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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我一直記住詹天增說的話,他要我活著,要我把真相說出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同志賦予我此生的任務。」

◎追尋泰源事件完整真相
◎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本書是政治受難前輩蔡寬裕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蔡寬裕先生,在1950、6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最厲害的時期,曾兩度因案入獄,坐監長達十三年,對於蘇東啟案等政治案件及相關人物知之甚詳。在泰源監獄關押期間,實際參與泰源事件的謀畫,並在因緣際會下成了那個「活著說出真相」的見證人。

解嚴後,他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也長年為轉型正義立法工作奔走。這本訪談錄,不僅記述戒嚴時期台灣政治受難者斑斑血淚的故事,也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傳主簡介/
蔡寬裕(原名莊寬裕),1933年2月5日出生,台北市。東吳大學在台灣復校第一屆經濟系學生。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情治人員懷疑蔡寬裕鼓動同學罷課,將之拘押六個多月,後予釋放。

蔡寬裕自大學畢業後,在台中商職擔任老師,並到日本短期進修,隨後接觸「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的組織。返台後,接辦台中市「新生商職」,並且代理校長。因友人李森榮曾在紙張書寫「獻身解放台灣民族獨立運動」,蔡寬裕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並在1964年移監泰源監獄,調醫務室服務。

1970年發生「泰源事件」,原計畫由蔡寬裕負責打開大門接應,後因計畫失敗,蔡寬裕雖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延訓3年。於1975年出獄後,與難友合股於大里經營鞋廠,1983年結束鞋廠業務,到台北經營貿易公司。

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
訪問:

陳儀深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現任國史館館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師、副教授(1984-198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1988-2019)、研究員(2019),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1996-1998),任務型國代(2005),台灣教授協會會長(2009-2010),台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2015-2019)。研究專長領域為: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戰後台灣政治史、二二八事件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研究。

記錄:

彭孟濤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國史館助修

林東璟
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約聘助理

潘彥蓉
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畢業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營運推廣組科長

