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文獻學述略--文獻傳承與文化認同研究叢書（簡體書）

在整個二十世紀里，社會文化環境隨著國家政治形勢的起伏漲落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面目迥異、寬嚴各別，這些變化對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包括小說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皆有著很大的影響，相關研究于不同歷史時期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階段性。據此，本書依據小說文獻學在縱向時標上產生演進的自身特點，將其發展歷程分成幾個相對完整的發展階段，并結合中國小說研究的整體走向，按時序先后分別給予較為詳盡的介紹和分析。對那些研究者探討較為集中的小說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鑒于相關文獻較為豐富，研究成果也比較多，本書則設立專章，進行較為全面、詳細的介紹。

苗懷明，河南平輿人。文學博士。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已出版《中國古代公案小說史論》、《二十世紀戲曲文獻學述略》、《風起紅樓》等多部學術專著，在《文學遺產》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第一章　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小說文獻研究
從二十世紀之初至1949年，這是中國小說文獻學的初創期。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文化處在極為劇烈的動蕩和轉變中。其間就學術研究而言，正經歷著從傳統學術到現代學術的脫胎換骨式的蛻變，小說研究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現著中國現代學術的新變與特色。
正是在這一時期，受異域文化的巨大影響和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向來為文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說受到空前的重視，相關研究開始起步，走進大學課堂，被納入現代學術譜系，最終得以成為一門為社會各界廣泛認可的專學，正如魯迅所描繪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引為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為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競和《詩經》《離騷》并列了。”毫無疑問，這一時期無論是在中國小說研究史上還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
第一節　中國小說文獻學的醞釀與初創
根據小說文獻學自身發展演進的特點，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界，可以將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小說文獻研究分為前后兩個小的歷史階段。
從二十世紀之初到1917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發起，這是中國小說文獻學的醞釀期。在這短短的十幾年間，于西學東漸、困境反思的特殊文化語境中，經梁啟超等先驅者的呼吁和提倡，中國文學的傳統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其標志之一就是人們對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的認識發生了重要轉變，其社會文化地位大大提升，從文學結構的邊緣被推向核心，形成并奠定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新格局。這一改變很快便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創作和研究皆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盡管梁啟超等人的觀點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功利性，著眼點主要在改造國民、救亡圖存等政治層面，而不在文學自身。但其意義卻不可低估，因為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它基本上解決了小說研究中研究對象的價值和意義問題，確立了小說在學術文化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本前提下，才會有人立志將小說研究作為終身不綴的事業，才會有人愿意花大功夫進行小說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否則，連自己都看不起小說，把它當作不登大雅之堂、壯夫不為的小玩意兒，怎么會將其搬上大學課堂，又怎么會將其當作一門學問進行研究呢？可以說，對小說認知的轉變，樹立新的小說觀念，這是小說研究成為一門專學、得到社會廣泛認可的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步驟，這一步驟是由梁啟超等人完成的。
自然，說小說研究在開創時期缺少必要和足夠的學術積累，這是就先前的整體狀況而言的，并不是說一點積累都沒有。自明代以來，隨著小說的繁榮和社會影響的增大，一些具有開明思想的文人開始關注這一領域，他們收藏、刊印了一些重要小說文獻，撰寫了一些評述性文字，有保存、傳播小說文獻之功。比如高儒的《百川書志》、晁琳的《寶文堂書目》、錢曾的《也是園書目》等私人藏書目錄就著錄了不少小說作品。清嘉慶、道光年間，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將宋本《梁公九諫》和《新刊宣和遺事》收入其《士禮居黃氏叢書》中影刻出版。不過，這些收藏和刊印更多的是出于個人的興趣和愛好，重點在宋元舊本，并沒有形成明確、自覺的學術意識。而且這些只是個人行為，不具普遍性，缺少社會共識，自然也就無法形成規模和體系。在此情況下；本來就不夠豐富的小說文獻無法得到系統、完整的保存，只能是自生自滅，散失嚴重。
