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文化同一性：我們捍衛文化資源

文化間「共通」的挖掘，是促使彼此的「dialogue」還是扼殺了各自發展？
那又該如何抵抗隨之而來的扁平化？如今，文化資源亟需被捍衛！

‧ 「語言普世性」可能帶來的危機
語言源於不同歷史文化基根、某個種傳統、環境與風景，它主導了人們的思維邏輯與對事物的構圖。
一疊疊相同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同一時間出現在世界各地，將青少年的想像制式化，
使其相互雷同，這個現象在相同的全球語（globish）中越來越明顯。如果我們只說同樣的方言、
如果語言之間具有孕育力的間距消失，便再也無法察覺各自的資源了。
當人們能夠警覺地球自然資源與「生物多樣性」的貧瘠，為何不擔心文化資源的貧瘠？

‧拉開文化的間距，讓彼此面對面，找出共通點、溝通或甚至衝撞來製造更多的可能性
朱利安在《沒有文化同一性》藉由不同的例證來引導我們重新思考文化之間的對話，
我們需要提倡的是非相似的共通，因為唯有如此的共通才是多產富饒的。
不該任由不同來源的文化因同一化而使自身的特殊性隱沒，應因當透過讓每個共通的觀點，
對話能讓每個觀點一點一點地從自身的排他性跳脫出來；以此，
對話使得可分享的理解場域逐漸浮現，在此場域裡，每個人開始可以理解他人，
讓文化之間保持面對面，產生出張力，社群的共通也才得以因實際的交流衝撞變得更加活絡，
而這，才是現今這個時代的關鍵！

朱利安Fran?ois JULLIEN

哲學家、希臘學學家暨漢學家，是巴黎迪特羅大學特級教授，
也是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世界學研究院他者性講座教授。
他是最常被翻譯成外文的當代思想家之一，其論著已經被譯成25種語文。
Fran?ois JULLIEN, philosopher, hellenist, and sinologist,
is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at Universit?
Paris-Diderot and chair of alterity at the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He is one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s most widely translated thinkers.


張君懿
巴黎第一大學美學與藝術科學研究所造形藝術創作博士，法國魯昂藝術學院造形藝術創作碩士，
曾先後榮獲德國「格爾達?漢高」與法國「遠見與創新」獎學金，於法國人文之家世界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
師從朱利安。現從事藝術創作及展覽策劃，任教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

序
文化同一性透過民族主義之回歸與全球化之反動，今日逐漸成為全世界不得不正視之訴求。

文化同一性可說是一座堡壘，用以抵禦外來統一化的威脅，以及內部社群主義可能造成的破壞。在包容與同化之間、在捍衛獨特性與渴求普世性之間，我們究竟該如何取捨？
這項辯論在啟蒙理想廣受質疑的歐洲尤為盛行。更廣泛來說，它涉及了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化的未來展望。
然而，我認為人們誤解了一些概念，因為重點不在於造成文化孤立的「差異」（différences），而在於可使文化之間保持面對面，並運用其所製造出的張力促成彼此之「共通」（commun）的「間距」（l’écart）；由於文化的本性乃是變動與轉化，因此重點也不在於「同一性」（l’idendité），而在於文化的孕育力（fécondité），或者我所謂的「文化資源」。
因此，我所捍衛的不是無法辨識的法國文化同一性，而是法國（歐洲）的文化資源，而「捍衛」一詞既是保護，也是開採。因為，若我們明白像這樣的文化資源是源於某個語言，一如源於某個傳統、環境與風景，我們便會發現，資源人人皆可取用，它並不屬於任何人。文化資源與「價值」（valeurs）不同，它不具有排他性；它不自吹自擂， 人們也不會「鼓吹」（prêche）它。而無論人們是否願意發揚文化資源，不管是活化它還是棄之不顧， 這都是每個人的責任。
如此概念上的轉移，使我們不得不先重新定義「普世」（l’universel）、「統一」（l’uniforme）與「共通」（le commun）這三個相互抗衡的詞，以釐清它們的歧義。因為，這將在後續引導我們重新思考文化之間的「對話」（dia-logue）：dia- 意指「間距」與「緩慢演進」；logos 則是指「可理解之共通」（commun de l’intelligible），而正是此「可理解之共通」造就 了人。
否則，一旦人們混淆了這些概念，便會陷入一場註定沒有結論的偽辯。

序 4
一、普世、統一、共通
二、普世的歐洲思想基底--普世是否為失效的觀念？
三、差異或間距：同一性或孕育力
四、沒有文化同一性
五、我們捍衛文化資源
六、共通的間距