真相與轉型正義的生命之旅──序蔡寬裕先生訪談錄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2019年夏天我從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緊接著到國史館任職之前為止,總共已經出版超過十本的口述歷史,在台灣歷史學界可以算是「名列前茅」吧。作為我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尤其是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基礎,口述歷史的重要性不亞於檔案,而我第一本的口訪成果是2000年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期: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第二本是2002年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一期:泰源監獄事件專輯;這兩個案件的追查,很大的程度是透過蔡寬裕前輩的協助,才順利找到適當的受訪者。
從我為了研究蘇東啟案而初次正式訪問蔡前輩,到2017-18年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案而訪問蔡前輩,乃至2019年夏天我來國史館任職以後的補訪,前後有20年左右的時間,其實歷經不少非正式的訪問(請教),如今終於要出版一本有頭有尾的訪談錄了,可以說是完成彼此的一樁宿願;這次的「滿願」當然也要感謝中研院近史所以及國家人權博物館,願意將相關的著作權授予我們。本書的形成既然歷經長時間的「積累」,內容不免有些許的重複,還望讀者鑒諒。
  就蘇案而言,蔡前輩不但在獄中、獄外與諸位受難前輩相熟,由於他常住高雄的時候不時開車去台中或台北,路過北港常會去找蘇東啟「秉燭夜談」,所以對蘇東啟政治案的細節以及蘇本人與李萬居之間的關係,知之甚詳。就1970年泰源監獄事件而言,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是「劫械逃獄案」或「獄中再叛亂案」,對支持台獨的人而言則認為是一樁革命事件,蔡前輩就是當時參與其事的外役,事發之後雖然因鄭金河、江炳興等烈士一肩挑起而沒有擴大偵辦,蔡前輩和柯旗化等「涉嫌人」一樣—在綠島感訓監獄刑期滿了之後—還被留訓在綠指部三年,在這個意義上,他也是泰源事件的受難者之一。十幾年前我做完泰源案的口述史以後,曾經遠赴台東縣東河鄉,進去泰源技訓所(即昔日泰源感訓監獄)參訪、拍照,2018年初我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的泰源事件研究案,再度造訪泰源的時候則與蔡前輩同行,當時我們夜宿台東的溫泉旅館,我也是隨身帶著錄音筆,「浴前浴後」繼續進行不知已經是第幾次的訪談⋯⋯所以,蔡前輩平常很少對外人說起的複雜身世,終於可以比較完整地記錄在本書中。本書不只是一般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史,因為蔡前輩的生命經驗擴大了政治受難的意涵,例如:他出獄以後在台中開工廠、聘用不少「難友」,繼續與警總打交道;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獨政治犯為主的聯誼會(2000年他們的團體曾經租遊覽車去屏東墾丁旅遊,我當時帶著錄音筆隨車南下,在墾丁一起過夜,我記得張世欽、黃錫琅兩位前輩的訪問就是那天晚上完成的),成為反對運動的一環;此外,他和蔡焜霖前輩一樣常常受邀參加人權館的委託案審查,我若有機會和他們一起開會討論,每每感受到他們兩人不但博學多聞,而且具有目標清晰卻又兼容並蓄的性格;最重要的是,蔡前輩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鍥而不捨,包括馬政府時代的龍應台部長、王逸群主任,蔡政府時代的鄭麗君部長、陳俊宏館長、楊翠主任委員,以及立法委員柯建銘、謝聰敏、尤美女乃至國民黨籍的陳學聖、蔣萬安等等,都是蔡前輩不斷遊說、接觸或「周旋」的對象,其中關於《促轉條例》、《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政治檔案條例》等重大的轉型正義立法過程,都可以看到蔡前輩的身影,本書也儘可能在這方面做了記錄。
  《轉型正義: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一書的作者、美國紐約法學院教授璐蒂‧泰鐸(Ruti G. Teitel)於2019年7月曾經來台訪問,她在一場座談會中指出,世界各國對於如何面對昔日的加害者會有不同的決定,例如阿根廷民主化以後軍人的力量較弱,所以可以進行追究審判,但同是在南美洲的智利,民主化之後軍政府的力量還很強,轉型正義的工作就以和解為主—後來這方式被南非學去、成為所謂的「南非模式」。要之,轉型正義標榜的真相和正義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確實可行的正義。台灣政治民主化以後的轉型正義,是從九○年代國民黨執政的李登輝時代開始,歷經民進黨執政的陳水扁總統、蔡英文總統時期並沒有另起爐灶,只是延續和深化,其中理想與現實的拉鋸,大概很少人能比蔡寬裕前輩的體會更深刻了。
  謝聰敏先生曾在他自己的《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中自問:「受苦一輩子有什麼意義?」他以自己年老了還為台灣戒嚴時期的人權問題奔走,甚至不惜和政府打官司為例,說這是他做為一個政治犯的意義所在,也就是Creative Suffering!我認為蔡寬裕前輩所實踐的,同樣是這個意義和價值。感謝前衛出版社願意和國史館合作出版這本書,當我們在尋思本書的書名時,負責編輯的佩穎小姐說,她最感動的段落是:泰源事件烈士之一的詹天增,準備赴義之前還交代蔡前輩等—要活下來,以便為後人說出真相。於是,我們就決定用「活著說出真相」作為書名了。

 

序文/國史館館長 陳儀深

第一章 家世與成長
第二章 個人受難經歷
第三章 我看蘇東啟案
第四章 我看泰源事件
第五章 出獄後的事業經營
第六章 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第七章 追求轉型正義
第八章 相關人物憶述
附 錄 陳麗珠女士訪問紀錄
蔡寬裕先生生平大事記
蔡寬裕先生訪談錄索引

