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遁──代序
住到巴黎來以後,週末最常去的地方便是拉丁區的書店街。兩個書癡組成的家庭,成家才兩年多就砌起了幾面書牆,雖然讀書是最便宜的消遣,但每個月包括訂報訂期刊買雜誌和東一本西一本臨時起意買回來的書,結算起來也是一筆可觀的開支,所以每回到拉丁區書店街去,夫妻兩個就非得扮演對方的在野黨不可,免得一不小心就把整個書店買回家。
拉丁區的曲巷裡有家柬甫寨來的華人開的中文書店,店名叫「友豐」,不知怎麼,每回看到這塊招牌我就連帶想起「友直‧友諒‧友多聞」這句古人說的話來。「友豐」大部分賣的是大陸出版的書,極少極少臺灣與香港的著作,這倒無關政治立場與文化勢力,純粹只是一種生意經,因為一本書飄洋過海,價格非長十倍就難有利潤,臺灣與香港的書籍本身的訂價往往起碼就二、三十法郎,再乘十倍,肯定沒人買得起,況且書癡通常都是貧戶。
去「友豐」的次數多了,我跟另外幾個人就成了彼此的熟面孔,其中有兩位一高一矮都戴老花眼鏡的先生幾乎每回都碰到,他們彷彿相約而來,像小學童結伴到租書店去看連環畫一樣,對字裡行間的會心和體悟因為有人共享才更有拳拳到肉的歡喜。那回去「友豐」,見兩個老頭兒合看一本早已發黃的毛了邊的書,大概是個「孤本」,兩人的情緒節拍很一致,該皺眉時一起皺眉,該爆笑時一起爆笑出聲。我買了幾本書,然後推著嬰兒車跟先生去「龐畢度文化中心」看一個電影資料展,在那兒耗了三、四個小時,回頭想起把孩子的一件外套丟在「友豐」書店,風急火急折回頭去,卻見一高一矮兩位老先生仍然站在原先那個角落合看那本想必很精采的書。
文壇前輩?弦先生在應我之請為我的一本小說集寫序之前,曾很慎重地擬了十幾個問題讓我作答,以便進一步掌握我的創作觀,他提的問題包括這麼一個:「妳認為書籍是否會日漸為電子媒介所取代﹖」同一階段,我也留意到不少法國的報章雜誌闢出大塊篇幅討論相同的問題。當時我對?弦先生所提的那個問題略而不答,因為我的答案是悲觀的,可是又不甘心去認同它。
英國文學教授喬治‧史坦納在他那本七○年代末風靡西方知識界的文學論述《巴貝塔倒了之後》(After Babel)中宣稱,書籍的經典時代在延續了四百年之後,現在已告結束,現代人夜以繼日地生活在有線電視的視覺轟擊之中,各種片段的互不相關的訊息使我們的精神不勝負荷,再無法集中心力去讀足夠的書以充實我們的內在世界。跟他抱持同樣的悲觀論調,並為書籍的經典時代之結束預作宣告的不乏其人,不知做了半生文藝守門人的?弦先生是否也是其中一位,否則怎會有如此一問﹖
被那些為書籍的前途憂心忡忡的人士視為書籍的頭號敵人的是電視,因為電視有著驚人的對事件的描述能力,透過電視,我們看到發生在世界各地如暗殺、武力鎮壓、饑荒等各種重大事件,我們未離家園寸步,卻身臨其境、目睹其景地面對我們的時代各個重大事件,這種「直接面對」的錯覺,使我們感到擁有對各類事件的猜測與解釋的權力。除開驚人的描述能力外,電視還提供了各種極盡官能刺激之能事的娛樂,是一個五色雜陳的光的世界、影的城市。
我偶爾也看電視,但是電視傳播速度快,聲像瞬息即逝且無法保存的「單向溝通」特性,始終無法為我接受,我是那類看電視看得很吃力,半小時就覺得精神很疲累的人,所以每回聽到電視「搶」走大量讀書人口這種說法都覺得詫異,在我看來,看電視和讀書是型態完全不同的兩種消閒,一個喜歡看書的人永遠不會因為看電視而犧牲他讀書的時間,就像一個人不會為了吃牛肉而放棄青菜豆腐一樣。那些被電視「搶」走的人,極可能就是那些從未發現文字的魅力的人。
每年有千千萬萬的孩童背起書包走到學校去學讀書與寫字,他們當中有些人把讀書識字當成一種跟騎腳踏車一樣的普通伎倆,只是為生活多開一道方便之門而已,這樣的孩子長大了,他會讀報紙的專業版面或各種能教會他新知識的所謂「入門書」。但是有些孩子不同,「識字」於他有如一把可以打開各種奇幻世界的金鑰匙,他會快樂地迷失在那個由文字這種表意符號所構築的千進萬重的華麗城堡之中,一步步跨入氣象恢宏的人類精神史的長卷裡,推翻了時間與空間的經緯,使自己跟著無限無限起來。我認識這樣的孩子,「友豐」書店那兩個戴老花眼鏡「書遁」而去的老孩兒,用不著管他們那兩把格格作響的老骨頭,只要一納頭鑽入浩瀚無涯的文字世界,就好比孫猴兒駕起觔斗雲,轉瞬間到了十萬八千里外去。
離開「友豐」書店時,我一路發傻,想著應該把剛剛看到的那幕老頭兒「書遁」的可愛景象,齊齊整整剪下來,貼張郵票寄去給?弦先生,就當做對他提的那個問題的補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