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簡體書）

《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揭示漢唐歷史變遷中地方社會與國家的關系，有裨于破解世界政治史上的一個奇跡，并將國家權力觸角有效地延伸至基層。全書運用大量文獻資料，揭示了漢唐間地方社會與國家關系的演變發展大勢，指出漢唐統一帝國的瓦解與重建，與地方社會勢力長期發育成長和演變有著不可分割的作用。

牟發松，湖北江陵人，1954年生。19了7年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1988年獲博士學位，1993年任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導師。2003年調入華東師范大學，受聘終身教授。先後兼任日本京都大學、大販市立大學客座教授，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常務理事，中國唐史學會理事。出版專著《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湖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發表漢唐史專題論文60余篇。協助業師唐長孺先生撰述其專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漢譯仁井田氏《中國法制史》，主持編輯《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與國家關系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等。

《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緒論
一、作為研究對象的“漢唐歷史變遷”
二、關于“社會與國家”
三、主要內容及分編

第一編 漢唐異同論與六朝隋唐論
一 漢唐異同論
(一)漢唐歷史的相似性
(二)漢唐歷史的差異性和連續性
(三)漢唐異同與朝代循環
二 內藤湖南和陳寅恪的“六朝隋唐論”試析
(一)後來者無法繞開的豐碑
(二)內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論”
(三)陳寅恪的“六朝隋唐論”
(四)兩氏“六朝隋唐論”之比較
(五)兩氏“六朝隋唐論”的遺產
三 唐長孺先生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唐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重讀所著三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
(一)唐長孺先生治學次第及成就述略
(二)三編論集的內容及其分類
(三)關于社會經濟的研究
(四)關于門閥士族的研究
(五)關于民族問題的研究
(六)關于兵制的研究
(七)關于思想、文化及宗教的研究(附交通、醫療史研究)
(八)三編論集的學術貢獻及治學特色
附錄一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形成和前期變化的探索之作——《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介評
附錄二 略談前輩學者對唐長孺先生治學的影響
四 《資本論》與“前資本主義論”
(一)馬克思沒有留下系統的“前資本主義論”
(二)關于馬克思“前資本主義論”的重構
(三)邏輯的與歷史的
(四)《資本論》與“前資本主義論”
五 戰後中日學界對六朝隋唐時代特質的不同把握
(一)不同的史觀和共同的參照
(二)六朝隋唐的歷史特征
(三)關于直接生產者的性質
(四)關于國家及其統治階層的性質
(五)共同體及其性質
(六)結語

第二編 漢唐歷史變遷中的地方社會與國家
六 傳統中國的“社會”在哪里
(一)“缺位”與“渾融”
(二)從國家起源說看先秦諸子關于社會與國家關系的思想
(三)中國古代與“社會”相對應或者相關聯的概念(一)：社、群、野
(四)中國古代與“社會”相對應或者相關聯的概念(二)：天下
(五)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形式
附錄三 略評日本中國中世紀研究會的共同體理論
(一)引言
(二)中世史研究會的“共同體理論”
(三)研究會“共同體理論”的特色
(四)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
(五)研究會“共同體理論”評析
七 從“移風易俗”看秦漢對地方社會的控制
(一)引言
……
第三編 士族集團的播遷和士風的流變
第四編 漢唐歷史發展的區域背景及區域互動

內藤氏指出：“要之，六朝時代，貴族成為中心，這就是中國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貴族政治就是“政治權力由貴族團體所壟斷的”的政治體制；“六朝至唐中葉，是中國貴族政治最盛的時代”?。總之，貴族和以之為中心的貴族政治，被視為中國中世的根本和象征。
“這個時代的中國貴族，不是根據制度從天子那里領有土地和人民，而是作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長期自然承續，從這種關系中形成門第”。這種“門第”的本體即郡望。其“長期自然承續”，既指“累代相續任官”?，更指基于血緣關系的“家族制度”意義上的承續?。
貴族制度也是從這種“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長期自然承續”的關系中產生的。“貴族政治時代的習慣是由貴族掌握權力……盡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認貴族的權力”。“名族在當時占有極其優越的政治地位。這就是說，當時的政治屬貴族全體專有，若非貴族，不能出任高官”。“君主在中世雖然居于代表貴族的位置”，“但既然成為君主，最終便不免成為貴族政治機制的一環。換言之，君主是貴族階級的共有物，只有在承認貴族的特權後才可以推行其政治，個人不可能擁有絕對權力。……（貴族）覺得君主不稱意便施行廢立”。“政治成為天子和貴族的協議體。……貴族并不絕對服從天子的命令”。“貴族時代，人民在整體貴族眼中視若奴隸”，或者是“貴族團體的佃農”，在文學、藝術、音樂等領域，亦是貴族的天下?。
上述內藤氏通過“唐宋變革論”所揭示的近世論，是以“貴族制論”所揭示的中世論為前提的，內藤氏的中世論，則是以他對整個中國歷史的把握為前提的。那么，內藤湖南又是根據何種理論來把握整個中國歷史的呢？如所周知，那就是作為內藤史學的理論基礎的“文化史觀”。他在《支那上古史。緒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余之所謂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他正是根據中國文化的發展諸階段及其特質，來確定中國歷史發展的諸階段及其特質，即進行歷史分期的。