第四章 我看泰源事件
多年醞釀泰源事件
(一)台獨份子只是少數?
我曾對張炎憲教授說,希望他能幫我們做泰源事件的專題。因為常常聽到大家在講台灣獨立,我很不客氣的說,大家都只是在要求別人而已,獨立那麼簡單嗎?為了台灣獨立犧牲的人不到二十人,如果付出這麼少的代價就能獨立,那台獨很簡單就可以達成。泰源事件是一件以台灣獨立為主題所發動的軍事革命,雖然環境很艱困,但是仍然有動手,泰源事件是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
起事兩年前,蔣介石接見美聯社記者,他說,台獨運動是一小撮海外失意的政客,島內根本沒有台獨運動,台灣也沒有政治犯。我們看到報紙後就說,那我們是為了什麼被關?當時至少有兩百多人因為台獨被關,如果沒有台獨份子,那我們關在這裡做什麼?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讓我們的聲音傳播出去。
泰源事件當中,彭明敏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經在醞釀這件事了。1963年我們被關在軍人監獄,是由警備總部管理,叫做「警備總部看守所安坑分所」,一棟只有六、七十人,另外有一批人是在新店採砂場,擔任挖石頭、洗砂子的工作,這個工作比較辛苦,但是也比較自由,這批人每週都要回監獄拿藥。我們都覺得這裡的管理比較輕鬆,每天的工作就是養豬、種菜。當時蘇案已經判決確定,關在這裡的人以海軍陸戰隊的居多,大家長期和外界隔離,過了八個月,1964年3月被送去泰源。
當時泰源是一間新的監獄,所以需要人手到外面勞動,獄裡有一個菜園,都是無期徒刑的犯人。外面有一個農耕隊,每天早上出門,到山裡面勞動,一直到晚上才收風。出去的時候,也不用帶手鐐腳銬,可以滿山去跑,監獄也不擔心,因為有外役保證人。而且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逃亡事件,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原住民,聽到自己的女友變心,就逃出去把情敵殺死,後來就被判死刑。事實上,整個台灣是一個大監獄,只是大監獄、小監獄而已。

(二)和各界建立感情
泰源政治犯先和當地原住民建立感情,甚至到可以讓原住民少女不願意和監獄管理人員交往的程度。此外還有天主教會的神父,他們對政治犯也很同情、照顧。另外還有台東教會,是由獄方引進的,每週由一位牧師進來傳教。
以往警衛部隊都是老兵,到了台東的時候,警衛部隊由台東野戰師派一連過來擔任,成員以不再是老兵,而是台灣充員兵,連幹部包括連長都是台灣人。當時大家也沒什麼事做,整天到山上打獵、到溪邊抓魚、打籃球、排球等等,和警衛打成一片。
曾有一位警衛連連長是政工幹校出身,他的同學黃聰明也被因政治案件被補,當他擔任泰源監獄警衛連連長時,就到處打聽他的同學是不是也在這裡。後來他為了保持聯絡,他就組一個球隊,讓大家可以一起打球、交往。
不過警衛連的部隊常常輪調,政治犯都要重新開始培養交情,事發當時的部隊是半年前才來的,可見那個年代台灣青年都很好溝通,大家都有台灣意識。當時的輔導長也是台灣人,鄭金河曾問他,如果發生某些情況,國民黨要他屠殺政治犯時,他會怎麼做?他回答,大家都是台灣人。所以我們都受到鼓勵,認為可以一搏。但是難免有一些顧慮,畢竟輔導長是由政戰系統出身,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不是會有所變化。此外,我們跟一群台灣士兵都已經談好了。
當時由於我擔任醫務所的外役才能自由進出,可以去獄外,也可以進入牢房聯絡事情。本來我是不能擔任外役的,是其他人幫忙積極活動,加上我父親是中醫師,家裡開中西藥房,並且由醫務所主任擔保,所以才有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在泰源醫務所的藥局擔任外役,配藥兼注射。
醫務所有四個外役、三個醫官,醫官當中一位是中校主任,一位是上尉,另一位也是上尉;不過醫官都是掛名的,都不做醫療工作,而是由犯人醫生代替執行,一位是空軍總醫院中校,另一位是台灣人林金煌,是婦產科醫生。

