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史學論叢

近代日本游華知識人曾根據自己的中國體驗描繪出各式各樣的新“中國形象”，這些形象是在“古典中國”與“現實中國”的交互參照中產生的，這些自域外生成的中國觀進一步反饋至日本，並參與形塑了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幕府末期至昭和初期，日本知識人大致形成五種中國觀類型，即“榮衰一體”、“病體待治”、“日本中心”、“文明反思”與“幽玄浪漫”的中國觀。通過對日本游華知識人中國體驗之比對與分析，指明近代日本人的對華傲慢端倪，乃源於明治以降日本知識人的游華體驗，而“雙重中國”是其中國觀的主流認知方式，主要表現特徵就是“古今分裂”與“厚古薄今”。現當代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依然存在著“雙重中國認知”的明顯傾向，體現了超事實褒貶下的臧否失據和敬慢混雜時的標準不一。

日本禪僧“脫佛入儒”歷史過程，經歷了中世由公家、武家和僧侶階層為主導的佛教文化向近世以儒學為宗的德川幕府意識形態轉變的較長歷史時期。就其內在理路和發生脈絡而言,該過程大致經歷了理論上的”排儒斥朱”→”儒釋調和”→”儒釋道三教一致”→”排佛歸儒”和行動上的”脫佛還俗”。出身相國寺的藤原惺窩和出身建仁寺的林羅山”脫佛還俗”、形成”京師朱子學”一派,不僅是五山禪林內部分化與蛻變的轉折點,還是日本”朱子學”興起的重要標誌。這一過程既是中國佛學、儒學“日本化”的過程，也是中日佛教、儒學乃至整個中日歷史和思想文化凸顯分歧而走向不同道路的過程。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過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書”伴隨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紛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啟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雖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

在前近代東亞世界，“中國”“中華”或“華夏”，更多是一種文明的標簽，與古代中國共享儒家價值體系的鄰國朝鮮、越南有相當的同質性。它們或號稱小中華，或自命“小中國”，所謂“凡禮樂文物，民風士習，悉仿皇朝”雲者是也。宦官制度也仿效中國，且常以閹人當貢品。尤其在朝貢體系最為典型的明清時期，與中國接壤的安南和朝鮮進貢最繁，成為明代域外宦官的最大來源國。這批最能接近明朝皇帝的域外人士又常常作為使臣被派遣回原籍，成為前近代東亞區域舞臺上最為活躍的一個群體，甚至影響到中央王朝與周邊屬國的內政外交，可以為解讀東亞區域關係提供新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