今日，這些資源受到了威脅，因此我更要予以捍衛。

我們必須抵抗前述兩大陣線：其一，以相似物（semblant）與擬仿物（simulacre）來充當普世的統一；其二，背離普世而轉向普世之對立面（「社群主義」）的共通。一方面，我們須抵抗文化的貧瘠化，須抵抗全球與商業統一化所導致的文化扁平，因為那是一個「形塑世界」（fait monde）的市場。一疊疊相同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同一時間出現在世界各地，將青少年的想像制式化， 使其相互雷同，這個現象在同一種全球語（globish） 中越來越明顯。所以我們首先要抵抗的便是這些語言，因為如果我們只說同樣的方言、如果語言之間具有孕育力的間距消失了，語言之間便再也無法相互思考：再也無法察覺各自的資源了。不久後，我們只能在同一且標準化的觀念中思考，而將刻板的思想視為普世。「巴別塔」其實是思想的契機，因為，若以溝通無礙為託辭，我們將在默化過程中任憑自己被剝奪最初存在於語言裡的思想資源：這些資源存在於語言的多樣性及其富有創造力的間距裡。若是如此，我們將不再進行翻譯，而無法處於各種語言之間蘊含孕育力的之間：之間讓一種語言的可能性能夠通過另一種語言加以檢證和發掘，反之亦然。譯者也是在之間裡，才得以從另一種語言重新打開語言，讓語言脫離成規、在語言的能力中激發更多語言。人們能夠警覺地球自然資源與「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é）的貧瘠，為何不擔心文化資源的貧瘠？

坦白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對話」本身一直受到質疑，首先是因為西方喪失了與其它文化「對話」的力量：在此之前，不僅是因為對話強大的「普世」價值，更是因為其邏輯的形式化（formalisation）使得西方無法與其它文化進行對話。西方將其普世主義強加於其他文化上，透過理性優勢來殖民其他文化。此外，在文化之間也好，甚至每個語言與文化內部也罷，權力關係的運作不曾停止，其中佔上風的貫通之理（cohérence）會覆蓋、掩埋其他語言和文化，若如此，「對話」本身不也是一個用來掩飾權力關係、具有安撫作用的詞？這難道不是企求某種虛假的異中求同？—難道它不是披著平等主義的華麗外衣？我們首先得回到這個老問題：對話會以何種語言進行？如果是在同一種語言裡進行（例如全球化的英文或全球語），預設的對話便有所偏頗：文化在同一種語言場域裡交會，亦即在該語法形式與範疇裡相遇，那麼其他語言與文化僅能從這個被視為有利溝通而被採用的共通出發，以間接的方式讓人理解其「差異」。通常緊接而來的，便是對於同一性更加強烈的要求，因為面對預先強加的統一化，這是唯一迅速的回擊。

然而，我們十分清楚，缺乏對話意味著「衝擊」或甚至衝突—我們是否能夠跳脫非此即彼的抉擇？或者，如果對話顯得像是為了避免公開暴力的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如何賦予對話一個使其更為顯要、以落實對話使命的組成內容？如果對話是個「軟弱」（mou）的詞彙，那麼我們必須賦予它有力的意涵；再次重申，最好的做法，便是直接從語言汲取靈感、探勘語言的資源。希臘文對話（dia-logue） 的字首Dia，意指間距與進展。希臘人早已知道，當對話產生間距時，對話的孕育力也會提高（例如蘇格拉底與卡利克勒[Calliclès] 之間強而有力的對話）；否則我們或多或少會說著同樣的事情，對話便會成為兩人間的獨白，精神將無法從中得到進展。而dia 同樣意指穿越空間的路程，這個空間本身可以提供一種阻力（résistance）。對話不是立即展開的，而是需要時間：在耐心而逐漸展開的對話中，各持己見、意見懸殊的對話者，才能發現彼此的立場，才能透過他者進行反思，慢慢製造出實際相遇的可能條件。對話需要展開。相對於此，邏各斯意指可理解的共通，而弔詭的是，此可理解的共通既是對話的條件，同時也是對話的目的。換言之，通過間距會產生如下的共通：每個語言、思想與立場因為他者的介入，使得某種相互理解（intelligence）能夠在變得活絡的之間裡產生，即便如此的理解從未實現（即所謂可理解的潛能）。共通不是來自於間距的消除，也不是來自於強迫式的同化，而是透過發揮間距內部張力所製造（produit）出來的：不是強加或者作為給定條件去把握的共通，而是被提昇的共通。