成也民族情感敗也民族情感
美麗島事件後,黃天福曾經問我:「施明德說泰源事件是他領導的,真的嗎?」我認為,是真亦假,有些受難者對施明德很不滿,因為他們認為,施明德與泰源事件有很深的關係,他卻對受難者及其家屬都沒有什麼照顧;李昂在《施明德前傳》中寫到,施明德在泰源事件中是「被告知者」,這也是事實。說起來很矛盾,何以施明德會是領導者也是被告知者?因為他知道事情的進行,也很積極的參與,只是,起事當天並未通知他。
泰源事件活的人當中,瞭解事情完整經過的人可能只剩我一人。包括參與者鄭正成,出獄後都還要問我才能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鄭金河曾經交代他,出獄後一定要去找他的「好朋友」,這個好友會把事情告訴他,鄭正成於是就來找我。當年他們六個人被捕後,一人一間,但是可以看到彼此,也可以利用開庭結束時,偷偷講幾句話,鄭金河那時也不敢對鄭正成明講要來找我。
鄭正成的精神狀態有受影響,疑心病很重,但是他並不是靠裝瘋賣傻就能躲避死刑,主要是他說:「我不知情,我是被逼的!」他不知情是真的,他說被逼是假的。他當然或多或少知道事情的經過,但是他不是策劃者,所以他連那一天要動手都不知道,當時他和我同一房,動手的前一晚是農曆正月初二,他還對我說,隔天要帶我到山上,那時我就在想,明天就要動手了,你怎麼還會想到要去山上,可見鄭金河到那時候都還沒有告訴鄭正成。我揣測,鄭金河是想在動手的時候再通知鄭正成,什麼原因我不知道。
當時,我問詹天增事情他都說不知道,要和他討論他也拒絕,他說:「酒菜準備好,要開動了再叫我!」意思就是說,他是個老粗,不懂什麼規劃事宜,只是要行動的時候再通知他即可。他事先就有跟我講,他告訴鄭金河別把我拖下水,為的是留一個活口,為後人留下這段歷史,這件事沒有其他人知道,只有我和詹天增知道而已。

(一)事前規劃 幾大難題
其實我個人並不贊同,因為太困難了,可能成為無謂的犧牲。監獄裡設有電台,由一位上尉通信官駐守,而且所有單位都有外役人員,就只有這個電台沒有外役,也沒有士兵,據我們瞭解,通信官每隔三十分鐘就要跟台北對呼,保持通信暢通。這也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如果把他殺死,就沒有人跟台北對呼,若是威脅他和台北保持通信暢通,沒有人知道他用了什麼密語和台北對談。當時的構想是兵分兩路,直達台東,一支控制電台,另一支控制變電所,因為如果只佔領電台,對方斷電,我們也沒輒。控制電台後就把我們的理念傳播出去,能撐多久就撐多久,最後大家一起在電台及變電所犧牲,這是原擬的計畫,沒有人還會想到要活著離開。
當時他們幾個策劃者有犧牲的準備,但是對我來講,我認為一旦事發,是所有人都要犧牲,而不是只有衝出去搶奪武器的人犧牲而已。但是,事發後他們六個人未能衝回牢房把押房的人放出去純粹是意外,這件事會失敗的關鍵點完全不在事先的預料之中。原本我們認為比較大的困難是路程問題,如果我們越獄成功,從泰源到台東市區還有一大段距離,根據我的經驗,軍用卡車以六十公里時速前往台東市區也要兩個小時,如中途被阻斷,我們屆時要如何前往台東市呢?這是第二個難題。
第三,在我們多年來的規劃裡,警衛連的官兵已經不是問題,獄中有位傘兵營營長因為緬甸煙毒案件被關,姓唐,而且被判死刑,所以他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們台灣傘兵部隊的佈置和值勤狀況,他說,台北的傘兵來到台東只需要40分鐘,這是我們最難以克服的問題。
1969年10月江炳興來到這裡,我們也有秘密管道和謝聰敏保持聯繫,江炳興和吳俊輝告訴我們彭教授已逃亡海外,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如何出國,這件事加強了我們的決心,我們要有所動作,發出聲音,才能讓外國知道台灣也有政治犯。1970年元月,我們接到訊息,彭教授已經在國外,我們要有所動作,讓彭教授在國外的談話能有具體的事例。彭教授的事情不是泰源事件的起因,因為我們的計畫已經籌畫了四、五年了,彭教授的訊息只是強化了我們行動的積極性,他事前也不知道我們的想法。
江炳興是被判十年,在台北已經關了六、七年,他是外役的,意識型態很堅定,當時獄中紅白對立的情形很嚴重,他常常跟別人起衝突,所以才在1969年10月被送來泰源,照規定,新來的受刑人需三個月才能調外役去,但是獄方的少校保防官是江炳興官校的同學,他就問江炳興需要什麼照顧?江炳興就要求調到外役工作,所以他來不到三個月就可以調外役。江炳興一方面有受過軍事訓練,一方面自己也很積極,所以就很積極參與泰源事件的策劃。
我們在獄中一直有一個矛盾,外界為何那麼安靜?因為沒發生政治事件,可見外界很平靜。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如果外面有什麼政治事件,獄中的人比較危險,因為統治者可能會對政治犯進行屠殺的動作。因此,若要顧慮自己的安全,那台獨運動不會有前途,如果外界有動作,我們獄中的人就比較危險。

