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120年紀念版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120年紀念版）》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樣一個重要的概念，這對了解中國經濟史是大有裨益的。通過對灌溉與防洪工程以及運渠建設的歷史研究，去探求基本經濟區的發展，就能看出基本經濟區作為控制附屬地區的一種工具和作為政治斗爭的一種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就能闡明基本經濟區是如何轉移的，就能揭示基本經濟區同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問題的重要關係，因而也就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發展史中的一個方面，給予了一種具體的同時又具有歷史表述的分析。總的說來，《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120年紀念版）》的宗旨並不是對中國歷史賦予新的解釋。然而，如果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被證明有助於解決中國歷史中基本問題之一的話，那它就不會不對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理解與闡釋產生影響。為了把這一理論擺在恰當的地位並闡明其可能的引申與進一步的應用，也許講清楚作者對中國歷史經濟研究的一般想法會更好些。 人類撰寫自己的歷史，不只是在借用歷史留傳給它的各種條件下進行的，而且還要對過去的歷史加以再寫。這是因為歷史本身是歷史的，各個時代只能按照它自己的經驗去理解，也只對它自己有用。新的經驗會導致新的歷史見識，而根據新的見解，又可以闡述新的問題，可以重新審查新老論據，可以從大量似乎無用的資料中挑選出頗有意義的事實來。因此，歷史必須不斷地加以再寫，才能滿足各個特定時代中人們的需要。再寫歷史是人類為駕馭歷史力量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而在歷史過程的每一轉折點，這一任務都變得特別迫切。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開放”以來，不僅在中國的知識界，而且在整個世界的知識界，就隱隱約約地提出了再寫中國歷史的問題。由於資本家的國外貿易與投資——通過它在世界市場的剝削——便產生了一種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不同民族參差不齊發展的社會經濟結構，便投進了世界歷史的動蕩潮流。中國的歷史，不再只是一個國家的歷史，也匯入了世界歷史的洪流。“西方的”各種制度，已經嚴重地侵入了中國的生活；而中國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狀況的深遠後果，就集中地體現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和它後來的發展，從而在若干世紀以來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國社會的一些根本的重大問題。 經濟史或者說辯證經濟學，確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今天的根本問題，不能只靠研究當代的情況來了解，還必須歷史地去進行探索，也就是還要試圖解決那些由於我們時代所需要而提

漢語語音史上一般把秦漢及其以前的漢語語音叫做上古音。《上古音研究》是作者李方桂晚年研究的總結，其眼界之開闊，思維之縝密，一時獨步。作者的上古音研究採用的主要是《詩經》押韻、漢字諧聲、《切韻》等漢語內部的材料。作者的上古音系統具有自己的鮮明特點，而且多數特點具有鮮明的優勢，本書是作者集多年研究心得的大成之作，至今仍然是漢語上古音研究領域的必讀書。

在20世紀20年代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場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和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為代表的“科學派”之間的“科玄論戰”。本書以此為背景，主要論述了三個基本問題：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玄學？科學和玄學的關係怎樣？作者以獨立的思想綜合西洋思想界研究的所得，用剝蕉抽繭式的討論法，去說明科學與玄學本身的性質、其所研究的問題、所用的方法、所具的特長、所受的限制等方面，使讀者把最近代科學與玄學

研究隱意識和潛意識的心理學通常叫做“變態心理學”。這個名稱並不精確。從近代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任何人的心裡都帶有若干所謂“變態”的成分。“變態”這個名詞可以說是傳統心理學所給的諢號。傳統心理學者只研究意識現象，而意識不能察覺的現象所以被稱為“變態”。概括地說，近代變態心理學有兩大潮流：第一個潮流發源於法國，流衍為“巴黎派”和“南錫派”。他們都應用催眠或暗示為變態心理的治療法。第二個潮流發源於奧地利及瑞士。同前一個潮流的注重潛意識相比，他們更加注重隱意識。他們認為精神病源不在觀念分裂而在情與理的衝突。他們打扮拋棄暗示和催眠，而應用“心理分析”為變態心理的治療法。本書就是關於變態心理學各派學說的要點的簡明介紹。