因為，對話能讓每個觀點一點一點地從自身的排他性跳脫出來—這不是因此跳脫自身的立場，而是從阻障其觀點、使其忽略其它觀點的立場跳脫出來；以此，對話使得可分享的理解場域逐漸浮現，在此場域裡，每個人開始可以理解他人（entendre l’autre）。然而在此，理解的作用從何而來？是什麼讓它具有約束力（而非維持一廂情願的意願）？由於每個人所鬆動的不是自身立場，而是自身立場所排除的立場，藉此—在其立場內部本身—讓自己的立場和他者的立場面對面。因為正是間距的力量讓兩者保持對峙，並且透過它所產生的張力而具有彼此撬開的能力。由此，每個人因為把他人的立場融入在自己的視域裡，而開始思考自己的立場，使其跳脫之前他視為唯一自明之理的立場。因為，人們不再單從防禦的角度思考他人的立場，而是根據他者所發現的其他可能性、透過聆聽他者，亦即從他者所構成的域外（dehors），發現自身的立場；接著在與他人立場的面對面當中， 發現自身所屬立場的單向性（unilatéralité）：每個人的立場會被打開，立場的界線會被超越—透過如此隱微的差距（décalage），立場的轉變已經發生。當然，如果對話不是偽裝或受操作，一旦對話展開且持續進行（柏拉圖筆下的卡理克雷斯[Calliclès] 寧可退出對話，或是菲利伯[Philèbe] 甚至不進入對話），那麼因彼此立場互相開啟（s’entre-ouvre）所產生的之間（正如entre-tenir〔相互支持或交談〕這個字裡的entre〔之間〕）便已形成，思想便得以在此之間重新流動、活化。因此，唯有對話機制本身是具有操作力的，而非只求順從，或只為達到安撫作用；否則，彼此之間永遠都只有強迫同化、只會有「異化作用」（aliénation），人們也將無法脫離其中的權力關係。

然而，以全球的規模來看，文化之間的對話將會以何種語言進行？如果對話只能在尚未異化的自己或他者的語言中進行，那麼這答案是簡單的：對話只能同時在彼此的語言裡進行；換言之，對話是在語言之間進行：在翻譯所打開的之間進行。這無關第三方或中介語言（尤其不是全球化的英文或全球語），翻譯即是此對話的邏輯語言。或者， 為了讓歐洲論述重新走向世界，翻譯必須是世界的語言。未來的世界應該是語言之間（l’entre-langues） 的世界，應該是能夠活化彼此語言資源的翻譯世界；而不是由某種語言主導的世界，無論該語言是何種語言。在其中，語言彼此相互發掘，同時重新發揮作用，從一種語言過渡到另一種語言。因為， 以單一語言進行對話或許極為方便，但它馬上會提出一套它的統一化。這樣的交流是容易的，但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交流，因為無論如何，將再也沒有什麼是確實獨特的。我曾說過，如此一來所有一切會立即在一種語言中整拾歸位，再也沒有打擾歸位的間距，每種語言思想（每種文化）將只基於同一性模式而執著於尋找自身的「差異」。反之，翻譯是對話基本且具有說服力的運作方式，因為它反映出總是須要不斷重新來過且永遠無法完成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不適感。但翻譯的實質效應則在於：理解力的共通可於翻譯之間產生，並於其中開展。

事實上，理解力是從語言與思想的多樣性發展而來，正因如此，它並不是一種有限且固定的知性（entendement，如同從範疇所衍生的康德式知性）。然而，如同文化之間的對話，當我們愈需要理解力來貫穿多樣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則愈需要理解力的自我提昇：使之變得更強。尤有甚者，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抗全球統一化的機會：藉由發現其他語言與文化來打開其他可通往的貫通道理，接著打開其他可理解的模式。歐洲亦然：當歐洲與其他語言和文化交會時，歐洲思想無須因推翻之前對普世主義的自足性而感到內疚，或甚至轉向相對主義。歐洲思想亦無須改變信念（去相信某種造假的「東方」），但它有機會可以從外部進行自我詰問， 從而重新建造理性的工地。因為，我之所以提出像這樣的可理解的共通（commun de l’intelligible），乃是基於邏輯的普世、深層意涵下的先驗普世，而非援引某種人或人性那種總帶有意識型態的定義。這個可理解的共通乃是人類共通之處（commun de l’humain）：人們或許永遠無法徹底相互理解，文化之間亦然，但我們仍須在原則上—如同先天的必然性（與人性的超驗性[transcendental]）—假定人們可以相互理解；假定唯有對人之多樣性進行理解（一如穿梭在不同的語言）的可能性，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