(二)你不抓我 我不殺你
此案的靈魂人物是鄭金河。原計畫是正月初一就要行動,但是那天部隊放假,有一部份和我們配合的充員兵放假回家,初二才回來,所以改成正月初三行動。因為泰源有八個崗哨,其中大門兩個哨沒有子彈,另外六個哨有實彈,行動時必須先由六個人去拿下他們的槍彈。衛兵是在中午十一點換哨,由一個外省班長帶領,事前陳良已經在汽車修理場把鐵器磨成尖刀,一人一支,以此做為武器,當六個哨點都換上自己人後,班長行進至距離大門一百公尺處,鄭金河動手刺了班長一刀,詹天增再補一刀,以為兩刀足以致死,隨即把他踢下邊坡。
原計畫是要衝去彈藥庫拿子彈,因為下哨的槍沒有子彈,但是沒想到班長沒死,他還高喊:「殺人啦!救命啊!」此時一位行政官路過,他看到鄭金河等人有槍,趕緊逃跑,鄭金河馬上開一槍但沒打中,要再發第二槍時卡彈了,無法擊發,其他人則是有槍無彈。原本此時是要去彈藥庫拿子彈,然後衝回牢房,但是此刻全部的人都聽到槍聲,正在用餐的警衛連放下碗筷,一群人直奔上來,看到鄭金河等人,也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當天連長請假,由輔導長代理,十點半的時候,鄭金河等人有去找輔導長,告知他待會有所行動,事情都安排好了,但是那天是過年期間,輔導長沒待在辦公室,鄭金河找不到他,只好按照原計畫行動。那天東西都準備好了,誰負責開車,油也加滿了。原本鄭金河想早一點跟輔導長講,但是被其他人勸阻,怕萬一輔導長去檢舉,豈不是前功盡棄?所以一直到確定要行動了才去找輔導長。
輔導長跑上來時也看到大家面面相覷,一般情況下不是我們殺你(阻礙革命者必須消除),就是你把我們抓起來,但是他也不下令抓人,反而還對那六人說:「快走!快走!」而鄭金河也不願意殺輔導長,因為輔導長雖不是支持者,但至少是同情者,大家平常都很聊得來,意識型態也相符合;如果他是外省人,當場把他殺掉就好了,偏偏他不是,大家就這樣僵持了十多分鐘。由於彼此有民族情感的存在,你不會抓我,我也不會殺你。
當時大家將此事當作是革命,原訂計畫是控制官兵後,把官兵關到牢房裡。由於大門的警衛沒有槍,原訂是拿到彈藥後,回到牢房打開受刑人的房門,紅帽子的如果願意參加就來,不願意的就關回去;至於白的,尤其是台獨份子,都要參加。當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願意參加的,因為平常你是怎樣的人都看的一清二楚,對於那些不能信任的人也都事先封鎖消息,不讓他們知道。