進入二十世紀，在梁啟超等先驅者的大力提倡和示范下，小說獲得了較高的社會文化地位，人們的文學觀念也開始發生轉變。受這一時代文化風氣的影響，小說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刊印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有些學人開始注意搜求稀見的古代小說特別是宋元小說，將其刊印流傳，或進行小說資料的搜集、小說目錄的編制。這里擇其較為重要者，進行簡要的介紹：
一、稀見小說作品的整理和刊印
這一時期，有一些稀見的小說作品得到整理、刊印，雖然數量并不算多，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開其后小說文獻研究之先聲。舉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1911年，葉德輝刊刻《唐開元小說六種》，該書共收錄《次柳氏舊聞》、《楊太真外傳》、《梅妃記》、《李林甫外傳》、《高力士外傳》、《安祿山事跡》等六種記述唐開元間逸聞掌故的小說作品。這些作品皆出自明顧元慶輯刻的《顧氏文房小說》，葉德輝“從長沙故家購得四十種全者”，他考慮到這些小說“膾炙人口，而世鮮善本”，于是精心校勘，“刻之以公諸天下”。書后附有葉德輝所寫《考異》一卷，對作品中的異文進行考辨。
葉德輝刊印這些小說的目的和方式與以往的書坊有著明顯的不同，非為牟利，態度也很認真，比如《次柳氏舊聞》一書的校勘“以明顧元慶《文房小說》為主，參以《五朝小說》、《明皇十七事》，于其異處，條舉于后，即顯然訛誤，亦但校記以存其真”。
1915年。繆荃孫“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妝奩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讀過之后，他認為這“的是影元人寫本”，為“也是園中物”，遂將該書以《京本通俗小說》之名編入《煙畫東堂小品》叢書刊印。該書刊印后，受到學界關注。盡管后來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這是一部偽書，但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一直被視作宋元話本小說的早期刊本，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同一年，羅振玉、王國維在日本三浦將軍處發現《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小字本，王國維認為該書“與《五代平話》、《京本小說》及《宣和遺事》，體例略同。三卷之書，共分十七節，亦后世小說分章回之祖”，并感嘆道：“今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皆佚；而南宋人所撰話本尚存，豈非人間希有之秘笈乎！”羅振玉亦有相同的看法和感嘆：“平話一門，不知人間尚存殘帙否？念之慨嘆！”1916年，羅振玉將小字本影印出版。同年，羅振玉又從日本德富蘇峰處借到另一版本即大字本的《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經比對，該書與小字本“稱名雖異，而實是一書”，遂將其編人《吉石盒叢書》影印出版。該書的出版對研究宋元話本小說及《西游記》的成書具有重要意義。
1901年，曹元忠到杭州游玩，得到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話》，“顧各家書目，皆未著錄。博訪通人，亦驚以為罕見秘籍”。1917年，著名藏書家董康將該書與《剪燈新話》、《剪燈余話》、《醉醒石》等四種小說收入其《誦芬室叢刊》中，精印刊布。其中《五代史平話》、《醉醒石》兩書后還有繆荃孫所寫的跋語，其中對小說功能的體認在當時頗具代表性：“大凡小說之作，可以見當時之制度焉，可以覘風俗之純薄焉，可以見物價之低昂焉，可以見人心之詭譎焉。于此，演說果報，決斷是非，挽幾希之仁心，斷無聊之妄念，場前巷底，婦孺皆知，不較九流為有益乎？況又筆墨之簡潔，言語之靈活，又出于尋常小說者。”這也正可說明這一時期繆荃孫等人刊印上述小說的動機和初衷。
由上述介紹可以看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來，比如這一時期整理刊印的小說作品多較為稀見，其整理刊印者無論是葉德輝、繆荃孫，還是羅振玉、董康，都是當時十分有名的藏書家和版本學家，特別是董康，比較注意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文獻的搜求。也正因為他們都是藏書家，才有機會搜羅到這些珍本秘籍，才會花費很大的精力進行影刻傳布。他們刊印的小說皆十分精良，受到學界推重，成為新善本，比如胡適曾對董康刊印的小說、戲曲給予很高的評價：“董康先生翻刻的雜劇與小說，不但給我們添了重要史料，還讓我們知道這些書在當時的版本真相。”
這些學人刊刻這些稀見小說的目的，固然是出于對珍本秘籍的喜愛，但同時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時代文化風尚的影響，比如董康對小說就有著這樣的認識：“勵學之方，徑軌至繁，不宜圄于門戶，以狹其途。由經史諸子古今名家撰述以進者是，小說章回亦未可概斥為非。”在他們的身上呈現出新舊雜糅的過渡性特征。在追述二十世紀小說文獻學的發展歷程和成就時，是應該為他們寫上一筆的。
除上面所介紹者外，這一時期還有一些重要小說作品的刊印，如上海有正書局1912年將戚序本《紅樓夢》石印出版，這是脂本中第一個被刊印的版本，在《紅樓夢》流傳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還有一些重要小說集的編纂，如胡寄塵所編的《虞初近志》（廣益書局1913年版）、姜泣群所編的《虞初廣志》（光華編譯社1914年版）、吳曾祺所編的《舊小說》（商務印書館1914年版）、曹銹君所編的《古今情海》（上海進步書局1915年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