從有人類以來，藝術始見於舊石器時代末期，在末期以前，藝術作品是沒有的。這種藝術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這種作品是真正老字型大小的古物。今天我們讀到考古學家裴文中先生的這部著作，恍然發現，原來在幾萬年前，我們的遠祖就有了了不起的藝術。他們的作品是今天人們的藝術的開山。本書更附有大量精美插圖，圖文相參，對舊石器時代末期的藝術做出了精當的描述。

本書為第一代中國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與其同學梁宇皋合作的作品，以晚清民初的中國社會為背景，以社會學的觀察為視角，典型的刻畫了那個時代中國農村和城市的一個基本結構面貌；尤為重要的是本書前面有英國學者霍布豪斯作序，霍氏主張社會學應對人類精神生活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開展實證的研究，尤其重視社會調查的研究方法，並曾在《形而上學的國家論》一書中用專門章節來論述社會調查問題，陶孟和受此影響頗深。

作者張雪門（1891-1973），浙江鄞縣人，我國著名的幼稚教育專家。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他就與我國的另一位著名學前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有“南陳北張”之稱。他以畢生的精力致力於幼稚教育，先後達60年。他的幼稚教育思想和實踐過去曾對我國，尤其是我國北方和臺灣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他對幼稚教育的目的、課程和師資培養等方面的論述，有不少地方現在仍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本書收錄居正先生生前的論文四篇：《法律哲學導論》、《司法黨化問題》、《為什麼要重建中華法系》、《憲法上之權與能》。其中，《司法黨化問題》一文，不僅在認識論上試圖全面解決黨化引起的認識問題，同時文章又融入了對當時法律與法學理論的諸多批評。在內容上，居正所使用的一組二分的概念，不僅為司法黨化構建出了一個合理與正當的理論前提，而且促使司法党化問題成為一個哲學命題。

《清代中國的稅收制度（1644-1911）》是作者陳兆鯤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是在E.R.A.塞利格曼等的指導下，按照西方財政學理論梳理清代財政制度的最早的著作。原書初版於1914年。全書共五章，前兩章主要說明當時中國的行政結構、區域規劃、以及稅收徵收部門對收支的調整。後三章則分析了中國稅收的三個主要稅種，土地稅、鹽稅和商品稅。對於當時的歐美讀者來說，本書的價值在於梳理了中國稅收體系的事實，使西方人對非常具有迷惑性且毫無規則的厘金、鹽稅等稅收機制有了大體瞭解。對於現代的學者而言，其價值不僅在於按照西方學術規則、應用西方財政學理論來分析稅收制度問題，還在於它將西方財政學引入中國過程中的開創性以及對當時中外學術交流的反映。

郭秉文先生是第一位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是他的博士論文。這是第一本以非中國傳統視角，用英文介紹中國教育體制沿革的書。英文原作于1915年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出版，191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其豎排文言文中文版，本書正是根據1916年版本出版的橫排簡體中文版。作者研究了古代和傳統教育制度在朝代更迭背景下的興衰以及在共和體制下教育制度的重組，將中國公共教育制度及其長期演變過程揭示出來。百年後的今天，此研究及其結論仍有驚人之處。

《法律教育》為“研究法律教育的開路先鋒”之作，是中國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孫曉樓先生的代表作，亦此次作為代表民國時期關於法律教育問題研究的唯一代表性成果被收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之中。本書所提供的關於20世紀30年代法學和法律教育的材料和思想成果，不僅是讀者瞭解整個20世紀中國法學發展情況的重要史料，同時還可以從中尋找到對當今法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的內容。本書出版依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本排印，並添加了孫曉樓先生的學術年表及對該書的評述文章，便於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位中國現代著名的法學家和法律教育家。

全書收錄了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方顯廷用英文寫作的兩本經濟學著作。第一本書為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戰後中國之工業化》) ，原書於1942年4月由南開大學出版。全書共七章，分別為：“導論”，“中國的資源”，“戰後中國工業化的領域”，“中國在戰時的工業化成就”，“日本在中國”，“戰後中國的資本與管理”，“對於組織戰後工業的建議”。 第二本書為 INDUSTRIAL CAPITAL IN CHINA (《中國之工業資本》），原書於1936年刊載於《南開社會經濟季刊》（英文）1936年4月號。全書分為三章，第一章“外資”，第二章“中資”，第三章“中資與外資的相對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