(三)獄方竟與我們成了命運共同體
這是第一件也是最後一件台灣真正有武裝軍事行動的事件。出事第二天,泰源監獄由憲兵接手,包括警衛也是。據說,原警衛連被調去烏坵駐守。另外,有一個警衛連的阿兵哥原本也要參與,但是事發當天他輪休回家,並未實際參與,後來他聽到事情發生,就不回部隊,變成逃兵,後來就用平民的身份受審,警備總部判他無期徒刑,他沒有和我們關在一起,聽說也是關十五年之後出獄;其他警衛連的人都是由陸軍總部審判,我們比較欠缺這方面的訊息。
最令我們活著的人感念的是,這個案件中犧牲的人完全是自我犧牲,沒有牽連到其他涉案人,他們完全沒有供出其他參與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不過,這跟監獄的態度也有關,因為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形成命運共同體,出事後,獄方也有管理不善的缺失,況且獄方人員被我們滲透也是事實,有三件事可供佐證:
出事後,我們幾個人在一起,第二科科長就找了一個外役的去談話,問他:「你知不知道鄭金河跑去哪裡?」他回答不知道,科長就說,不知道就不要亂講話,如果有人問話的時候不要亂講話,回去同其他人講。
到了第三天,情報局的人來審問我們,獄方人員會在旁作陪,他還替我們講話,說這個人很老實、很守規矩等等,情報局的人就罵他:「閉嘴!沒有問你,你不要講話!」從這兩件事我們發現,獄方不曾對我們這麼好,可見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
此外,5月母親節的時候,獄方讓我們寫信回家,限兩百字以內,但是我寫了超過兩百字的信,當時我以為自己也過不了這關,大家都有隨時要「去了」的心理準備,保防官就把我叫去,責問我寫那麼多字幹嘛?我說,因為我思念母親,他就說:「你有想到你母親嗎?你如果有想到你母親和家人,就不會做這樣的事!」我反問:「我做了什麼事?」他接著說:「你心裡有數,大家心照不宣。我們也是考慮到利害關係,要不然你也跑不掉!將來他們幾個都要槍斃的!」這時我就明白獄方也不想擴大事端,因為他們自己也跑不掉,後來那五人就在5月30日犧牲了。
1971年國民黨要對政治犯減刑,先進行調查,一些抓鈀子為求表現開始檢舉,都是那些外省紅帽子的在檢舉。當年紅白對立很嚴重,出事前有位調到泰源不久的左派青年,風聞白的要殺紅的,很害怕,就去向獄方要求安全保護。其實事前有一小部分紅帽子的已經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他們的立場是:「樂觀其成。」即他們事先不參與,一旦事發,再見機行事。事件失敗後,一些比較有義氣的紅帽子的,也沒有把事情講出去,維持起碼的道義。而有去檢舉的都是外省紅帽子的。
政治犯1951年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那不是監獄,而是兵營。後來為了開發綠島,引進職訓隊,1965年政治犯送泰源,刑期較短的人則送去台北。泰源事件後,國民黨覺得不放心,所以在綠島第三大隊蓋了一間感訓監獄。我在綠島監獄服刑期滿後,被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留訓,政治犯會被留訓的原因是,找不到保人,精神狀態不佳者,另一個原因則是延訓,俗稱留訓,這種都不會告訴我們實際原因,像柏楊也被留訓八個月。

