光六年（1826），南昌府學朱華臨重修阮元校刻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將之雕刊刻印，乃最早之善本，多為學者推善。張之洞《書目答問》言：「阮本最於學者有益。」4 本書所引《禮記》，亦以此為底本。 本書蒐羅唐宋重要類書所引《禮記》正文及注文，用資比對今傳世本，考其異同，望能有助於學者《禮記》一書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