獄中生活概況
泰源監獄位在台東縣東河鄉北源村,獄內的總務與管理事務由行政單位一、二科分別負責。醫務所和二科位於監獄的大門和中門間,而從大門出去,地形為一下降的斜坡,延伸至溪邊,政戰室、一科和警衛連等都位在大門外,養豬場也蓋在溪邊。監獄的外役分成農耕隊、樵木隊、養豬場等,例如鄭金河就是養豬場的外役,雖然養豬場每天有一個人留宿在那裡,但是鄭金河還是跟一般外役一樣,晚上要回到押房裡睡。外役早上六點鐘起床,六點半就到工地工作,早餐也是在工地吃,白天的活動範圍包括了整個山區,要上山砍柴、挖野菜餵豬等等。整體而言,這些外役的行動十分自由,可以在四下無人的山腳下、山頂上和溪埔地談話,也因此我們才可以與山上各部落的原住民建立感情。
仁、義兩監的走廊兩側各有二十幾間押房,前面的三到五間是外役的房間,後面則是一般的押房,兩者的差別在於外役的房門沒有上鎖,可以自由出入,直到收封點名睡覺,他們就必須進來。一般的押房一天有兩次的放封,早上的放封時間是六點到六點半,可以洗臉、刷牙和散步,然後七點吃早餐;下午的三點開始,一次兩間押房的人輪流出來洗澡。另外,因為體育場只有一個,所以仁、義兩監每週隔天輪流使用體育場,運動時間較不一定,放封時間則是兩監一致,但中間是隔離開的。放封時,照規定兩監的人犯彼此不能講話。
泰源監獄內有一座仁愛堂,它是類似禮堂的一棟建築物,好比我們常說的中正堂、中山堂,仁愛堂內有小台子、座椅,這裡除了做為放電影之用外,也是我們上課的地方。犯人按程度分為高級班、中級班以及研究班,高、中級班才有上課,研究班則不上課,只是每三個月交一篇讀書報告。泰源監獄雖然名為感訓監獄,獄內也設有感訓組,但實際上泰源的感訓教育既無教官的編制也無教材,只是一種「應付」教育,而人犯之所以會去上課,主要是因為押房內很悶熱,大家可以利用上課的時間透透氣,況且課堂上也不嚴格,一直到我離開都是這種狀況。對此,監獄的態度也十分坦白,開宗明義就告訴我們,「我們無法改變你們的思想,你們要想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但是不要表達出來」。比方說我們每一個月就有一次的小組討論會,依照獄方所給的題目進行討論,每個人的發言條都是抄書抄來的,然後上台照念一遍,應付了事。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凸顯了當時的感訓教育並不確實。我記得那次是陳三興上台念完,接著輪到一位姓李的同學,他推拖說:「我是抄他(陳三興)的,他念完,我就不用再念了。」長官回說:「誰不知道你是用抄的,大家都是抄來的,你就念一念,應付一下就好,你連念都懶,還承認你是抄誰的,老油條也不要到這種程度!」所以換句話說,這些長官也知道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我們,但是大家約法三章,只要我們不鬧事,他們就不會找麻煩,我們刑期到了就出獄,而他們輪調時間到了就離開這裡。這是當時監獄管理的情形,所以才有機會讓我們進行這麼多的事情,如果管理很嚴格,內外的同志哪有辦法串連?計畫要如何推動?

事件發生的原因
泰源事件發生的原因可分為遠因和近因。當時牢裡的人雖然熱衷政治,但一般的比較缺乏政治分析力,只是一心想反抗國民黨,所以我們經常與獄友們做政治分析,我們談到有關蔣介石曾對美聯社的記者說:「台灣沒有政治犯,只有一小撮的失意政客在海外搞台獨。」那我們這一、兩百個台獨的政治犯是關假的嗎?後來江炳興帶來彭明敏教授成功逃出去外國的消息,與江炳興同案的吳俊輝曾經和彭教授關在一起,彭教授要逃亡前夕,就曾與他們保持聯絡。因此泰源事件可以說是由島內發聲,要支持人在海外的彭教授,否則要如何說服國際相信台灣有獨立的聲音。與此同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即將不保,我們判斷,如果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就意味著美國不支持台灣,這樣台灣會發生危險,基於此台灣必須要有獨立的行動,這是事件發生的近因。而從1960-1964年期間,島內還有台獨運動的發展,之後就不見任何的反對運動,也更不用說台獨運動了,加上廖文毅又「投降」回來台灣,士氣可以說陷入一片低潮。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如果沒有人來發動,台獨會變得沒有聲音,這是泰源事件發生的遠因。
泰源事件的計畫醞釀極早,從第一批調出去的外役開始,他們可以在山上自由行動,於是觀察四周地形,覺得可以做一些事情,不過都停留在想法階段,並不具體。之後隨著時間的累積,漸漸熟悉環境,與山地部落也建立不錯的交情。要到事發前的四、五個月,計畫才轉趨成熟和積極,而計畫之所以會轉為積極、變得具體,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江炳興來到泰源監獄。江炳興屬於激進派,他來之前整個行動一直沒有領導中心,他來了之後才開始積極推動,這是屬於人的因素;第二,警衛部隊每幾個月就輪調一次,若不轉為積極,則好不容易建立關係的警衛連又被調走,我們是否還有發動的機會?這是內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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